老子在有周数百年专制集权的文化政治体制分崩离析之际，通过反者，道之动的言说，隐晦地表达了其理想，即期冀当下的文化政治制度，能够返回到华夏文明始源的混沌无言、自然无为状态，而这一切，都以生命能否回归到婴儿式的浑朴纯真为基点。返回生命的本初，以及与此人性模态相对应的政治文化空间上的自然无为，是老子思想话语建构的策略和目的。无独有偶，处于世纪转折点上的尼采，将其文化批判的场域回溯到西方文化的原点古希腊时代，进而将其艺术审美主义视角聚焦在酒神这一西方文化原型本身。由酒神精神达至权力意志观念，尼采所渴望回归的是感性的生命激情与本能。返回生命本身，走向生命的感性真实与多元，是尼采话语建构的精神内核。老子和尼采，以其对生命本身的守望，期冀文化历史时空能够返回到最为本真的诗意存在。他们的话语理论建构，努力向人们揭示了被遮蔽的生命本身无论是浑朴单纯还是升腾超越，无论是混沌式和谐还是永恒的悲剧冲突恰恰是不能被遗忘的。无论历史按照其所谓的进程、逻辑、必然性发展到何等地步，他们都始终将文化时空指向始源，指向唯一真实的生命本身。 一、老子的浑朴无为 老子回归生命本原的人本主义立场，是通过对有周文化政治制度的批判来彰显的。王国维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都邑者，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故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唯周独崛起西土。王国维的这一史学论创，明确标示出华夏文化政治剧变始于并定型于商周之交，而远非后世所指的秦汉时代。商周剧变这一文化历史时空定位，标划了两个性质迥然相反的所指内涵:从华夏上古时代延续至殷商的无为无言原始朴素的民主政治文化模式，有周专制集权政治制度及其文化伦理模式。故王国维接着说道:殷、周间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当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世称王。汤末放柴之时，亦己称王。当商之末，有周之文武亦称王。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浩》，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未全定也。有周以前，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而是一个诸侯联合体，殷商之主也只是天下诸侯之盟主，远非后世君王之于诸侯之于天下的君臣等级之别。有周以前的诸侯联盟，类似于今日之民主联邦政体，其间平等有序。这种政治秩序，在周初亦是如此，而这一切，在姬氏家族暴力征伐殷商的战争中灰飞烟灭，天下变成了姬氏家族的私有财产，正如《诗经》所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姬氏家族变往昔原始素朴的民主政体为中央专制集权体制，并通过家族分封，造就了一个伦理化等级化的集权社会。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在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嫡子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姬氏家族不仅在政权体制上造成了专制形态，而且实行了迥异于从上古时代延续至周的文化模式。而与这种集权体制相匹配的文化模式，便是家族伦理的社会延伸。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便是这伦理化形态的实质。人与人之间，诸侯之间的平等自由状态，变成了等级尊卑的差序之别。这就是有周专制集权制度，以及与此专制制度相补充的文化集群模式(意识形态)。在有周等级文化模式基于专制利益与专制事实所创制的价值体系中，但凡属于人的尊严与自由的东西，都被道德化伦理化，包括法律刑法。这不是一个崇尚个体，崇尚差别，崇尚多元，崇尚自由的社会，而是一个磨灭人性意识、自由意志的社会。这种专制制度和文化伦理模式，既不是源于华夏上古时期历史文化积淀的结果，也不是基于人性意识的善的表达，而是由对天下的凯觑和对家族利益的考量而人为粗暴扭转的结果。 处在有周专制集权体制分崩离析之际的老子，对此深恶痛绝。他的反者，道之动的表达，不仅将人们的视界引回到商周剧变之前的中华文明模式，同时也暗含了其对周制的拒绝和憎恶，以及突破这种文化制度对人性的异化，重新回归到人类婴儿时代的原始生命本性的理想。其小国寡民、自然无为、复归于婴儿等思想，不仅具有明确的批判周制的意义所指，更暗含了其对人性复归的希望。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在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那种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的状态早己不得而闻，但老子对人类群体早期的追忆和想象，呈现得越是素朴，便越是见出专制集权的丑陋。这同时也表达了老子对有周专制集权以前原始民主联盟的向往。而对匹配于专制集权制度的文化伦理模式，老子更是坚决地表达了其厌恶之感: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恒德不离;恒德不离，复归婴儿。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恒德乃足;恒德乃足，复归于朴。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恒德不真;恒德不真，复归于无极。朴散则为器，圣人用，则为官长，夫大制无割。弃绝窃取天下的伪善袅雄，摒弃奴化人性的文化伦理和虚伪的仁义道德，抛弃集权专制的王霸之道，回归没有被专制文化污染的心灵，恢复被自觉遗忘的人的尊严和自由意识，返回生命本身的纯真和素朴，对于追寻人类存在诗意的老子来说，这才是人类文化之正途。这种高昂的人文精神，直指不该被遗忘的生命存在。 二、尼采的感性主义 与老子处在不同历史文化时空中的被称为后现代祭司的尼采，在西方文化由现代性向后现代性转型之际，也同样将批判的视野回归到生命本身，并指向西方文化的原点古希腊时代的酒神精神。在西方文化的历史演进中，成型于苏格拉底时代的理性主义，逐渐成为西方现代性范导式思维符码，经过理性化的基督教，也摆脱了原始宗教的神秘空灵，成为现代性精神层而的主导形态。理性的乐观主义精神认定，通过对世界万物的理论抽象，能够概括出一种形而上的，超越时空、历史、现象的永恒真理，以实现人类对宇宙的主观把握。然而，理性一旦越过自身的界域，就走向了自身的反而。理性主义本体论神学价值体系，终因走向极端而走向了虚幻。理性精神的高昂，曾经作为人类自我意识、个体自由意志觉醒的标志，使人类逐渐摆脱原始蒙昧的自然阶段，摆脱基督教神学的精神专制，而走向自由。而理性一旦超出感性生命的自我实现与完成的界限，就会走向程式化、教条化，直至成为毫无生命感的僵化、虚无化，成为外在于人的感性生命本身的异化力量。肇始于叔本华的非理性主义新时代精神，正是对西方古典本体论神学的理性主义传统的拨乱反正，对长久被抑斥的感性生命的重新发现，而这至尼采始蔚为大观。 在与理性主义一脉相承的西方文明发展进程中，尼采发现了暗隐深处，不绝绵延的酒神精神。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揭示出，古希腊伟大的悲剧精神的诞生，正是在酒神与日神的永恒冲突中实现的。作为与日神相对立的酒神，在古希腊神谱中，表达了关于感性生命的一切。在古希腊传统的酒神节庆中，欢庆的歌舞，性的放纵，个体生命的狂欢，冲破了一切群体理性的规范、规则和教条，冲破了一切自然规律的束缚，使不可承受的沉重生命之身，在瞬间解放之时，显现为永恒的自由生命意志。此时，人实现了生命自身的彻底解放。宗教式地感觉到最深邃的生命本能，求生命之未来的本能，求生命之永恒的本能，走向生命之中，生殖，作为神圣的路。在尼采看来，生命之本然作为人存在的本体，才是最为真实，最为神圣的，应该得到人类的重视。在此，传统理性主义价值体系中被拒斥贬抑的感性生命本身，通过尼采对古希腊时代精神的正视与沟通，成为人存在本身的唯一真实，成为重估重建人类价值体系的唯一基点，而始于人感性生命的自我意识的理性，终因脱离感性生命本身，而成为虚幻的真实。所以，酒神所表征的感性生命，作为人存在的本体，也在理性与感性对立的轮回中，重新得到了属于自身的位置。作为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在永恒的冲突对立中诞生的悲剧精神，不再作为一种悲观厌世的艺术表达。它所指向的恰是人类永恒的悲剧性命运:人的感性生命的自我实现，总是在对一切异化生命的理性规则的反抗中纠结地行进;在永恒的冲突中，人类的自我完成也许不会有任何的结果，但这种反抗本身，恰恰是人类生命的权力意志、自由意志的张扬，是生命力强健的象征。所以，悲剧精神正是酒神精神，是人类追求感性生命自由完成的精神。而尼采由悲剧精神所生发出的艺术审美主义思想，正是对这自由感性生命本身的正视。艺术，除了艺术别无他物!它是使生命成为可能的伟大手段，是求生的伟大诱因，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无论抵抗何种否定生命的意志，艺术是唯一占优势的力量，是卓越的反基督教、反佛教、反虚无主义的力量。在尼采的思想中，艺术是感性生命意志的唯一真实表达，是实现感性生命的手段，所以，在无神的虚无时代，它成为强力生命的表征。只有作为审美现象，人在世上的生存才有充足理由。事实上，全书只承认一种艺术家的意义，只承认在一切现象背后有一种艺术家的隐秘意义如果愿意，也可以说只承认一位神，但无疑仅是一位全然非思辨、非道德的艺术家之神。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尼采的艺术审美主义思想，其内在精神视域直指生命的感性本体。其对艺术审美特质的倡扬，绝非传统艺术哲学范畴所论及的内涵，而是直接指向与理性的思辨、道德积淀力量相对立的感性生命本身。艺术审美主义因高扬感性生命本身的价值，成为丰腆完善生命的力量。 审美之于人类不可或缺的地位，就在于审美正视忠实于被理性、宗教、群体社会规则所贬抑的感性生命本身，正视忠实于理性抽象出的真理、本质、概念所无法涵括的丰富、多元、具体、流逝变化的感性生命的无限可能性。审美化的生命永远脱离于理性的圈地，追随感性生命的无意识深渊，对社会的道德伦理，既定规范，提出永恒的质疑。当理性要求生命走向规则、逻辑、必然之时，审美则毫不妥协地走向永恒地生成、偶然、自由、开放与多元。审美起于人的感性，要求独特的不可重复的生命个体最大限度地自我发挥，最后也比于感性生命的自我实现，自我完成。因此，尼采的艺术审美主义不仅在西方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指向对传统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和基督教的批判，更在人性的终极意义上，指出了人在具体的文化历史境遇中，与社会、人自身之间的永恒冲突。这一悲剧性命运，虽将人类引向了孤独无望的境地，但同时也将人类导向自身的多元与开放，以及不断地创造性完成。在尼采的艺术审美主义思想中，人的感性生命本身不再作为实现某种外在目的的手段，其自身的自我实现便是其目的。 老子与尼采的话语理论建构，虽然导源于各自具体的文化历史语境，但他们都不是现实的历史主义者。而对人类文明的历史性积淀，他们否定存在即合理这一命题，并基于对人的生命本然的敏感，而将批判的目光指向对人的自由、独立造成异化的伪善的政治文化制度。他们对生命本身理解的具体视角虽然迥异其趣，或走向悲剧冲突，或走向浑朴和谐，但其维护人生命本身尊严和自由的人道主义立场，都直接指向人类存在的诗意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