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社会转型与发展社会学范式转换

　　西部社会转型与发展社会学范式转换
　　改革开放以来，转型社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研究中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在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的基础上，“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成为表述中国社会转型路径的代表性语言，主导着中国研究的话语。深入研读相关文献不难发现，尽管学者们已经清楚地阐述了社会转型造成的社会流动、阶层分化和社会差异问题，关注到了城乡二元结构对社会有机体的破坏、中产阶级等新兴利益群体的社会功能，以及特殊利益集团造成的社会断裂和社会转型陷阱[1]等问题，但在“发展代价”和“区域差异”等研究方面还存在着很多缺陷。笔者将围绕中国现代化发展中东西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西部人的视角深入反思“区域协调发展”语境下的西部发展和转型路径，重新梳理发展社会学的理论范式，为重新认识与解读“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
　　一
　　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始于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初步成就的上世纪80年代末，近年来逐步成为热点。Victor Nee于1989年提出市场转型论，从而掀开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热潮，先后诞生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解释范式。综合起来看，关注中国社会转型的学者在研究中大都将“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政体主导的国家权力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作为一个主要关注方向。在中国的社会转型研究中，市场经济的合法性问题是另一个逐渐受到学者重视的问题，并在社会转型的实践过程中逐渐明晰化。
　　纵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轨迹：建国初期，中国的发展照搬苏联体制，建立了国家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国家计划主导着建设、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各个组成部分，也“试图通过行政手段来决定生产定额和价格，从而取代市场非人格化的、不确定的结果”。中国西部作为富于资源和广袤土地的地区，成为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主战场，自然也成为实现现代化理想和实践计划经济最富有成果的代表性的区域之一。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西北地区不仅成为工业能源、矿产资源的主要供应地，也成为石油、化工、机械制造、核工业等重型工业的生产加工基地，西北边疆还一度成为有志青年实现人生理想的最佳目的地。即使环境、生活条件等方面远远不如东部地区，但计划体制下的工资福利制度不仅没有使到西部工作的干部、工人、士兵感到不公平，反而使其产生一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荣耀感。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三线建设”时期，即使在“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之初，这种基于计划体制的发展格局和分配制度仍有效地支撑了西部的经济发展。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针对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现实，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一个大局，就是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就是，当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时期，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4]东部地区就成了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验田，各种资源包括政策、资金、人才甚至舆论等都以腾飞的速度高度集合供给，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胶东半岛、环渤海等几个重要的经济区域成为首先受惠的地区；而西部地区在这一大棋局中，自然就成为原料、资源、能源、人才甚至资金的供应基地和补给站，也必然成就了西部发展的下面“五大特点”。其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大局”中，把中国西部置于“后发展”的地位；其二，“西部计划、东部市场”的差异化经济政策，以“剪刀差”的方式直接剥夺了西部地区和企业的利益；其三，“集全国之力重点支持东部地区发展”的金融政策，严重抑制了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施政能力和企业的成长空间；其四，西部地区环境条件恶劣、经济落后，西部人“野蛮”、“封闭”、“保守”等认识，严重打击了西部人发展的信心；其五，西部民族地区“只求稳定、不图发展”的社会管理理念，直接制约了地方政府官员开拓进取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就必然形成“国家战略主导、部门各显神通；中央分配资源、地方跑部钱进；东部飞速发展、西部自然渐进”，东部已经“实现了现代化”、 西部“力争到2020年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的现代化建设格局。
　　事实上，由于体制的限制，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所能利用的有效资源，多数情况下也只能是国有垄断企业控制之外的房地产税等，邓小平战略所构想的“两个大局”中的第二个大局，即“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发展”的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值得警惕的是，虽然东部已经开始关注和支持西部地区的发展，但是由于资源国家垄断等原因，导致东部地区的资本更多还是投向了西部的房地产等可预期的盈利项目，真正能够在西部地区形成产业集群、有产业培育和再生能力的项目微乎其微，这就难免引起人们对于进一步出现“资本掠夺”现象的担忧。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使东部逐渐奠定了经济领先地位并拉大东西部差距，西部则在发展中被远远抛在了后面。这种以东部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主导了中国现代化建设30年。经济上的巨大成功背后，社会失衡、社会分化和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等一系列问题逐渐显现。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模式是一种以牺牲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的不完整的现代化，是一种典型的具有内部殖民特征的现代化，在下一个阶段的发展中，以资本为主体的东部支援（主要指对口支援之外的资本进入）可能产生的实际效果，并不亚于依附理论所提出的“跨国公司的依附”，这种依附的实际后果将是十分可怕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是“内部殖民”式的依附还是“跨国公司”式的依附，都是中央政府主导战略的直接后果，它不仅会影响到西部地区发展的现实状态，最可怕的在于它还将影响到西部地区的社会转型和发展的未来前景。
　　1.富饶的贫困。西部坐拥优势资源却不能依靠资源致富，成为发展中一个奇特的现象，“富饶的贫困”与“甜蜜的悲哀”，依然是“今天的村庄”唱着的“过去的歌谣”。
　　3.劳动力外流造成农村社会结构的破坏。在西部的发展过程中，劳动力资源的规模化流动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不仅带来了留守妇女、老人、儿童等问题，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也使得西部农村社会结构面临剧变。一方面，原有的传统文化等因缺乏青壮年继承人而遇到传承问题；另一方面，外出返乡人员给当地带来的文化冲击也动摇着农村的社会风气和行为准则。由于本地经济结构和产业基础的薄弱，西部农村大多数是跨地域的长距离流动，这就导致地域性的青壮年劳动力缺乏，也必然使地方经济发展遭遇人力资源支撑缺少和人力成本上升的窘境。
　　4.“维稳”与发展的困境。西部近年来涌现的种种群体性事件和民族地区出现的部分危害社会稳定事件，使得维稳成为地方政府工作的重点，在“稳定高于一切”的理念支配下，用于维护稳定的经费在财政支出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在不少地方官员的意识中，“只要不出事，就是最大的贡献”，“一切为维稳让道”成为地方政府必须优先考虑的事情。但事实上，西部的民族、宗教问题与西部的社会转型过程更加复杂、多样，简单的维稳思维难以应对复杂多变、力量交错的西部民族关系，加快民生建设，加快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和转型步伐，已经成为不可延迟的重要选择。
　　5.“转型”的逆反。在中央政府将西部地区视为东部发展资源基地的前提下，西部经济的增长往往是以资源的加速开发和快速向外输出为代价的。在这种情况下，西部丰富的资源并没有有效地转化为产业的优势，反而变成了另外一种类型的“发展包袱”：在还没有实现现代化的情况下却要面对资源枯竭带来的产业转型，正如中国人口结构“未富先老”的问题一样，西部地区的资源型城市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地方发展“向何处去”的问题。“社会逆转型”现象[6]是西部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困境，“未转先衰”则是一种更加复杂的“转型逆反”问题。
　　二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路径的整体设计中，现代化理论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现代化的理论思维也牢牢控制了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话语权。从上世纪50年代的“赶英超美”，到六七十年代的“四个现代化”；从8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到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消除落后、走向现代经济与现代社会始终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线。然而，在实现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巨大成就的今天，社会转型的任务依然严峻；创造了“中国奇迹”和“中国模式”的国人突然发现高速发展不仅带来经济效益，还有可能带来更加可怕、更加严重的“中国问题”：当“人口红利”即将耗尽时感受到的劳动力短缺的危机、在“自然资源”被过度开发和粗放式利用之后产生的资源紧缺危机、忽略环境保护甚至是以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的生产发展所带来的“环境危机”……加之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出口萎缩、发展速度减缓和通货膨胀，城市化进程加快引发的各种群体性事件，“土地财政”和“政绩工程”带来的房价疯涨和地方政府过度举债，种种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事实上，在长期高速增长和繁荣发展背后，困难和危机问题被长期的繁荣增长所遮蔽，忽略均衡发展、牺牲区域利益、期待以发展速度“一白遮百丑”的“线性发展”理念，恰恰是现代化理论最受人诟病之处。
　　虽然现代化理论在60年代就开始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质疑，但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模式却没能有效地吸取学术界的意见，以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设计从理念到路径都沿袭现代化理论，从而也就难以避免现代化所伴生的种种弊端。即便“区域协调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都带有明显的现代化理论特征。虽然中央政府开始意识到产业调整、资源禀赋等一系列可能改变西部发展方式的问题，但在制度安排上并没有真正顾及到西部的开发主体，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地方政府和社会公众实际的利益需求和现实参与的可能性。
　　按照依附理论的解读，西部地区的“欠发达”是与东部地区的“高速发展”和“发达”密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说西部的“欠发达”就是国家战略和东部地区“发达”的“产物”。这种状况不仅源于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实行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也源于国家在产业政策上的“双轨制”，即对原料生产企业实施严格的计划调拨，而对来自于“发达地区”的加工企业则按照“调拨价+回扣”的方式提供原料。在这种情况下，一场以“找关系”、“批条子”和“对缝”为特征的“全民经商”大戏就在中华大地展开。在这场足以撼动中国社会和文化根基的大戏中，权力主导着资源，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平等交换”成为富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法则”，并且逐步被固定化为中国社会普遍适用的“基本法则”。同样是在这场大戏中，在享尽政策、资金、市场条件、发展机会等便利之余，一些东部地区的领导、企业、社会公众还得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结论，那就是西部地区经济落后、条件艰苦，西部地区的人民既傻又笨还不开放。在这样的语境下，原本还在以西部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荣的西部学术界也开始了“思路的转向”——人们纷纷在西部人“土”的基础上去研究自己究竟“土”在那里，怎样通过“解放思想”去改变自己“土老冒”的形象等[7]。源于国家战略和政策导向而产生的“落后”和“欠发达”，被建构成普遍接受的通则式的“西部话语”，这不能不算作西部人的另一种“悲哀”。
　　在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中考察西部地区的发展，我们不仅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中的确存在“中心—边缘”的制度架构和现实格局，也能在这种关系结构中感受到实际存在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是通过中央政府这支“有形的手”建立在统一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之上的，同时，中央政府也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对这种不平等的经济结构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补偿；但是，这些建构在制度和宏观政策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格局对于西部的伤害是触及筋骨的，也是长期的、稳定的，并不是简单依靠“救助与救济”式的方法就能够解决和改变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在实际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发展层面的两大区域之间实行相同的经济政策，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的表现。典型案例如东西部的高等学校，在优先发展东部的政策条件下，当大量的西部人才甚至是优势的学科资源都已经集中流向东部院校之后，再实行“东西部高校均衡发展”的“国家战略”，以统一的政策、相同标准的资源配置方式，要求西部高校和教师与东部一样参与所谓的“公平竞争”，这即使不是一种戏弄，也形同一种嘲讽。病态的竞争产生的结局一定也是病态的。
　　在中国现代化的整体结构中思考西部的发展问题，我们明显看到了中国社会实际上也存在着“中心”、“半边缘”和“边缘”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不同的是，这种结构并不是世界体系理论所指称的在世界范围内用以代表少数富裕国家、最贫困国家和介于二者之间的国家和地区。对于中国的社会结构而言，在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国有垄断企业构成了事实上的最富裕的利益集团，他们不仅可以借助“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直接控制中国境内的所有资源，进行开采、开发、分配和经营，还能够以国有企业强大的资金和信用介入他们认为有前景和效益的产业。在这种情况下，处于绝对劣势的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往往只能以争取到国有大中型垄断企业的投资项目作为自己的政绩，因而，尽心尽力地讨好垄断企业，“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的“条件”，包括牺牲一些地方利益（土地、资源、环境、利润分配、配套条件等）。相对于国有垄断企业，东部地区的政府和企业没有垄断地位和强势手段，他们充其量只能算是处于“半边缘”状态的“次强”力量。但对于西部欠发达地区而言，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和强势企业与处于“中心地位”的国有垄断企业一样，也参与到“开发”和“经营”西部资源的过程中，他们也自然地成为西部地区地方政府主动争取的“财神爷”。尽管他们的“投资主体”地位并没有中央垄断企业那么“强势”和“真实”，但在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吸引外资”、“项目带动”政绩观的拉动下，这些“外来的和尚”所念的“经”的确比本地的企业要“好听”得多。例如，西部地区的“博览会经济”中见诸报道的“签约项目”和“签约金额”多得惊人，如果要把某一个城市近几年博览会（贸易洽谈会等）连续的吸引投资数额加起来，人们就会发现完全可以造一个全新的城市了。而事实上，这些所谓的“外资项目”实际上相当多使用的还是当地的贷款额度和地方政府的信用担保，实际的“投资”能占到项目所需资金的30%已经相当可观，辉煌“政绩”掩盖不住东部地区政府和企业前来“淘金”的现实！
　　按照世界体系理论的解释，边缘地区的不发达并非仅仅是中心地区扩张的结果，而是中心扩张、边缘的内部经济和社会结构以及发展政策等因素共同造成的。世界体系的异质性和多元性是由于生产分工而导致的，因此，要改变自身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位置，完全取决于生产分工的模式。就中国现有的社会体制和运行机制而言，要改变中国现代化的整体格局十分困难，因为“国家所有—中央集权—国有企业负责开发和分配”的整体结构是很难改变的。这些资源的开发者、分配者本身就是以营利为目标的经济实体，他们依托国家权威合法地获取了资源的开发权和分配权，又依托国家获得了几乎无穷大的财力，因而在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几乎是战无不胜的。即使是开发西部这样的国家战略，开发的主体也是“国字号”的经济大鳄，他们利用自己的双重身份，当需要控制资源时他们代表国家，当需要分配经济利益时他们又是企业，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特殊利益需求随时转换角色，进而达成自身的现实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指望由他们规划、设计、开发的项目，能够在西部地区形成有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和具有可持续性的生产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让这些垄断企业的最高负责人同时担任地方政府的行政首长。但遗憾的是，这种做法也是被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所抛弃了的一种“过时”的做法。
　　三
　　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区域发展的“主体自决”，就成为解决西部地区被边缘化的最有效的方法。所谓区域发展的主体自决，是指在发展进程中充分尊重不同地区政府和社会公众对于自身发展的自决权，真正使发展的“区域法人实体”成为有权利参与发展战略规划、设计和开发的“法人主体”，使“当地人”有可能成为本地区发展的战略规划者、资源支配者和利益分配者，通过保证他们平等的参与权来实现整个经济体系中分工结构的调整和改变。具体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整体结构中，就是要求中央政府通过改变对于自然资源的控制方式，将自然资源从法理上“让度”（或是还给）给所在地方的政府，承认地方政府和全体人民对资源的所有权、开发权，国有企业通过向地方政府购买开发权的方式共同开发、共同享有资源的支配权和利益分配权。这样，既能够保证中央政府对资源的有效控制，限制地方政府为了短期利益随意掠夺性地开发，又可以充分调动处于“边缘”地位的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自觉地围绕资源禀赋设计具有可持续性的产业发展规划，培育支撑地方产业发展的产业结构，摆脱“被支配”的困境，从而实现沃勒斯坦所期待的，使“边缘国家”和“边缘地区”通过结构位置的流动而上升到半边缘、甚至中心的位置。这不仅是边缘化地区的强烈期待，也是中国社会完整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实现“边缘国家”或“边缘地区”区域发展的“主体自决”，有赖于对发展理念的重新理解，也有赖于“发展社会学”范式的转变。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看，中国西部的发展困境和面临的问题已经很难用单一的发展理论做出解释，这种发展的困境不仅是制度化的，也是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被再生产出的更多非预料性的后果，如贫困的依赖问题以及社会转型的“逆反”问题，并杂糅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种种因素。面对20世纪晚期以来中国西部面临的快速而深刻的社会变迁，质疑现有的发展理论是否依然适用，能否有效地解释这些新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困局非常重要。社会学家们还需要进一步追问：我们的“发展”到底发展了些什么？如何从更长期、更广泛的视角来反思中国的发展及其代价问题？
　　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需要进一步构建本土化的理论来解释复杂的转型现象。虽然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还存在着经济与社会发展、城市与乡村发展、东部与西部发展严重不平衡的问题，均衡发展作为一个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问题将长期存在。因此，从发展社会学的视角对中国的发展方式进行审视、研究和总结，不仅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基本任务，而且是可能影响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和最终实现的重大课题。与此同时，对于西部社会转型的研究，能够使我们站在西部人的立场，从西部自身的发展入手，在东西部发展的对应关系中进一步反思现有的现代化理论，寻找适合解释西部问题的发展社会学理论。这样的理论尝试不仅是探索本土化的发展理论的过程，而且将成为对现有的以西方话语为主的社会理论的一种挑战。正如社会学家 Outhdash;现代两分法转向多元分析、从中心转向边缘、从西方话语转向本土经验。笔者将这种视角转换的研究归纳为“西部社会学”的视角，这种视角将是一种多元化的、跳出单一的两分法和简单的依附观念去寻求整体发展的视角；是一种在全球化背景下依托本土经验、直面西部问题、从边缘立场反观中国现代化方式与代价的视角；是一种摆脱了精英集团的理念、思维逻辑和分析方式，而从底层和地域性的立场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视角；是一种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传统和制度结构等因素入手，深入探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发展路径的视角。唯有如此，才能准确理解和合理解释中国社会的转型困境，为发展社会学理论做出本土化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