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家庭伦理在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嬗变

　　儒家家庭伦理在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嬗变
　　染和家庭故事的探索。
　　通过上述语料库的定量分析，进一步证实了谭恩美是一位擅长以中国为背景讲述家族故事的华裔作家，其作品《接骨师之女》是一部探讨家庭伦理的家族小说。谭恩美对东方家族史和血脉史的书写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西方读者的猎奇心理，难免具有东方主义之嫌。但是在力图隐匿其中国文化身份的同时，她仍然部分保留了中国家庭的传统美德。通过对中西方家庭伦理冲突的描述，可以发现作者对待中国儒家家庭伦理的矛盾情感：有反思也有传承。
　　二、对儒家家庭伦理的反思
　　华裔美国文学对中国儒家家庭伦理进行了反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通过呈现女性大胆追求婚姻自由的悲剧，揭露了儒家家庭伦理关照下的包办婚姻对女性的迫害。第二，通过描写母女之间的矛盾冲突，抨击儒家家庭伦理赋予家长的专制权力对子女教育和个性发展的阻碍。
　　“父为子纲”的家庭伦理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体现了儒家家庭伦理的基本原则之一。在《接骨师之女》中，茹灵在十四岁时就有媒人来提亲，她不曾关心过未来的夫君是否聪明和善，是否上过学，她更看重的是张家的气派和张太太的珠玉缠身。她从未憧憬过浪漫的爱情，她更关心的是和张家联姻，就可以搬到京城去住。可见，恋爱在当时青年男女的婚姻中是微不足道的，父母的约定才是联姻的基础。因为惧怕宝姨的鬼魂，张家要求高灵顶替茹灵出嫁。刘家并没有反对，刘母认为张家还肯娶高灵已经非常幸运了。从此，年幼的高灵便步入了不幸的婚姻，丈夫是个吸食鸦片的无赖，直到高灵逃离张家，依然摆脱不掉他的纠缠。高灵是旧中国婚姻模式的牺牲品，为了挽救家族命运，她只能牺牲自己的婚姻幸福，听从长辈的安排，在张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谭恩美通过对“茹灵”和“高灵”两姐妹悲剧性的描述有力地抨击了儒家体制下的旧婚姻模式。
　　年幼的茹灵和高灵是不幸的，作者还塑造了“宝姨”这个追求人格独立，大胆反抗封建家庭伦理的女性形象。宝姨的婚姻观与同时代的女性迥然不同，却与西方女性颇为相似。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她读书写字、习诗猜谜、精通医术。她挣脱了深闺的桎梏，抛头露面，帮助父亲打理生意。当张老板要纳她为妾时，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你要我给你做妾，娶回去伺候你老婆。我可不要做这种封建婚姻的奴隶”。宝姨的宣言掷地有声，这是女性追求自由，对腐朽家庭伦理的大胆反抗。当她与心上人一见钟情的时候，她把握机会，勇敢地表白：“真是老天有眼，把你带到这里来了”。不可思议的是，在成亲前她便与未婚夫偷食禁果，这与贞洁守旧的封建礼教背道而驰。然而，选择嫁给自由恋爱的对象却使她遭遇了灭顶之灾，成亲当天，她丧父丧夫，而未婚先孕的事实又剥夺了她做母亲的权力。她只能委曲求全地寄住在亡夫家，以下人的身份照顾自己的亲生女儿。宝姨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与儒家文化全然相悖的反叛女性，但是在当时的社会里，这种无畏的反抗使她家破人亡、失声毁容，使她注定无法逃脱悲惨的命运。
　　谭恩美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反思，还体现在封建家长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上。儒家文化要求子女除了赡养父母，更重要的是对父母要服从和敬畏；而美国的子女耳濡目染的是自由平等的思想，并非孔孟之道。“母亲与女儿之间的冲突很多时候是精神层面上的分歧，女儿认为母亲的思想行为是荒谬怪异的，谭恩美把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母亲和美国长大的女儿之间的矛盾冲突归咎于中美文化之间的对立。”谭恩美以美国文化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儒家的传统教育，她认为中国家长教育子女的某些方式是不科学的、专制的、落后的。
　　母亲茹灵在中国历经磨难，她漂洋过海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把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到了女儿露丝身上，但是女儿却渴望挣脱母亲的束缚。在女儿眼中，母亲是迷信古怪、无法沟通的，母爱是对自己个性的压抑。茹灵时常把鬼魂和死亡挂在嘴边，给女儿灌输神灵之说。茹灵对女儿严加管教，禁止女儿玩滑梯，但女儿执意从滑梯上冲下来，即使手臂骨折，仍感到无比的骄傲和兴奋。茹灵无视女儿的隐私权，偷看女儿日记，不许女儿抽烟，露丝对此无法容忍，她理所当然地认为：“我是美国人，我有隐私权，我有权利享受快乐，我不要你管”。这种有声的抗议与儒家孝文化背道而驰，从而导致母女关系的失衡。在故事的结尾，露丝看了母亲的手稿，她重新审视母亲，反省自己，终于冰释前嫌，与母亲相互取得了谅解。我们可以看到，谭恩美笔下的中国母亲惯用的教育方式是告诫与责备，她
　　们一心一意望女成凤却丝毫不尊重女儿们的意愿，这与美国的教育理念格格不入。女儿在青少年时期对母亲的恨多于爱，成年后女儿终于理解了母亲的爱。作者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她冷静地批评了中国家长专制落后的教育方式；另一方面，母女和解的结局在某种程度上又体现了其“母爱女孝”的伦理思想。
　　对儒家家庭伦理的传承
　　中国家庭伦理强调家庭本位，即在个人与家庭的关系上，个人服从家庭，注重家庭的利益和团结。西方家庭伦理强调个人本位，注重个人的利益与自由，要求家庭服从个人。谭恩美不喜欢被贴上“少数族裔作家”的标签，她坚称自己是讲述美国故事的美国作家。的确，谭恩美接受的是完整的美国价值观，她和其他美国人一样崇尚自由和独立，但是父辈的影响和华裔身份使她有着与生俱来的家庭意识。因此，她笔下的人物在具备“个人本位”的美国特征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传承了“家庭本位”的儒家伦理观念。
　　露丝与两任男友保罗和亚特的相处表现出了家庭本位伦理观念在华裔后代身上的传承与延续。当保罗突然宣布要去纽约工作时，露丝感到吃惊和失望，露丝认为保罗应该事先和自己商量，而且她舍不得离开母亲和朋友，但保罗则习惯以自我为中心，他认为去纽约工作是他个人的事情，不需要征求他人的同意。两人看似简单的分手体现了中西方家庭伦理的差异。露丝的现任男友亚特是个美国白人，他的“不用负责任”的婚姻观让露丝缺乏归属感。在与亚特长达十年的同居生活中，露丝默默地奉献着，她负责照顾亚特前妻的两个女儿，帮助亚特处理家务琐事，并支付家里大部分的开销。但是对于她的付出，亚特却没有丝毫感激，反倒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露丝早上总是最后一个使用卫生间，却往往因为时间不够而不得不蓬头垢面地送两个女儿去上滑冰课。露丝去超市买菜，她会选择亚特爱吃的鲈鱼而不是自己爱吃的大虾。亚特的父母更钟爱前白人儿媳妇，他们从不肯把露丝正式介绍给其他人，他们更希望露丝只是亚特生命中的过客。即使这样，露丝也尽量和亚特父母保持友好关系。虽然身在美国，露丝对中秋节仍然有着无法割舍的情怀。她非常重视家庭聚会，很高兴能把亲朋好友聚到一起，共享天伦之乐。但是亚特并不理解中秋的含义，他觉得只是吃一顿饭而已，没有必要小题大做。露丝自视为“真正的美国人”，但是她以家庭为重心，忍辱负重，习惯在家庭矛盾中做出妥协和让步，这是诠释家庭本位伦理观的最好例证。
　　在故事的最后，亚特极力挽回和露丝的关系，他一改往日“个人本位”的作风，为露丝出谋划策安排茹灵的晚年生活，并主动分担养老院的费用。可见，谭恩美以东方的视角反观西方家庭伦理的同时，对西方家庭伦理也寄予了东方的曙光。
　　四、“育婴堂”：华裔美国家庭伦理的理想建构
　　谭恩美在剖析中西方家庭伦理利弊的基础上，以双向审视和批判的立场，尝试在作品中创造了梦想家园“育婴堂”，实现了华裔美国家庭伦理的理想构建。育婴堂是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建的一所孤儿院，宝姨死后茹灵凭借自己的中文功底在育婴堂得以栖身。在这里，茹灵与地质学家潘开京自由恋爱，共结连理；茹灵与公公潘老师相处融洽，共同探讨书法，欣赏音乐；茹灵与高灵相聚，姐妹重归于好，相伴终生；茹灵与大家一起学习圣经，一起排练话剧，一起劳动，真正实现了“我们学习，我们进步，婚姻大事我们自己做主，我们工作，自谋生路，旧命运就把它抛在脑后”。在这里，年长的孩子照顾年幼的孩子，健全的孩子照顾残疾孩子，长幼有序，责任分明，大家相互扶持，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在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大家庭里，夫妻相亲相爱，父慈子孝，姐妹情深。在这个大家庭里，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得到了同样的尊重。
　　华裔美国文学经常通过华裔家庭中的伦理关系来反映儒家传统文化与西方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华裔作家在背离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尝试让西方读者更多地了解儒家文化，但是，儒家伦理在华裔美国文学中正悄无声息地经历着一系列嬗变。谭恩美透过中西方文化的双重视角，在摒弃儒家家庭伦理和西方家庭伦理的糟粕和保留其各自精华的基础上，创建了新的华裔美国家庭伦理，实现了家庭伦理的理想建构，彰显了华裔后代期望中美文化趋于融合的美好憧憬。同时，我们还须认识到：中国儒家文化在西方的异域文化语境里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研究儒家家庭伦理在华裔美国文学中所遭遇的文化冲突，对于我们探索中华儒家文化如何在全球化的语境中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