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中国新式工商企业对清朝政府的报效

　　     内容 提要：本文探讨了一个尚未受到学术界关注而实际 影响 相当大的现象，即 中国 晚清封建 社会 中政府通过种种方式向新式 企业 勒索无偿报效的现象。本文全面 分析 了晚清社会中各个行业各个领域中报效现象的状况以及这种现象产生的 理论 、 历史 和社会认识原因，揭示出这种因素直到今天依然对我们的社会发生影响作用，近年各地屡禁不止的乱收费、乱摊派现象就是其明显的表现现象之一。
　　关键词：晚清政府工商企业报效
　　＂报?quot;顾名思义，一般是指某些地位低的个人或集团向同一社会中地位高的个人或集团所作的贡献或贡赋。其起因，可能是地位低的一方由于获得地位高的一方给予的某些特权和照顾，从而不得不作出回报。也可能是地位高的一方利用权力和地位向低的一方要求的无偿奉献。在这里，报效可能出于自愿和主动，也可能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而成为被迫和不情愿的行动。报效在中国始于何时，已难以查考，但在晚清的这段时期，新式工商企业向清朝政府提供报效，却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对于企业来说，更 发展 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和被迫的、难以逃避的义务，甚至演变成为一种阻碍和限制中国新式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报效在外国是否存在以及性质与中国的是否相同，限于学识，笔者不敢妄言。但是报效在中国尤其是晚清时期表现的特别鲜明这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对报效这种现象进行分析和 研究 ，不仅可从这个角度加深理解晚清新式工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遭遇到的困难和障碍，而且可以加深对中国传统社会?点的理解。
　　一、晚清新式企业对清朝政府报效的典型事例
　　在分析报效现象之前，有必要选择某些典型事例，简单的回顾一下晚清新式企业向清朝政府进行报效的状况。因为晚清新式企业对清朝政府的报效，其类型并不是统一和前后一致的，简单的说，大体可分以下几种情况：
　　1、企业在成立和开办时，得到过清朝政府垫借资金和某些其它方面的特权和优惠，开办后效益又比较好的类型。在这种类型的企业中，轮船招商局、漠河金矿和电报局可以说是明显的三例。现从史料中整理出这三个企业向清朝政府提供的有明确年代和资金数字记载的报效部分，列表如下：
　　晚清招商局、漠河金矿、电报局报效清朝政府资金统计表
　　年代 轮船招商局 漠河金矿 电报局 备注1885 年 17250－66666 1887 年 80450－129866 见 说明4
　　1888 年 63200
　　1889 年 9000 63200
　　1890 年 20000 9000 63200 1892 年 12000 63200 1894 年 55200 108000 63200
　　1895 年 396300 63200
　　1896 年 80000 300000 63200
　　1897 年 80000 63200
　　1898 年 80000 97094 63200
　　1899 年 140000 163847 116533 1901 年 140000 116533
　　1902 年 194800 116533
　　1903 年 80000
　　1904 年 110000
　　1905 年 85500
　　1906 年 105500
　　1907 年 85500
　　1908 年 85500
　　1909 年 85400
　　1911 年 11000
　　说明：
　　1、表中数字的单位，轮船招商局和漠河金矿为银两，电报局的为墨西哥银元。
　　2、为简明起见，表中列出的数字，都是企业各项报效数字的合计。如轮船招商局1904年的报效数字，就是招商局向学校、北洋兵轮、商部和其它地方报效数字的总和。
　　3、这里出现两种数字的原因，是因为有最高和最低两种估计数字的缘故。
　　4、这年数字偏大的原因，是因为该年是清朝政府规定一等官报免费和一等官报半价的交替年份，这里可能有重复 计算 ，因而数字偏大，但并不影响对报效现象的总体观察。
　　2、第二种类型是新式企业在兴办过程中垫有官款，此后在经办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而需改组，或在经办过程中由官办改为商办时，除了对其中官款的归还作出明确规定外，对企业的报效也作出明确规定的类型。这种类型的企业中，湖北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是比较典型的例子。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的前身汉阳铁厂原是官办，后因经费困难而官费又难筹，遂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奏准清政府于1896年改为商办。在清政府批准将其改为商办时，对于过去官办 时代 已花费的官款＂库平银5586415两＂，清政府决定的归还办法是，＂从前用去官本数百万，概由商局承认，陆续分年抽还。＂具体做法是：＂俟铁路公司向汉阳铁厂定购钢轨之日起，即按厂中每出生铁一吨，抽银一两＂的办法，＂即将官本数百万抽足。＂但与此同时，却又把这种办法作为此后企业报效的制度固定下来。具体规定为，在官本还清以后，＂仍行永远按吨照抽，以为该局报效之款。＂这一点，同此前清朝政府规定电报局以免费拍发一等官报，＂陆续划抵＂电报局所用官款，＂俟此项抵交完毕，别无应还官款＂时，＂则前项官报亦不领资，以尽商人报效之忱……＂的规定如出一辙。上海机器织布局经过筹备于1890年投产后，1893年即因火灾被焚。事后清查该局官私股本及债款约110万两，但火灾后所余机器、地基和所存花布等项合计不过值40余万两，损失70余万两。李鸿章事后在恢复纺织厂的计划中，除了准备在上海再设立一个＂官督商办＂的纺织厂外，同时计划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地设十个商办分厂，并把上海机器织布局＂被焚无着各款＂的损失，采取＂悉归以后商办各厂，按每出纱一包提捐银一两＂的办法，＂陆续归交…＂。上述这种类型企业报效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承办新式企业的人不仅要承担报效清朝政府的责任，而且还要承担起企业官办时期遗留下来的债务和损失。
　　二、报效现象的特点及对新式企业的影响
　　从上引报效统计表和史料中，大体可看出晚清新式企业对清朝政府的报效具有这样一些特点：
　　2、清政府在要求新式企业提供报效时，企业完全没有商量和讨价还价的余地，被强制和命令的色彩很浓。1895年前，清政府的财政收支大致尚能平衡，但企业就已不得不根据清政府的规定付出代价提供报效了。1895年中日战争清政府失败后，清政府战费、赔款数量巨大，财政状况日益困难，向新式企业勒索报效遂成为清政府解决财政困难的措施之一。1899年，清政府派钦差大臣刚毅南下＂彻查＂招商局和电报局，将＂历年收支底册……一并彻查。＂规定＂除股商官利外，所有盈余之款均著酌定成数提充公用。＂把企业的报效形成为制度并固定了下来。在这个过程中，招商局和电报局根本没有商量和讨价还价的余地。另外，正如上文所举通商银行和小轮航运业的例子那样，提供报效和报效额的多少，还成为1895年后清政府批准企业开办的前提条件之一，企业同样没有拒绝和反对的可能。很明显，在这里，实际上是清政府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在向新式企业要求无偿奉献，或者称做勒索也未尝不可。
　　3、第3个特点，是被要求向清政府提供报效的企业范围逐渐扩大。早期提供报效的企业仅限于官督商办的企业，象上举轮船招商局、漠河金矿、上海织布局、电报局等等企业均是官督商办性质的企业。1895年后，随着清政府对民间兴办新式企业禁令的解除，被要求提供报效的企业范围遂扩大到民间企业，上举小轮航运业需提供报效才能得到批准开办就是典型的一例。
　　漠河金矿的情况也十分类似于招商局。漠河金矿从开办之初，清政府即对其定有报效的比例数。此后，从1896年起，清政府一再提高漠河金矿报效军饷的数额，报效额的提高导致漠河金矿的利润大幅度减少，资金的拮据使得气候恶劣，交通极为不便的漠河金矿办矿条件无法改善，利润减少导致漠河金矿的工人散失，产量降低。到1899年时，漠河金矿的没落状况已不得不迫使直隶总督向清政府上奏，请求减少漠河金矿的报效数额，上奏中针对高额报效对漠河金矿发展造成的困境指出，高额报效虽然暂时会使国家得饷稍多，但＂亦仅一时之利，而非久远之谋。此后局用愈窘，措手愈难，……势必停办而后已。＂他针对漠河金矿的性质进一步指出：＂漠矿本系招集商股，而办矿尤资人力，必有股利花红，始足振兴商务，……无股利则股商觖望，商务有碍；无花红则人心解体，谁共图存？＂但漠河金矿在短短11年中报效金额超过自身资本6倍的状况，已使得漠河金矿的衰落成为无可挽回的事实。
　　因要求高额报效使得企业在筹办期间即陷入困境，甚至几乎流产的事例，最典型的莫过于中国通商银行的遭遇了。如上文所说，盛宣怀在把请求清政府批准中国通商银行开办的呈文和章程送交上去后，总理衙门以报效额太少等等理由予以严厉的驳诘，并要求盛宣怀转饬通商银行各商董，重新＂详筹妥议＂修改章程。这一消息传出后，情况正如盛宣怀在给李鸿章的电文中所说：＂银行股份二百五十万本已齐集，驳诘交到，纷纷谣言，谓此行办好官必苛求无已，退股者不少……＂。商人原来就害怕银行开办起来后会遭到清政府的勒索而不敢投资。这样一来，十余天的功夫，＂商股退出六七十万＂，筹办中的通商银行面临垮台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盛宣怀为了挽回颓势，一方面向李鸿章、翁同和、王文韶、荣禄等支持他的清朝大员去电请求向清政府进行疏通，强调＂华商气散胆小，本不易合，原议悉照汇丰初开时办法，势难过于抑勒。此事若使聚而复散，铁路招股更难。＂要求＂俯念商务成败所关，迅赐核准见复，俾得早日晓谕华商赶紧收股开办……＂。另一方面，盛宣怀再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去电，说明＂此行虽蒙存款百万，系商人包缴官利，官不任害，若过于抑勒，谁肯以私财而入公司。中西银号、银行皆无报效，今值招商伊始，遽加苛绳，商情十分疑虑。＂并强调已与众商董商议：＂凡可通融者俱已遵照，实做不到者，势难勉强。＂进而请求总理事务衙门，＂可否俯念此行颇关商务大局，即赐核准，以免中堕，贻笑外人。＂同时，盛宣怀还采取以退为进的办法，以从此不管银行事务为要挟。此时由于英、俄等外国势力加紧了觊觎中国银行权利的活动，清政府耽心外国银行势力乘机而入，才使得总理衙门对通商银行章程的修改不再坚持，通商银行在原定开办日期推迟一个多月后，才终于得以成立开业。
　　这种现象说明，这期间增加的主要是小轮船公司和小轮船。虽然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中国轮船公司没有清政府财政补贴，外国轮船公司又垄断了中国江海航线，因而难以顺利发展起来的状况有关，但正如前述，新成立的中国轮船公司既要交厘金又要向清政府提供报效，难以与既不需交厘金又不用提供报效的外国轮船公司竞争也是明显的事实。在这里，向清政府提供报效对中国轮船企业发展带来的消极作用，已是不言自明的事情。 
　　三、报效现象出现的原因 分析
　　在对报效现象进行了如上的观察和分析后，人们很容易便会发现，清政府在要求新式工商 企业 报效时，认为这是理所应当和理直气壮的事，同时也看不到商人和新式企业的经营者认为这是于理不合和反对的记载。顶多只有认为报效太多因而陈述理由要求低减，或者采取转移资金附股外商以及私相分配等等消极手段进行对抗的记载。那么，这是为什么呢？显然，这里存在着一个需要解决的 问题 ，也就是说，应当分析和探讨清政府向企业要求报效的理由和根据是什麽的问题。笔者认为，造成报效这种现象的原因虽然很复杂，但分析起来，与下面列举的三方面因素应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1、从 理论 方面看， 中国 古代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认为国家所有的一切，都是皇室的财产，在理论上皇帝可取用国内的任何财产，而不发生所有权问题。正因为认为皇帝是全国物资财富和生命财产的拥有者，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的传统看法根深蒂固，所以在要求企业报效经营利润时，清政府认为具有充分正当的理由。
　　3、除上述原因外，晚清政府中普遍存在的对商业利润与国家富强关系的错误理解，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认为西方国家富强，是因直接分享工商企业所获利润的缘故。关于这一点，典型的史料可举1881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向清朝政府所上的奏折为例。在奏折中，他对新式企业兴办与国家富强间关系的看法是：＂泰西各国以商而臻富强，若贸迁所获，无舆公家，自别有剥取之法，否则富强何自而来？他把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看成是父母与孩子的关系，认为父母帮助孩子赚了钱，孩子回报父母是理所当然：＂在朝廷以父母之心为心，以我自有之利为外人所得，遏若为子弟所得，是以提之挈之，不遗余力，顾为子弟者，以父母之力而有是利，独不稍为父母计乎!＂他认为，在政府以各种手段帮助企业，＂以官力扶商＂之后，为商的也应该以所获利润回报政府，＂以商力助官＂。刘坤一的这些话，相当典型和代表性的反映了清朝政府对新式工商企业和对其所获利润的看法。而且，这种看法是一种普遍和长期存在于清政府之中的顽固认识，这从时过18年的1899年，清朝大臣徐桐在要求对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和开平矿务局进行＂彻查＂，要求对其所获利润＂酌提归公＂时所上奏折的议论，与刘坤一的看法如出一辙上得到证明。徐桐在奏折中认为，＂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及开平矿务局近年获利不赀，而盈余利息如何酌提归公＂，却＂未经议及，是徒有收回利权之名，并无裨益公家之实＂。因而要求清政府＂责成办理轮船电线事务大理寺少卿盛宣怀督饬在事官商人等，迅将经管各项近年收支数目，亦限三个月分析开具清单，酌定余利归公章程，专案奏明请旨定夺＂。从徐桐奏折的强硬口气中，我们完全可以体会到清朝政府中这种认识的普遍和力量之大。而且，从这些史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当时的新式工商企业并没有独立地位，政府可以象父母教训孩子那样对企业指手划脚，甚至可以随意派人检查企业的帐目，企业无法反对。这种现象必然给晚清新式工商企业的经营和 发展 带来消极的 影响 。
　　四、小结
　　在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报效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即已存在，晚清新式企业在兴办时，整个社会的观念和结构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近代财政体制更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条件下，清朝政府要求新式企业同过去的特权商人一样要上交报效，从清朝政府的角度看并非不能理解，尤其是1895年以后，由于战争赔款的沉重负担和财政状况的日益困难，向企业索取报效并形成为制度，更成为清朝政府减轻财政负担的办法之一。但是，这种做法必然对企业中的商股造成伤害，从而影响商人兴办新式企业的信心。投资外国在华企业＂附股诡寄＂经营现象的大量出现，可以说就是商人对政府缺乏信心，进而进行对抗的典型反映。
　　报效现象在晚清中国社会大量存在的事实，说明当时中国虽然兴办了一些新式企业，但是相应的新式企业制度并没有建立，更谈不上健全，政府依然用传统的眼光看待新式企业，商人的权利也没有 法律 制度的保护。 现代 社会中政府和企业之间通过法律制度相互确定自己责、权、利情况的现象并不存在，还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中，但是，这种模糊状态必然给当权者提供便利而对无权者造成损害，晚清新式工商企业被迫向清朝政府提供报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而且，报效现象给商人经办新式企业积极性带来的打击，再加上当时外部条件如 政治 环境不安定，外国势力的竞争等等，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终于导致中国走向近代社会的步伐十分困难和迟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