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西汉初期的黄老管理实践及其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西汉黄老管理无为
　　论文摘要：西汉初期，黄老管理实践盛极一时，并取得了社会经济全面复兴、人民生活富足、天下大定的巨大成功。深究黄老管理实践中的具体措施，主要表现为：在管理的过程控制中，强调清静无为，与民休息；在管理的原则上强调从民之欲，宽政爱民；在管理者的道德要求上，强调谦恭俭约，以德化民。汉初黄老管理对我国当前改革公共管理模式、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公务员素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西汉初期的黄老管理实践是道家管理思想的伟大尝试。早在刘邦人驻咸阳之时，鉴于秦朝暴虐的有为管理的失败教训，张良就建议刘邦宜缟素为资。今始人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刘邦接受建议，比较注意节俭，为后来实行黄老管理埋下了伏笔。惠帝二年，力行黄老管理而使齐国大治的曹参继萧何为相国，即把黄老管理方式推行至全国。之后，由于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静无为，窦太后好黄老言，不说儒术，因此，在上层管理者的自觉遵行和提倡下，黄老管理在汉初六七十年间盛极一时，取得了巨大成功。
　　一、清静无为，与民休息
　　基于长期战乱引发的人口锐减，经济凋敝，府库空虚等社会客观现实，汉初政府在实践中选择了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黄老管理方式。
　　黄老管理直接表现为管理者不扰民的各种无为管理举措。早在刘邦做皇帝之前，在老百姓争送其牛羊酒食犒劳士兵时，他就不肯接受，讲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初显其执政之后不欲扰民而走向黄老无为管理的端倪。惠帝和吕氏掌权时，也是主张君臣俱欲休息于无为。其中，曹参极其具有代表性。惠帝二年，相国萧何去世后，曹参由齐相迁为相国。曹参不仅在临走前再三叮嘱接任者：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而且任相国后，亦奉为，所谓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uj4。曹参入相三年，以其清静无为的管理赢得了百姓赞誉：萧何为法，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文帝即位后，因循了惠帝、吕后时期的清静无为的管理思想。在他的政治管理生涯的二十余年中，虚静无为可谓达到极致。既没有大兴土木的建设措施，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兴革举措，还没有兴师动众的壮烈行为，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自然，以致于《史记孝文本纪》与《汉书文帝纪》载其事迹时也十分简略，有的年份，甚至无事可记，给史书留下了空白年代。
　　从各地分封的诸侯王来看，在中央倡导的无为管理指引下，也大都能够抱持清静无为的管理方式。所谓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聘，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誉天下楚元王好读诗书，梁孝王喜欢文学，广交四方文士，河间王善藏诗书，实际都是在向世人示以无为而治的姿态。与此同时，中央委派的王国相在辅助王国推行无为管理时更是功不可没，如曾任齐相的曹参，高帝时的赵相周昌、先相齐后相代的傅宽，文帝时的燕相栾布、先相齐后相吴的袁盎，景帝时的鲁相田叔、淮南相张释之等人，都朴质无华并敢于直言，这对于无为管理在各王国的全面开展和切实取得成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西汉初年周边关系的处理上，管理者亦因循清净无为的管理思想，尽可能地息事宁人，以求有助于人民休养生息，恢复国力。比如从汉与南越的关系看，秦汉之际建立的南越国虽在汉初称臣奉汉约，但仍不断挑衅，最终称帝，成为西汉王朝的不稳定因素。文帝时，随着国家力量的强大，改变了对其单纯孤立打击的政策，而改用安抚的办法，以德报之。赵佗的祖籍在真定（河北正定县），文帝首先下令整修赵佗父母的坟墓，特别设立官员，负责洒扫祭祀。然后，文帝又征召赵佗的亲属兄弟，任命他们为官，再进行重重赏赐。条件成熟后，文帝派陆贾出使南越，并带去文帝给赵佗的一封信。信中用词婉转，有理有节，建议共同抛弃前恨，互派使节，永远和好。种种安抚之策终于感动赵佗，使赵佗恢复了臣属的地位，从而成功地解决了复杂的民族矛盾和地方矛盾，赢得了边疆的安宁，人民也免却了刀兵之苦，得到了休养生息。
　　二、从民之欲，宽政爱民
　　诚如班固所言：肖、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不扰乱，即对人民进行管理而不扰民的关键在于通过从民之欲，实现宽政爱民。那么，从汉初民之所欲看，无非是想于饥寒之中求温饱，于暴政之后求宽政。因此，一方面，在经济上它要求管理者要采取轻徭薄赋等政策，以推动生产的恢复发展；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它要求管理者要轻刑慎罚，以实现社会的安宁和谐。
　　从经济上看，为了恢复生产，汉初实行轻徭薄赋的经济政策。汉高祖规定田租为十五税一，文帝时减为三十税一，景帝时三十税一成为定制，文景之时有十二年还免除田租。汉初的算钱（人头税），民年十五至五十六，每人每年要向国家交纳一百二十钱，文帝时减为每人每年四十钱。文景时期，为了减省皇宫厩马供驿站使用，开放山泽禁苑给贫民耕种；为了养老抚孤，颁布振贷鳏寡孤独、尊礼高年的法令，朝廷派人督察地方执行；文景二帝还多次下诏救助灾荒，令郡国官吏务必重农桑，发展生产。同时，汉初统治者都十分节制使用民力，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不过用卒六万人。为了使百姓免受转送赋税之苦，文帝下令列侯不准居住京城，各自归国。同时，徭役也从每年一次减为三年一次。汉初的轻徭薄赋政策，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人民得以致力于生产，使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并发展。
　　从政治上看，为了从民之欲，汉高祖即位之初，就下令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这是见诸历史记载的地主阶级政权在全国范围内释放奴隶的第一道法令。文帝时，又废除了把罪人家属罚为奴隶的法律，还下令免官奴婢为庶人。与此同时，文帝还认为一些严刑苛法，如诽谤妖言法、妻孥连坐法、断残肢体的肉刑笞刑等不合人道，说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因此对之予以废除。并且，文帝对法律十分尊重，他所任用的廷尉张释之不以君权的意志行事，敢于维护法律的尊严，提出天子所与天下公共的法律观。例如，一次文帝要对惊其御马的人处以极刑，而释之认为只能处以罚金，最后说动了文帝。还有一次文帝要对盗高祖庙前玉环的人判族刑，廷尉认为只能判罪犯本人死刑，文帝也不得不尊重廷尉的意见。总之，汉初几十年轻刑慎罚，使管理者的爱民利民之心尽皆显露，给人民带来一个相对安宁和谐的社会环境。
　　三、谦恭俭约，以德化民
　　黄老管理持守老子一日慈，二日俭，三日不敢为天下先之三宝，要求管理者具有谦恭俭约的道德修养。从对汉初的一些史料记载看，景帝之前的几任皇帝都颇有谦恭俭约之道德风范。对刘邦来说，称帝后在不欲费人的指导思想下，公元前199年，萧何自作主张建未央宫，征用了大量劳动力和财力物力，刘邦见宫阙壮甚大怒，对萧何大加斥责：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
　　由于汉文帝刘恒是在刚刚平定了诸吕之乱后登上帝位的，因此他在恭俭谦让等道德素质方面的表现更为出色。在他初人京都上任皇帝群臣迎接时，他竟然以皇帝之尊也下车回拜，即代王（指文帝）驰至渭桥，群臣拜谒称臣。代王下车拜。于此，充分显示了文帝不敢为天下先的谦恭人格。从文帝一生看，这种谦恭人格贯彻始终。当年岁收成不好、外敌来犯或社会出现异常现象时，他总是下诏责己：朕既不明，不能远德，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远达也，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朕既不敏，常畏过行。甚至在其遗诏自责的同时，认为自己无德无能死不足惜，不值得怀念和留恋。因此，他认为：既然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那么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基于此，文帝以九五之尊依然谦恭地对其后事进行非常简单的安排：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者。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带无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民男女哭临宫殿。由此可见，文帝的谦恭并非是装出来的，而是他发自内心的情感表露。也正是如此，才能够有对人民的强大感召力，使人民对之如影相随。
　　另外，就文帝来看，其俭约的道德品格也很明显。从生活起居来说，文帝严格要求自己，常衣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从对外铺设来说，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从其陵墓修建看，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曾有一次，文帝想建造一个露台，但让工匠核算了一下，需要百金，文帝觉得花费太高，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再也不提建台之事。文帝的俭朴作风制约了朝廷的奢靡之风，影响了民风世俗。对文帝之道德评价，正如司马迁所云：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
　　诚如孔子所讲：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5J，汉初皇帝的谦恭俭约极大地影响着朝廷上下，最明显的就是其丞相陈平了。《史记》记载了陈平的谦让胸怀：
　　孝文帝立，以为太尉勃亲以兵诛吕氏，功多；陈平欲让勃尊位，乃谢病。孝文帝初立，怪平病，问之。平日：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平。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原以右丞相让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绛侯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为左丞相，位次第二。赐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户。陈平能够依功劳大小自觉让出右丞相之高位，而甘居周勃之后，不可谓没有环境熏陶的作用。由此可见，道德的教化作用可谓大矣，正是司马迁所赞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於礼义。
　　四、汉初黄老管理的现实意义
　　黄老管理的治国方略在汉初政治实践中的巨大成功，赢得了世人的充分肯定和赞扬。诚如班固所赞：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问，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我们在赞赏之余，亦可以古鉴今，看到其对我们当前改善公共管理、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
　　（一）对改革公共管理模式的意义
　　社会发展程度不同，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也就不同，相应，国家管理职能的重点和模式也就有所差别。一般来说，在社会发展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往往强调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的管理与控制。这时很难避免国家集权性政策的频繁干预。在社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国家的过多干预必然导致许多由权力滥用、管理越位等而造成的管理低效、损伤民主、侵犯公民个人权益等现象。20世纪末，针对各种政府危机，西方国家进行了一场旨在推行绩效管理和强调顾客至上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从而推出了公共管理这一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政府公共管理也愈益被重视。出于对公民社会自治积极鼓励的初衷，公共管理必然要求政府摆脱自身高高在上的独断专行羁绊，引导社会实现自治，增强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能力。很明显，我们可以借鉴西汉初年的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管理方式，来构建和实施这种社会自治的公共管理模式。从汉初黄老管理经验可以看出，政府在无为状态下，完全可以促进全社会人民的积极参与，推动社会发展。因此，我们可以借此改变全能政府或无限政府的传统认识，进而认识到政府管理事务只不过是有限的，试图垄断和操纵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是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的。这样，我们就可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公共管理中的主体作用，最大限度激发人民的创造活力，获取无为而治的效果。
　　（二）对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意义
　　从理论的渊源上讲，马克思的公仆理论、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邓小平的领导就是服务思想、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思想，都深刻揭示了政府的服务本质。而党的十七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
　　汉初从民之欲，宽政爱民的黄老管理实践，对我们建设服务型政府，意义重大。这里，黄老管理的根本原则就是要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以满足人民的愿望和需求为目的。政府管理以此为原则，就要求政府在管理中必须依据人民的各种现实需求，塑造以民为本、宽政爱民的政府服务理念。可以说，建设服务型政府，实质上是对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它表明了政府行为的公民取向，强调了政府服务公民与社会的存在本质。因此，借鉴汉初管理经验，有助于实现我国政府由集权型向服务型、官僚型向公仆型、实业型向指导型的成功转变。
　　（三）对提高公务员素质的意义
　　受长期形成的崇拜权威、中庸观念、享乐主义、当官发财、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等不良的行政道德观的影响，导致政府公务员的官本位意识升温、官僚主义和权力腐败加剧，最终导致了政府与民众的离心离德。因此，汉初管理者谦恭俭约的道德修养，可以说是公务员需要认真学习的内容。于此，我们应当注重政府各级各类公务员的官德修养，发扬汉初管理者极其突出的谦恭俭约的优秀品格，一方面，它要求公务员应当强化其人本观念，加强谦恭的道德修养。与不行使任何权力的公民相比，公务员必然处于行政关系中的优势地位。如果公务员强调这种优势地位，滥用行政权，最终可能导致人民对政府的怀疑，引发政府合法性危机。因此，公务员应当学习汉初管理者，培养自己的谦恭人格，韬光养晦、居上谦下，以融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
　　另一方面，它要求公务员应当在工作和生活中清正廉洁、力求节俭。汉初管理者的俭约品格是人民对其大力支持的重要因素。而当前我国政府有些公务员的做法颇不尽人意，尤其是个别公务员贪污腐败、公款吃喝，更是令人民愤恨。以此，我们应当不断加强公务员俭约品格的培养，提高其抗腐拒蚀的能力，使之更加积极主动地为公民提供廉洁、优质、富有效率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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