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厘头到恶搞的社会文化分析

　　摘要本文对无厘头到恶搞进行了社会文化分析。
　　关键词无厘头恶搞社会文化分析
　　无厘头文化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电影《大话西游》被青年一代推崇而逐渐流行，并且一度登堂人室，成为学界关注、承认的文化现象；而恶搞一词则是从网络游戏的酷索（KUSO）演化而来，伴随着2005年胡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广泛传播迅速风靡，最初主要是指运用数字化的图片制作技术和音频、视频设备对已经成形的作品进行剪辑、配音等一系列加工制作，重新赋予原作主题的一种创作方式，最初的物质平台是网络，是新世纪的产物。然而，随着恶搞风的流行，恶搞文化也逐渐从网络走向大众传媒。影响风生水起，成为一种一直延续不断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自然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目前对这两种文化的讨论非臧既否，在分析中，也多采用共时叙事视角。本文试图用历时叙事的视角来探讨这两种一先一后出现的文化存在并风靡的社会文化基础，以及这两种文化在结构和实质上存在的问题。
　　一、正面：历时视角下两种文化存在的社会文化基础
　　1、两者都顺应了消费社会大众传媒和文化消费者对娱乐需求膨胀的潮流。
　　无论是拉斯韦尔提出并由赖特补充的大众传播四功能说还是托尔曼的工具论和斯蒂文森的娱乐论，娱乐都是大众传播功能的应有之意。这种界定是对从中世纪禁欲主义的批判中解放出来、作为体现人类天性和人类精神追求范畴之一的娱乐的一种正名。因此，无论无厘头还是恶搞，从其诞生起便获得了进人大众传媒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而随着消费社会的出现，娱乐需求空前膨胀，对这两种文化的风行更是推波助澜。无厘头文化最初诞生在香港。由于社会制度的差异，香港早在大陆之前便已经进入了消费社会，对于娱乐样式多样化的需求是无厘头电影诞生的最初动力；而在现如今的中国大陆，随着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日益尖锐，大众传媒也不可避免地担当起刺激消费欲望的重任，逐渐成为消费社会与娱乐主义的推行者、建构者与同谋者。而恶搞文化适逢其时的诞生在这一历史阶段。较之无厘头文化，恶搞文化在中国大陆具有更多的原发动力，这也是其一发不可收拾的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娱乐潮流的高涨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文化消费者的响应，这里面除了消费社会造成的消费享乐主义因素外，还有当代人生活和工作节奏加快，追求轻松、自由的心理动因。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拍了一部又一部，从《大话西游》到《功夫》。观者如潮；而恶搞从诞生到现在，无论是作品数量还是点击率，都呈几何数增长，在百度或者Google输入恶搞，搜索结果都在八位数以上，。可见无论是无厘头，，还是恶搞都以其特有的幽默反讽、搞笑诙谐拥有大量的受众基础。在注意力经济时代，注意力与点击率就是经济效益，受众的选择与媒介发生互动，从而造成从无厘头到恶搞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2、两者都迎合了当前中国大众文化日益壮大的的发展脉动。
　　除了适应了世界消费社会大潮对娱乐的过度追捧外，在中国本土。从无厘头到恶搞，也有其存在及风靡的文化基础，这就是当前大众文化的日渐强势，而后者超过前者的汹涌态势，则恰恰反映了这种现实话语的发展脉络。80年代以前，中国的主流文化是意识形态文化，大众文化基本上处于萌芽和被压抑的状态，这种状况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改变，中国社会和思想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经历了启蒙、进步、乌托邦等的虚幻和破灭和权威的绝对化以及革命的一元化所带来的精神戕害后，中国社会首先在文学界掀起了解构传统和颠覆权威的行动，以先锋小说对元叙事的消解以及王朔为代表的革命语言的戏谑和解构开辟了这一文化的先河。这一时期是一个启蒙话语和政治话语遭受质疑的时期，同时也是大众文化萌醒的时期。而以周星驰电影为代表的无厘头文化及紧随其后的恶搞文化则迎合了中国文化思想界的这一脉动，无论是《大话西游》中对孙悟空、唐僧形象的改编还是《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中对电影《无极》宏大主题的消解，都是这种颠覆和解构的表现。两相比较，如果说无厘头文化对真实人性的释放、对小人物的关注和对苦难的解构在某种程度上是延续了上世纪80年代以王朔为代表的调侃文化的思想脉络的话，那么恶搞文化的全民狂欢则完全是在无厘头文化开拓的文化场域上的进一步发展。它的风靡除了有传播技术和传播渠道的低门槛因素之外，更有着比无厘头文化更为宽松的社会文化环境，那是随着国家、启蒙话语的逐渐退场和市场利益为主导的伦理取向确定之后产生的意识形态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三足鼎立的大环境。
　　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无论是无厘头还是恶搞文化，其出现、流行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但存在的合理性并不能涵盖其品性上的问题和多层次，和任何文化样式一样，同样是无厘头和恶搞，也有品质上的优劣之别。而目前的情况是，精品者少，滥竽充数者多，而这对于当前绿色娱乐（邵培仁语）的建设，显然是不利的。纵览目前形形色色的无厘头和恶搞，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