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中西文化观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摘要：杨昌济对青年毛泽东的成长产生过重大影响。在中西文化观上，杨昌济是持中西融合论的，主张融东西文化于一炉，冶出一种崭新的中国文化。杨昌济的这种中西文化观代表了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青年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杨昌济的中西文化观，并成为他日后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渊源。
　　关键词：杨昌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
　　大凡一切有成就的思想家，在其成长过程中都会因为名师的影响而打上其思想烙印。青年毛泽东就是这样，他后来称杨昌济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中西文化观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了解杨昌济的中西文化观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对研究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路向，把握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渊源具有重要意义。
　　一hr杨昌济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时的老师。他是一个学识渊博，学贯东西，融通中外的学者，更是一个诲人不倦，道德高尚的教育家，曾有明志诗句：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被人称为：经师人师，备诸一身，以故来学之士一受其熏陶，无不顿改旧时之宇宙观，如饮醇胶，受其影响。青年毛泽东便是这来学之士之一。正处在求学储能阶段，求师求友之心甚切的毛泽东，为杨昌济的学识、品德所折服，努力效仿，且内化为自身学识素养和道德理想框架中的重要因素。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曾说：先生及死去了的怀中先生，都是宏通广大，最所佩服。当然，毛泽东与杨昌济之间的认同是相互的。毛泽东把杨昌济作为自己的精神导师，杨昌济也以其伯乐之慧眼选择了毛泽东作为自己的欲栽大木。青年毛泽东好学深思、志向不凡的品性深为杨昌济赏识，并对其循循教导。曾有人记述：杨昌济在长沙五年，弟子著录以千百计，尤心赏毛泽东、蔡林彬。杨昌济也在一则日记中详细描述了青年毛泽东的身世品格，称赞其：虽出自农家，但资质俊秀，殊为难的，并因材施教，引同样出自农家的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青年毛泽东，杨昌济之间这种亲密无间互动的特殊师生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是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嬗变的过程。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等的发展轨迹上，自然会或深或浅地，自觉不自觉地打上杨昌济思想的烙印。在谈到新民学会的缘起时，青年毛泽东写道：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从此产生了。杨昌济的绪论可谓是多方面、多层面的复杂体，中西文化观便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二十世纪初的杨昌济是怎样认识中西文化，又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呢？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思想文化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然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要洞悉杨昌济的中西文化观必须先考察其社会、文化背景。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剧烈新陈代谢的社会阶段。中西文化相互激战：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仍根深蒂固，持续作用于中国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形态；另一方面，欧风美雨却作为一种新的思潮，新的力量，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层面。新旧文化激烈交战的时代，自然也是思想家们的思想急剧碰撞、交锋、分化的时代。分化的思想家们，本着自身的理念，或成为全盘西化派，或成为本土文化派，或成为中西融合派，各执一端，莫衷一是。全盘西化派，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审视旧传统旧观念时，往往是批判的激情多于批判的理性，而不知桔逾淮为枳，近代西方文化之苗得不到中国文化土壤的认同是不能茁壮成长的。相反，本土文化派，抱残守缺，死守着因过度成熟而腐化的中国传统文化不放，结果固步自封，走进历史的死胡同。
　　与前两个派别不同，杨昌济持的是中西融合论。在他眼里西方文化不是绝对的好，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绝对的坏，两者各有所长，且各有弊端。例如，在谈到中国家族主义问题时，他指出其种种短处：人各私其亲，驯至以私灭公之弊，家族主义过重，则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因之而有所妨害，此中国家族主义之短处也。恃有同宗之助，长族人倚赖之心，使民性堕落，国力减损，此又中国家族主义之短处也。无赖之人，以亲亲之大义强索同宗之救助，使个人不能自由享受其财产；良善者受其蹂躏，不肖者肆其凶横，此又中国家族主义之短处也。聚族而居，自为风气，难于进化，此又中国家族主义之短处也。尽管中国家族主义劣迹斑斑，但也不无是处。宗以族得民，相生相养，相维相制，民情乃不涣散，而有安居乐业之风，此中国家族主义之长处也。这些认识切实而深刻，由此杨昌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可见一斑。中国文化固然存在着固有的缺陷，但西方文化也不是尽善尽美，西人物质文明极盛，然精神文明难免缺失，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己耳。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中西文化的价值取向上，他态度中庸，不走极端，主张融中西文化于一炉。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批判，但也仅限于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西方文化不能不拿来，却不能全盘不加分析地硬生生地照搬。关键要各取所长、各舍其短。可见，融合不是调和，更不是征服，而是中西文化之间的相互吸取和改造，融合的方向必须是代谢的，是扬弃的，融合后的文化是新的，具有原有文化所不具有的本质和特征。更进一步说，中西融合论是破与立的统一体，破的是中西文化的腐朽成分，立的是一种生机勃勃、崭新的文化，犹如涅槃后的凤凰浴火重生。从这层意义上说，杨昌济的中西融合论已经脱出了中体西用的窠臼。
　　这种中西融合论既实现了文化的嬗兑，又攀结上了民族情感的大树，使批判的激情和批判的理性达到制衡，相得益彰，这似乎更符合积淀了几千年的中国中庸平和的民族心理。所以，当全盘西化派最终化为强弩之末，本土文化派走进历史的死胡同，都没有找到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时，中西融合却有如初现之旭日，开始展现其东升之势，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石。显然，在当时中西融合论具有先进文化的性质，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
　　二hr由于毛泽东、杨昌济之间亲密无间互动的特殊师生关系，杨昌济的中西文化融合论，被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下来，并为他后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条件。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中西文化的定位。杨昌济学贯中西的学术背景，特别是对西方哲学和伦理学的精湛把握，赋予了他极强的文化洞察力。他认为，虽然中西文化各异，如中国人尚文，西洋人尚质；中国人以孝为主，西洋人以爱为主，却都有其存在的内在根据和价值，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国家之一有机体，犹人身之为一有机体也。非如机械然，可以拆卸之而更装置之也。杨昌济甚至把文化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依据来看待，他强调国家之独立，以学问之独立为一大要素。并举英德两国为例，英、德二国者，可谓学问独立者也。英国有英国之文学、哲学、科学；德国有德国之文学、哲学、科学。世界各国重要之书籍，在英、德二国莫不有其本国文之译本。基于这样的观点，杨昌济在教学实践中重视把中西文化结合起来，据《达化斋日记》记述，他通常把中西著作穿插起来进行阅读，在教学时，所讲不限于西洋之伦理学说，中国先儒如孔孟周程张朱陆王及船山之学说亦间取之。青年毛泽东接受了杨昌济的这种观点，进一步明确了中西文化在世界文明构造中的位置，他把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宣称：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正可谓是万物并育而不相违，道并行而不相悖。
　　其二，关于借鉴中西文化的次序。中西文化在世界文明中各占半席之地，那么在吸收、选择中西文化时，是先西后中，还是先中后西呢？在这个问题上，杨昌济也影响了毛泽东。在外留学多年的杨昌济深切地感受到囿于东洋之思想不免有狭隘之讥，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弃之。相反，应该把学习东洋思想放在前导性和基础性位置，有了这个基础才能兼容并包的吸取各种西方文化。他敏锐的觉察到顷者留学东西洋者众矣，其成绩优良，多为国文，国学有根柢之人，其于国文、国学不深者，与其所习之专门科学未始于一技之长，而影响于风俗人心者不大。因此，主张子弟之学习外国语，不宜太早，总宜先注重国文，使文理粗通，又必于普通教育之时期，以国语教授各种普通科学，其欲求专门之学问者，乃注重于外国语言文学，此乃学问之常轨也。青年毛泽东深受这种观点的影响，并付诸实践，他在给周士钊的信中，谈到留学问题时就指出：吾国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并最终决定留下来对中国这个地盘作实地的调查和研究，没有踏上出国留学之路。当然，学习中西文化的次序也不是绝对的，取中资西，取西资中，相互交替，循环进行，但这个循环发展链条的起点是中国文化。
　　其三，关于取舍中西文化的标准。中西文化的取舍标准在其有用性，在于实践。积贫积弱的中国使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主题，任何思想理论的取舍都必须围绕着这个主题进行，有用则取，无用则舍，不断实践，不断取舍。经世致用也是湖湘文化的精髓。被誉为湘中大儒的杨昌济，自然恪守经世致用之道。他对曾国藩所提出的经世之学的务实态度拳拳服膺：曾文正谓经济治学，当以能树人能立法为主。余谓改良社会物质生活，能为百年之大计者，乃是真人才。强调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作为湖湘学子，青年毛泽东贪婪地吸收湘中先贤们的思想精粹，更推崇经世观念和务实精神，在《讲堂录》中有记载：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主张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在此基础上，他乐于对于各种学说进行综合分析，在实践中设法把各科学说检验一番，强调取舍要以中国这个地盘为落脚点。只有对中国这个地盘的情形加以调查和研究，借鉴比较西方文化时，才有可以凭借的依据。
　　其四，关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前景是一个前瞻性，预见性的概念。预见虽夹着主观因素，其背后是对中国文化深入的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虽在其发展进程中暂有挫败，但中国文化包容的特性，却赋予它极强的抗争力。杨昌济对中国文化的复兴很有信心，他说：吾之所望者，在吾国人能输入西洋之文明以自益，后输出吾国之文明以益天下，既广求世界之智识，复继承吾国先民古遗传之学说，发挥而光大之。此诚莫大之事业。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冶出的是一种不同于中西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与重建的变相表现形式。从这层意义上可以把杨昌济归于新儒家，20世纪80年代儒家文化的复兴验证了这种观点的正确性。和杨昌济一样，青年毛泽东对中国文化发展前程并不悲观，相反，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着巨大的发展能量，不是我们根本的没能力，我们没能力有其原因，‘就是我们没有练习’，我们中国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并且断定：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这是青年毛泽东的展望，也是其强烈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张扬。
　　思想家们的思想理论在其发展的各个阶段，总能保持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性。青年毛泽东的这种先中后西，先内后外，以实践为基础的中西文化吸取、选择观贯穿他的一生，为他后来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为他后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奠定了思想方法论基础。在新文化运动中，杨昌济主张融合的中西文化观没有给予他像陈独秀等思想界明星的声誉，但是却被他的得意门生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下来，并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源泉，这是他未能预见到的，但思想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历史穿透性，在某一时代寂寞的思想，却能成为后世的金科玉律，这是历史的悖论，也是历史发展的逻辑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