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

　　为当代知识分子研究定位
　　一、知识分子：覆亡与觉醒
　　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在中外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俄国是知识阶层这一名词的起源地，其知识分子的始祖是被别尔嘉耶夫称为18世纪俄罗斯最卓越的人物的拉吉舍夫，在俄罗斯，知识分子是这样一群人，知识分子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阶级，这个阶级的人们整个地迷恋于理想，并准备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以至被处死。
　　在法国，具有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概念主要在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中表现出来。左拉与左拉们的《我控诉》传达了一种新的知识分子的抗议精神，由此，在思想舞台上，出现了一种新型人物如同教士、抄写员、诡辩家、博学家标志出其他时代一样，也是新鲜而有特定性的。
　　这群新型人物就是现代知识分子。而在中国，直到二十世纪末造，知识分子仍然还是按照学历来划分的，凡是大中专毕业都可以称为知识分子，这种划分法现在还被广为承认。
　　这样的知识分子仅仅意味着学历，与知识无关，更与精神、思想毫无关系。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在五四时期，打倒权威、高扬主体人格使当时的知识分子挣脱了士的古代模式，获得可贵的现代自由、独立的精神品质。
　　然而，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过程随着启蒙运动的夭折而中断，严重的民族危机使知识分子纷纷放弃独立性而服从民族需要。及至五十年代以后，反胡风、批胡适、反右、文革各种运动、思想改造，彻底的摧残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
　　知识分子成为依附在各种单位的皮上的毛，连知识阶层这一名称也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更不要说什么独立意识。独立性的丧失同时意味着知识分子使命的丧失与文化尊严、文人人格的溃亡。
　　在长达数十年的历史中，倘若以班达、萨义德的知识分子标准来衡量，以左拉、托尔斯泰、鲁迅为知识分子典范来审察，那么，这一时期不管还有多少博学鸿儒、国学大师在世，千万赤土，六亿神州，几乎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存在。
　　知识分子研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兴起决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这意味着一个重新审视自身角色，确定自己的社会、历史角色位置的开始。对自身角色的审视源于对历史的怀疑。
　　八十年代是新启蒙的时代，当社会在经济社会改革中开始逐渐释放出一定的公共空间，五四的后裔们开始对这片狭小而险恶的公共空间的尝试占领。然而困惑、尴尬随之而来：知识分子以什么名义发言？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应该做什么？为什么如此？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自身的身份合法性如何建立。
　　合法性是一个人、一个阶层作出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的内在依据。只有具有合法性作为支持，其行动才能心安理得，坚定不移，一往无前！相反，如果缺乏对自身身份及其使命、责任的确认，其行动便会畏葸不前，见风使舵，随波逐流。
　　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研究，基本上都是在重新审察知识分子的角色，探索知识分子的责任、使命及其合法性。这是一个寻根寻找古代、国外、现代知识分子典范作为我们现在的行动依据的过程，也是一个生根在探索中寻求新的社会条件与历史形势中的知识分子行为依据的过程。
　　就如春秋战国时期孔孟对士的期望成为道统的源头一样。五四开始至今的知识分子研究，是知识分子在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这一文化环境中，在现代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道统的价值参照下，创造、建立一种新的知识分子传统的尝试。
　　二、知识分子的本土精神资源
　　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意味着什么？是一小撮知识精英，还是以教育为标志的一个文化人群？是一种抽象的价值，还是一个具体的阶层？是社会必不可少的清醒者与批判者，还是随着后现代的到来而行将就木的名词？知识分子到底应该做什么？应该成为政府部门中的顾问、技术官僚，以权力去推行他们的理想或劝说权力者推行他们的理想，还是作为边缘人、无权者、流亡者、失败的诸神向权势叫板？应该专注与本专业的研究，为学术而学术，还是应该努力涉足公共事务，对社会做出批评？而他所做的一切，到底有什么内在依据，有何种合法性？这个时代是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是重估一切价值的时代，文化的变迁必然蕴涵了知识分子角色的转变。这些问题正是知识分子自我意识觉醒之后所不得不面临的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
　　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并对自身角色进行不断的自我确认，知识分子才能建立起自身行为的合法性，创造新的知识分子传统。而重建知识分子的整体品质，最为需要的就是历史的精神资源与价值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