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叶适的道统论

　　摘要：叶适有明确的道统思想，以为自尧舜禹至孔子有着一个连贯的道统次序。他反对将曾子、子思、孟子列入儒家道统之内，显示出他反对程朱的道统论及否认他们的道统继承权。同时，他本人也有着强烈的继承道统的思想，以为儒家道统存在于六经之中，因此通过读经则可以继承道统。叶适的道统论与他的王道功利说也是有关系的。首先，叶适认为三代圣贤也讲功利，但它是基于王道基础之上的，而后世讲功利则基于申商韩非等人的理论之上。其次，叶适以这种王道功利说来衡量后世史事，以此评判他们是否继承道统。叶适的王道功利论与道统论相辅相成，体现在他对历史问题的看法上。叶适对历史问题的看法不是一种向前看的观点，而是一种强烈的回归三代的观点，这种观点正是他的以人心来讨论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叶适；道统论；王道功利论
　　关于叶适的道统论问题，前辈与时贤已注意到叶适批评孟子，否认子思、孟子等人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但由于种种原因，有些问题也没有得到进一步论述，因此有必要加以讨论。本文对有关叶适的道统论及相关的问题作些补充，以向同仁求教。
　　叶适是有明确的道统思想的，他以为：自尧、舜、禹、皋陶、汤、伊尹、文、武、周公直至孔子，存在着一个连贯的道统次序，虽然世有差降，代有出入，时有难易，道有屈伸，但孔子排定了自尧至周公的道统次序是无可非议的；而汉唐诸儒尊子思、孟子，致使二千年间，萌蘖泛滥，若存若亡，他们不但没有揭示道统真正的大义所在，有些观点也与孔子有较大差异；宋代诸儒博探详考，知本统所由，而后能标颜、曾、孟子为之传，揭《大学》《中庸》为之教，语学者必曰：‘不如是，不足达孔子之道也。’然后序次不差而道德几尽信矣。在叶适看来，揭示尧舜禹到孔孟的道统系统的功绩应归于两程、张载、朱熹及吕祖谦等数人，尤其对朱熹极辨于毫厘之微，尤激切而殷勤，未尝不为之叹息也。不过，叶适一方面肯定宋儒揭示儒家道统的功绩，另一方面又强烈地反对将子思、孟子纳入这一道统系统之内。他明确说过：然自周（公）召（公）既往，大道厘析，六艺之文，惟孔子能尽得其意，使上世圣贤之统可合。自子思孟子犹有所憾，意思指子思、孟子不能完全理解先王圣贤之意，当然也就不能继承道统。由此，叶适叹息地表示：自孔氏之高弟不足以知之，各因其质之所安而谓道止于如此，也就是说，叶适排斥了孟子之后所有儒家学者的道统继承权，当然也就不把宋儒如周敦颐、两程、张载、朱熹等人作为道统的继承者。
　　应该指出，宋代自两程起，一直推崇子思及孟子，而朱熹更将子思与孟子这一道统视为自己学术理论的生命线，将周程诸儒承继于思孟这一道统之后，当然自己也就当仁不让地自继于两程之后：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接乎孟子之传，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指，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间焉。正因为朱熹尊子思与孟子，他也就极其重视四书，甚至将四书的地位放在六经之前，排定四书次序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学者入德之门。显然，朱熹抬高了思孟学派的地位。叶适则从具体问题入手，来批评两程的观点，以便否定他们的道统继承权。他批判了程氏诲学者必以敬为始的观点，认为学有本始，如物始生，无不懋长焉，不可强立也，是则敬者，德之成也。学必始于复礼，故治其非礼者而后能复。礼复而后能敬，所敬者寡而悦者众矣，则谓之无事焉可也。未能复礼而遽责以敬，内则不悦于己，外则不悦于人，诚行之则近愚，明行之则近伪；愚与伪杂，则礼散而事益繁，安得谓无！此教之失，非孔氏本旨也。叶适与两程的差异在于：两程认为学以持敬为始，而叶适则以为学以复礼为始。叶适还指出：近世之学，虽曰一出于经，然而泛杂无统，洄失次，以今疑古，以后准前，尊舜文王而不知尧禹，以曾子子思断制众理，而皋陶伊尹所造，忽而不思，意悟难守，力践非实，甚至挖苦道：理不尽，徒胶昔以病今；心不明，姑舍己以辨物。勤苦而种，皆文藻之末；鲁莽而获，皆枝叶之余。值得注意的是，朱熹对两程的持敬工夫是极其赞赏的，一直告诫自己学生要将敬字作为学者的第一义。显然，叶适反对两程持敬，实际也含有对朱熹的批评，通过这些批评来达到否定他们继承了道统。
　　正因为叶适对子思、孟子加以批评，也就使他将《大学》《中庸》《孟子》三书排斥在经之外，他在《习学记言序目》中专门对《大学》等三书的主要观点进行过严厉地批评，以为此三书与六经存在着很多差异，甚至嘲笑道学者不足以知其统而务袭孟子之迹，则以道为新说奇论矣。值得补充的是，叶适只是批评子思、孟子的某些学术观点，指出他们与孔子之间的不同，反对将他们纳入儒家道统继承人的行列，但对子思、孟子仍有许多赞美之词，甚至有时仍将孟子视为儒家道统的继承人，这种矛盾的现象在叶适著作中仍不少见，下仅举两例：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按子思独演尧舜之道，颜曾以下为善有艺极者所不能也，故自孟子少时，则固已授之矣。尧舜，君道也，孔子难言之；其推以与天下共而以行之疾徐先后喻之，明非不可为者，自孟子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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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周衰而天下之风俗渐坏，齐晋以盟会相统率；及田氏六卿吞灭，非复成周之旧，遂大坏而不可收，戎夷之横猾不是过也。当时往往以为人性自应如此，而孟子并非之，直言人性无不善，不幸失其所养使至于此，牧民者之罪，民非有罪也，以此接尧舜禹汤之统。此孟子之功所以能使帝王之道几绝复续，不以毫厘秒忽之未备为限断也。而后世学者，既不亲履孟子之时，莫得其所以言之要，小则无见善之效，大则无作圣之功，则所谓性者，姑以备论习之一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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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前一段是叶适对孟子认定的尧舜之道非不可为观点的肯定，后一段对孟子使王道几绝复续之功的赞扬，似乎又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孟子对儒家道统的继承权。显然，夸大叶适非孟思想是有欠缺的，但叶适在更多的场合表示子思、孟子不应继道统也是明显的事实。叶适学生孙之弘在《习学记言序目序》中也曾明确指出：叶适认为以孟轲能嗣孔子，未为过也，舍孔子而宗孟子，则于本统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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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显然可见，叶适反对的主要是舍孔子而宗孟子的观点，实际是批评宋儒中特别尊崇思孟学派的理学家，如朱熹等人。
　　叶适也反对将曾子作为孔子道统的继承人，他说：
　　然余尝疑孔子既以一贯语曾子，直唯而止，无所问质，若素知之者，以其告孟敬子者考之，乃有粗细之异，贵贱之别，未知于一贯之指果合否？曾子又自转为忠恕。忠以尽己，恕以及人，虽曰内外合一，而自古圣人经纬天地之妙用固不止于是，疑此语未经孔子是正，恐亦不可便以为准也。子贡虽分截文章、性命，自绝于其大者而不敢近，孔子丁宁告晓，使决知此道虽未尝离学，而不在于学，其所以识之者，一以贯之而已；是曾子之易听，反不若子贡之难晓。至于近世之学，但夸大曾子一贯之说，而子贡所闻者殆置而不言，此又余所不能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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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若孔子晚岁独进曾子，或曾子于孔子后殁，德加尊，行加修，独任孔子之道，然无明据。又按曾子之学，以身为本；容色辞气之外不暇问，于大道多所遗略，未可谓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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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叶适还有一段特别重要的话，表现他自命继承道统的理论根据与意向：
　　生于数千载之后，既不及亲见圣人之行事，循其言语动作而可以得其心，与接闻其风声而可以知其人矣，其所以学为圣贤者，独其言在耳。是故孔子录之为经以示后世，其意反覆深切，将使学者因是言而求之，而可以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心，与知其为人而无疑也。达者知其言也而至于道，不达者不知也，则众人而已矣，今其载于书者皆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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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显然，叶适以为可以通过学其（圣人）言而达其道，即继承圣人的道统。正因为此，叶适对曾以续六经为己任的王通不无恻隐之心：以续经而病王氏者，举后世皆然也，夫孰知其道之在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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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善哉乎王通氏，其知天下之志乎！其有能为天下之心乎！何以知之？以其能续经而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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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叶适对王通的赞美，实际是他自命道统继承人的心灵写照。
　　叶适的道统论与他的王道功利说也是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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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首先，叶适认为三代圣贤也讲功利，但这种功利是基于王道基础之上的，而后世讲功利则基于申商韩非等人的理论之上。例如，叶适认为周公平武庚之叛的功业是符合王道的：武庚弗顺可也，四国多方，胡为而迪屡不静乎？以是知纣之存亡为世道之大变矣。周公虽尽心力以行王道，而自是以后，圣人之治终不复作，乃世变之当然，不可不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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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换句话说，周公这种符合王道的功业，符合圣人之治的要求，也是他继承道统的根据之一，但后世则很少有完全符合王道的功业了。叶适讨论管仲与诸葛亮两人的功业与王道的关系是十分典型的资料：
　　周衰，圣贤不作，管仲相齐，成匡济之业，《春秋》二百余年载之。余考次仲事，与王道未有以异，而处士权谋用为首称。诸葛亮治蜀，虽不能复汉，然千岁间炳如丹青。余摭亮所行实用霸政，而论者乃以为几于王道。盖古今之世不同，而人心见识亦随以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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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三代之下，道远世降，本王心行霸政，以儒道挟权术，为申商韩非而不自知，以（诸葛）亮始末考之，历历可见；所以使其功烈不能究者，皆末俗余论误之也，余故谆谆具之
　　（30）。
　　这里，叶适虽然将管仲辅齐桓公称霸仍看成与王道未有以异的功业，但明确表示这是周衰，圣贤不作的情况下出现的成匡济之业，意思是管仲仍不属于圣贤，当然叶适也就不会说管仲有资格继承道统，只承认孔子所品评的如其仁，如其仁了。至于诸葛亮，叶适十分明确指出他实用霸政，那么也就完全没有资格继承道统了，因此对那种认为诸葛亮几于王道观点，叶适表示不能同意的。叶适之所以谆谆具之，是因为功业必须以王道为准，如果功利与王道相悖，那只是申商韩非之类的功利，是不符合王道的，因此也就应该剥夺他们的道统继承权。显然，叶适的功利说是基于王道理想之上的，因此我们称之为王道功利论。
　　其次，叶适以这种王道功利说来衡量后世史事，以此评判他们是否继承道统。叶适指出，古今人物对功业态度是不同的：
　　古无力征天下之术，以德而天下自至，则有之矣。卫鞅之后，苏秦张仪，造为从（纵）横，为从者抗秦以自存而已，为衡者虽连诸侯以事秦，然服之而未有以取之也。既而谋诈蜂出，至韩非李斯，卒并山东而取天下，于是论天下始有势，兼天下始有术。秦之亡，谋臣智士抵掌而议，运宇宙如丸泥，张良陈平之徒，竟以空手辅佐其人，而攫取天下无不如志；自后相承，说客处士舍是则不谈。然则王道之亡而人心转易至此，嗟夫甚哉！学者贵自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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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古人勤心苦力为民除患致利，迁之善而远其罪，所以成民也，尧舜文武所传以为治也；苟操一致而已，又何难焉！故申商之术命尧禹曰桎梏。战国至秦，既已大败，而后世更为霸、王杂用之说，自以为甚恕矣；至于书传间时得其一若申商之类者，未尝不拊卷嗟惜，以为偶举而必效，当行而无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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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这里，叶适指出古人与今人对功业的态度是不同的，古人以德来致天下，而不以力征，后人则以申商韩非之术来致功业。因此他指出：古人于事变之际少干涉，不惟功名之心薄，诚恐雅道（王道）自此而坏，若后世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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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叶适曾例说周文王：文王不改物，始终一道而已，故孔子言‘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此最论王伯（霸）之准的也。学必守统纪，不随世推迁，后学既讹伯为霸，而其道亦因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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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显然，周文王的德行与功业是无可指责的，而后世既讲霸道，自然也就离开了道统了。这里还须补充，上述引文中，叶适明确表示反对霸、王杂用之说，虽未指明何人，但陈亮所持王霸并用之说，叶适显然是不能同意的。
　　叶适以这种观点来讨论其他历史问题，如评论孝文帝迁都并非王道，并以周公相比较：孝文（帝）都洛最无谓。周公虽有四方朝贡道里均之说，然成周固未尝受迁邑之利，五帝三代何尝有都洛之文？况王政废兴，岂在都邑。乃汉以后经生相承，夸大其辞耳。孝文自合更为其国开百余年深厚之王业，岂谓一迁洛而本根浮动，坟庙宗族，皆已弃绝，边徼镇戍，单寒无依？向非孝文，便当身见祸乱，然亦竟十余年而国为墟矣。盖好名慕古而不实见国家大计，其害至此。后之学者，又将誉之不已，是以亡为存，以败为成，乌在其言王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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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叶适在讨论春秋时期史事时也批评过孟子：狐偃言‘求诸侯莫如勤王’，晋侯辞秦伯，纳襄王，霸业实始于此，与荀劝曹操拒袁绍事意略同。盖诈谋日开，假托日盛，王道遂亡，正孔子所恶，而孟子犹与尧舜汤武同称，盖择义未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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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晋侯求霸业造成了王道遂亡的结局，自然是破坏了道统，而孟子比作尧舜汤武，即将他也列入道统体系，叶适是不能同意并对孟子提出批评。叶适还批评过欧阳修赞扬汉唐而轻三代的观点，以为欧阳修所说唐太宗之治能几乎三王是毫无根据的，因此表示强烈反感，这正是基于他那种王道功利论之上的。
　　总之，叶适的王道功利论是与他的道统论相辅相成，体现在他对历史问题的看法。从总体来说，叶适对历史问题的看法确实不是一种向前看的观点，而是一种强烈的回归三代的观点，这正是他的以人心来讨论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而理论色彩则较为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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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当然，叶适在讨论具体历史问题时，也有着不少闪光的东西，这也是应该肯定的，不过，限于篇幅问题，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
　　参考文献：
　　参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册第十六章，人民出版社，1960年；徐洪兴《论叶适的非孟思想》，载《论浙东学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大学章句序》，见《四书章句集注》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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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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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拙作《论叶适的历史哲学与功利思想》，《云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