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语世界晚清小说研究的现代性视野

　　英语世界的晚清小说研究成果颇丰，专门研究晚清小说的专著和合集有20多部，相关论文则更多。这些研究成果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将晚清小说纳入现代性的范畴重新加以梳理和讨论，其切入点很多，视角相当丰富，能从不同的方面揭示出中国近代小说中丰富的文化内蕴，并且最终都指向小说所投射的中国近代社会现代性的生成问题。以下将以学者王德威、韩南、叶凯蒂、胡缨、司马懿等人的著作为论述个案，深入探究英语世界晚清小说研究的现代性视野及其意义。
　　当前英语国家的汉学界十分热衷于晚清小说的研究，这种热潮始终围绕晚清小说的现代性问题而展开。比如，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以下简称王著）就是一部全面探究晚清小说现代性的著作，堪称英语世界晚清小说研究的代表。王德威充分肯定了晚清小说家的艺术创造力，以及他们为晚清小说的繁荣所做的贡献，在他看来晚清小说家兼具文人与商人双重性，正是这种特殊身份，导致了作者与作品之间的一种扭曲的、时断时续的吊诡关系，王德威说：我们也找不到另一个像晚清一样的时代，作家会投入如此充满吊诡的论述中。这里所谓的吊诡是指晚清小说家们既想以文谋生又想以文载道：许多文人以小说写作为其生平志业，但是他们又是最不敬业的作家。他们将作品匆匆付梓，也常常半途而废；他们汲汲营求所谓时代性的议题，却只凸显出自己根深蒂固的狭隘；他们造假、剽窃、唯恐天下不乱；他们号称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探求写实的资料，但是却将之表现成千篇一律的偏见与欲求；他们信誓旦旦要揭露、打击社会的不平与乱象，但成果却是渲染、夸张那些不平与乱象。
　　王著的突出贡献在于对晚清小说所蕴含的现代性因素的发掘与阐释，它不仅将晚清文学与五四文学成功地嫁接在一起，重新梳理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之间传承与发展的内在联系，而且还从文学与历史、社会、人性以及政治等多个角度重新评估晚清小说的价值与意义，让我们认识了不一样的却更贴近现代性事实的晚清小说。如果说王德威的晚清小说研究着重发掘其中的多种话语，从欲望、动机、性别等多个层面赋予其现代性的内涵，那么年轻学者胡缨则着重从性别角度建构晚清小说的现代性价值体系，胡缨主要是以翻译作为依托，并将翻译看作传递女性现代意义的有力载体。胡缨《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以下简称胡著）将目光投诸晚清民初新女性形象的建构上，探究中国新女性形象在中西各种语境交缠混合下所呈现的形态，这样，翻译自然成为一种研究视角。胡缨突出性别二字，从性别角度认真探寻现代中国的身份认同问题，胡缨认为，对性别化的现代中国身份认同的探询，必须考虑到这一有关中国历史的新的看法。
　　因此，她主要将研究时段定位于晚清的最后十年到五四初期，这是一个临界时期，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以及很大的变异性，是构建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现代性背景。
　　胡缨对晚清时期的现代性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她根据梁启超于1897年发表的《记江西康女士》一文指出：梁启超感兴趣的，并不是某一个体，而是中国女性之全体，同时，他也在暗指潜在的全体中国公民。出于对文化本质主义的反对，梁启超并不只是想以标准的美国现代女性简单地取代中国传统女性。事实上，这种对比是受政治动机驱动的。对于梁启超而言，新女性则是现代中国新公民的转喻性象征。因此，对于女性形象的这一塑造，是与构建文化、种族以及国家身份的焦虑、也即所谓现代性焦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胡缨认为，梁启超等人所提及的现代性仅仅是知识分子在晚清这个特定的时期对传统与现代性意义的想象，这种想象简单地将现代性与传统性相对立，并赋予过多的意识形态色彩，受政治动机驱动，因此，这种现代性想象不具备完整的内涵，而仅仅被赋予了意识形态功用，包括对新女性的认定，也是以传统女性为参照，才会有了新女性的出现。但是，胡缨的新女性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新女性，她认为逐渐浮现的新女性也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种西方舶来品，也不能全然接受梁启超的说法，认为现代女性截然对立于传统女性。胡缨更多地从性别角度出发，意欲通过晚清时期的性别认同来发掘和呈现晚清现代性的深层含义，她指出：要了解中国现代女性，我们需要知道的不仅是她自己，还有她那些重要的他者，无论他们是本土的，还是国外的；是男性，还是女性。由于新女性的形成需要多重越界，这些越界包括民族、文化、性别、语言、文本、文类、语词、身份、道德规范等层面，通常需要包括中西在内的各种话语、各种文化交缠、冲突、融合、互通才能实现。因此，胡缨以翻译为依托，呈现了多种话语相互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以及对现代身份认同所产生的重要作用，该著中的翻译被赋予了晚清创作主体的现代意识，承接了社会转型、历史政治目的等各种现代意蕴。
　　叶凯蒂的晚清小说研究兼具政治和文化等多重视角，而统摄其间的依然是现代性视域。在《一个文学潮流的全球化：晚清中国的政治小说》一书中，叶凯蒂首先重点考察了政治小说这一文体的流动情况。叶凯蒂有意避开王德威所谓的晚清小说自我现代性问题，而是从世界文化交流的角度再次强调了现代性的输入及其对晚清小说的影响。在叶凯蒂看来，政治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最初是由英国首先创作出来，后来经由意大利流行到爱尔兰，又由爱尔兰流行到日本、韩国，最终到了中国和越南，这种流动构成了政治小说的全球化。关于晚清政治小说兴起的原因，叶凯蒂大胆推翻了长期以来将其归功于梁启超一个人的流行观点，即认为正是梁启超出于维新变法的需要，从日本引入政治小说，并亲自实践，这才导致晚清政治小说的崛起和繁荣。叶凯蒂认为晚清政治小说出现的首要功劳要归之于传教士，是他们首先在中国将小说引入政治化和理念化的路径，其次才是梁启超的功绩，最后还要归之于晚清政府的政治变革需求，迫于内忧外患，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准备预备立宪，他们企图推动政治小说召唤文人宣传新思想，只不过长期以来不管是学术界还是其他领域，由于痛恨晚清政府的腐朽堕落，很少对此加以关注。叶凯蒂认为政治小说给中国小说创作带来了全新理念，让中国小说彻底走出佛教轮回和因果报应的窠臼，走向进化论和直线性历史，因此，在叶凯蒂看来，晚清的政治小说，其实就是新小说，是晚清小说和世界对话的起点和标志，因此完全有必要将此纳入全球化的视野加以考量。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英语世界晚清小说研究同国内学术界相比，视界显得特别开阔，并且不拘一格，尤其不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左右，他们忠实于历史，遵循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以现代性起源与发端为着眼点，重点考察晚清小说的现代性因素，并将这一因素与晚清社会现代性紧密联系起来，无论是王德威的现代性的眼光，还是韩南的叙事学视角以及叶凯蒂的政治、文化视角都将文学与社会、历史看作一个有机体，从字里行间乃至历史的缝隙处寻找现代性生成的因子，以文学研究的方式建构中国近代的现代性话语，以此对抗欧美中心主义关于第三世界文化（学）现代性的他者化想象，这样来看，英语世界的晚清小说研究也是讲政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