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鲁迅创作中的旧文化情结

　　论文关键词：鲁迅传统思想死亡意识鬼气
　　论文摘要：从传统伦理思想、鲁迅的死亡意识、以及他的鬼气观三方面进行探讨，指出鲁迅与传统的关系并非仅仅一个反字所能包容和概括，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鲁迅，作为中国史上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是一个巨大的客观存在，也是一个说不尽的文化存在。他的魅力来自他生命本体的矛盾、深刻和复杂，拒绝任何一种简单合理的解释。因此，如何看待鲁迅与中国的关系，需要我们全面而深刻地认识。
　　众所周知，作为新文化的先驱，鲁迅五四期间是以彻底的反传统面目出现的。他不仅借小说人物之口揭示了传统文化吃人的本质，而且在杂文中一次次发出痛切的呼唤：
　　所谓中国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席的厨房。
　　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这无疑是一种激进的反传统态度。正因为如此，绝大多数人把鲁迅看作是新文化运动中全面、彻底地反传统的典型代表。的确，这种看法有一定的根据所在，但是却不能全然概括鲁迅的态度。它忽视了鲁迅激烈反传统的态度是出于一种文化策略。鲁迅是深知中国传统和国民性格的，他在《无声的中国》做了生动的表述：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所以，为了打开新路，就不得不采取严厉的甚至是过分的批判态度，以达到动人心魄、促人猛醒的现实效应，无暇顾及这是否公正，是否完全表达了他们对旧文化、对旧社会的真实情感。事实上，鲁迅所表现出的激烈而坚决地反传统，并不意味着他割断了自身与传统的联系。这一点，美籍学者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已敏锐地感觉到：鲁迅意识的特点呈现出一种深刻而未获解决的冲突：一方面既有全盘性的反传统思想，但另一方面却从知识和的立场献身于一些中国的传统价值。这种深刻的矛盾使得鲁迅对旧文化极为厌恶又不无留恋，笔下常常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旧文化情怀。
　　鲁迅多次强调自己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末一个知识分子，这表明他是把自己放在传统之中的，在整体上感受到传统文化没落的同时又与传统结下了某种不解之缘。其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鲁迅自小就沉浸在一种儒学的氛围中，不能不受到这一传统的精神价值的熏陶。比如，思想中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实行精神，以及言必行，行必果等有益的格言，均为鲁迅所赞赏并奉行的。再如孟子强调反省、内求的道德修养上的主观努力，与鲁迅严于律己、勇于自我解剖的精神显然相通。而孟子所主张的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高尚品质，也不能说对鲁迅刚正不阿的人生观毫无影响。事实上，鲁迅反传统的历史行为，也不无包含着的人世精神。他青年时代科学救国的理想，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献身精神，与传统士大夫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情怀相呼应。
　　此外，鲁迅在墨家思想中汲取了许多有益的东西，十分认可墨子的非攻思想。在其笔下，墨子不仅是一个思想家，更是一个和平战士，为了天下百姓的安宁，他奔波劳碌于楚国和宋国之间，止楚攻宋，消洱杀戮，维护了正义。反观鲁迅本身，不也是这一思想的实践者吗？他极其反对，甚至可以说是深恶痛绝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徐寿裳曾说鲁迅写的《非攻》在描写墨子的伟大精神中，有他自己的面影存在，这话是不假的。其爱人思想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墨子兼爱思想的影响。另外，鲁迅的复仇意识中还可以找到墨侠精神的痕迹。冯友兰先生就认为墨子之徒是侠，轻生死、行侠仗义、睦毗必报、扶危济难是其基本的精神写照。而这些墨侠精神在鲁迅的大量文本中（如（铸剑》《非攻》（女吊》《无花的蔷薇之二》等）有着鲜明的体现。而且鲁迅一度赞扬墨子临危赴难的品质，都可以看出他与墨侠精神有着比较明显的联系。
　　鲁迅也曾说过，在他的思想中有庄周的毒，说明了思想对他的影响。他虽然对庄子哲学所提倡的人生观、社会观持批判态度，但对其瑰丽的想象、丰瞻的文采及浪漫情怀却赞赏有加。关于这点，郭沫若的观点至今仍有很大的启发性。他指出鲁迅爱用庄子独有的词汇，爱引庄子的话，爱取《庄子》书中的故事为题材而从事创作，在文辞上赞美过庄子，在思想上也不免多少有庄子的反映。的确，鲁迅最为推崇的就是庄子和魏晋的文章，喜爱庄子的说理以驳难，常含讥讽的笔调，其《故事新编》和《野草》的创作就深受影响。此外，庄子的个性解放思想对鲁迅也有很大的启发。他主张任其性命之情，反对一切有损于性命之情的思想，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倡扬个体生命的自我冲决和超越能力。而鲁迅一生的基本思想就是个性精神绝对自由，提出惟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对一切对个人精神自由的束缚与压制有一种先天的敏感和反抗意识。
　　再综观鲁迅创作的大量文本，我们就会发现一个触目的题材死亡。死是鲁迅热衷的主题，其大半生不停地写着死。夏济安先生对此指出：鲁迅是一个善于描写死的丑恶的能手，不仅散文诗，小说也如此。各种形式的死亡的阴影爬满他的著作。作为生命意识的核心部分，鲁迅的死亡意识显得矛盾而复杂。首先，鲁迅身为一个启蒙思想家，他的死亡意识是伴随着对中国现实残酷的生存困境的反思，伴随着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难以割舍的启蒙使命感，坚决地批判传统。然而它在某些方面又与有着深刻的联系，特别是与儒道两家的思想有着相通相近的一面。
　　在文化中，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可见儒家是从生命的起点和过程来看生命，重心在生，重在生命的进取。因此，儒家将死的终极关怀与价值追求转换到现世人生理想，即立德、立功、立言的功利价值，以及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人格风范。这种人格理想与功利思想感召着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鲁迅也不例外。可以说，鲁迅的一生是死亡相随的一生。家庭的变故，的黑暗，个人生活的坎坷以及疾病的困扰，死亡时时威胁着他。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晚期，最大的敌人就是死亡。然而，鲁迅并没有因此而被压倒，以生来对抗死，反对轻死，贬斥苟活。他明确表示我是不赞成自杀，自己也不预备自杀的，人类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午失措，也不要紧。惟独半生半死的苟活，是全盘失措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因而他积极参与现实，以个体生命去肉搏着空虚中的黑暗，在抗争中实现个体生命的价值，以个体的牺牲换取人类的进步，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这种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的抗争精神显然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人生精神的强烈浸染，与儒家尽人事的进取态度十分接近。
　　然而，在鲁迅死的话语中，他又多次说到自己是死的随便党。给友人的信中曾出现往往自视亦如轻尘、颇漠视生命，淡然处之等等类似的话。他认为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都是中间物，应该和光阴偕逝。可见鲁迅不害怕死，把死视为自然、必然的结果。这种死亡意识与思想相通，在道家文化中，惟道是终极价值，生死与之相比，不过是道的自然表现。死就是让生命融于自然，应该顺应自然，对死采取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态度。
　　当然，问题还有更复杂的一面，鲁迅与传统文化联系本身并非单一和纯粹的性质。这又使他痛感自己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他曾有这样的表述：我想苦痛总是与人生相联系的，而人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孙郁先生认为这黑暗便是某种鬼气。而所谓鬼气，一方面是对存在的虚无的揭示，是实在的非人道性；另一方面，便是鲁迅自己内心绝望的心绪，与佛教中的苦难感交织在一起。自然，这与鲁迅的生活经历相关。鲁迅少年时代，家道中落，祖父被捕，父亲去世。在这种状况下，他经历了人情冷暖，懂得了世态炎凉。因此，对生活中种种丑恶与黑暗的感受就愈加深切，对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就愈加失望。他不由感叹：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华夏大概并非地狱，然而‘境由心造’，我眼前总充塞着重叠的黑云，其中有故鬼、新鬼、游鬼，牛首阿旁，畜牲，化生，大叫唤，无叫唤，使我不堪闻见，这非人间的浓黑与悲凉，使鲁迅的作品充满了阴深恐怖的鬼气，常常缠绕着魔鬼的阴影，《野草》、《仿徨》便是淹没在这一长影中的挣扎。正是由于对黑暗现实的深刻认识，加深了他的悲观绝望情绪，并向虚无主义转移。我们都很清楚，鲁迅是一个有着巨大的理性精神和生命意志的人，但无可否认的是，其生命中也存在着悲观绝望、虚无厌世的一面。而鲁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不被虚妄所压倒，在虚妄面前表现出强大的精神力量和生命意志。
　　由上可见，鲁迅与传统的关系并非仅仅用一个反字所能包容和概括的。王晓明曾深刻地指出：看到他那样固执地拒绝品尝悲观主义的苦酒，不是用理想主义来代替它，就是用虚无主义来冲淡它；看到他那样依赖身外的精神价值，总是不断去寻找集体性的社会和理想，来充作自己的生存依据；看到他那样注重现实功利，几乎凡事都以它为重，很少有超越现实的兴趣和愿望；看到他那样害怕做社会的旁观者和边缘人，一旦发现自己被挤到了旁观席上，就不自觉地想要重返中心我才真正明白了，他身上的文人性有多么深刻。在骨子里，他其实还是一个文人，一个孔墨和的血缘后代。的确，鲁迅仍具有传统文人的内质，他以非凡的勇气和力量冲破一切传统的同时，又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种旧文化情结，形成了鲁迅式的特殊精神矛盾与痛苦，值得我们关注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