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主义当代社会精神分裂的主要表征

　　关键字：犬儒主义精神分裂
　　听过侯宝林的相声《买佛龛》的人都会记得，那里面有个老太太，老太太从纸店里买回个灶王爷，回家路上碰见个小伙子，小伙子挺懂礼貌：大娘出门儿啦？哈买佛龛啦？老太太一听，不乐意了：年轻人说话没规矩，这是佛龛！能说买吗？这得说请！大娘，我不懂，您这多少钱请的？咳！就这么个破玩意儿，八毛！
　　在我看来，如今这个老太太成了当代社会精神分裂的一大表征：在当代社会中，处于人格分裂状态的人可谓众矣，虽然未必都以这样的形式表现出来。有病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是你有病，还是我有病？成了某些人的惯用语。在这里，这位老太太一会儿在意识的层面上，知道佛龛不能说买，只能说请，一会儿又在无意识的层面上，不仅道破了买佛龛的事实，还表现出爱惜钱财的心理状态。这是意识与无意识的分裂。当然，当代社会精神分裂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据说艺术家聚在一起从来不谈艺术，他们谈钱；企业家聚在一起从来不谈钱，他们谈艺术。这也是精神分裂之一种身份与行为的分裂。
　　犬儒主义也是一种精神分裂，不过按我的理解，它是知（knowing）与行（doing）的分裂。当然，千万不要把这里所谓的犬儒主义等同于古希腊的犬儒派，两者有云泥之别，不可混为一谈。西方传统的犬儒派是指这样一些特立独行之士，他们嘲弄人类的生活习惯，否定人类的精神价值，渴望把自己从道德、宗教和国家权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像嵇康那样过上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幸福生活。因为主张不拘形迹、倜傥不羁，所以他们又像中国的老庄那样否定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古希腊犬儒派的鼻祖第奥根尼就相信，他虽然没有皮毛或羽毛保护，但仍然能够像青蛙一样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据说他的死与生吃章鱼有关，一个人独自大快朵颐，虽然有违中国人有饭大家吃的处世原则，倒也无可厚非，可他偏偏屈尊与狗争食，结果被狗咬死。不知道美国知名报人约翰？布加特的名言狗咬人不算新闻，人咬狗才算新闻是否是从他那里获得的灵感？但可以肯定的是，犬儒之犬肯定与此有关。
　　这里所谓的犬儒主义也不同于其他论者所谓的犬儒主义。在其他论者那里，犬儒主义成了万恶之源：玩世不恭、寡廉鲜耻、极端利己、不择手段、醉生梦死、蛇鼠两端。犬儒主义成了市井无赖、贪官污吏、下流文人、社会渣滓为自己的卑劣行径予以开脱的理论。它使得人类的羞耻心荡然无存，使得社会的道德感归于泯灭。如此强烈的价值判断，窃以为，倒是可以当作骂街指南。看谁不顺眼，立即给它贴上犬儒主义的标签，既轻松简便，又一举两得：既批判了别人，又抬高了自己。
　　有人认为当代犬儒主义要抹平一切质的差异性，代之以中性的、灰色的，但在整体上被贬低的价值，总之是要颠覆价值、削平差异性2。有人把犬儒主义视为一种新哲学，所谓新哲学就是这样一种说辞：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或在整体上是社会利益、谈判协商的事情，或者是制造神话、生产记叙性铭文的事情；诉诸‘事实’、‘证据’或‘合理性’只不过是意识形态的谎言，以掩盖对这个或那个被压迫群体的放逐。这实际上指是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观，可以一言以蔽之地概括为：不存在任何客观的认识论标准，科学在认识论上也没有何特殊性。3以上两种看法，实际上都是把犬儒主义等同于相对主义。相对主义只是犬儒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绝不是犬儒主义的全部内容；拈出相对主义一词，无法概括、把握犬儒主义的基本特质。
　　有人认为犬儒主义在现代中国的知识社会论域有许多表现形式，比如为当前许多知识分子所赞美的‘技术理性’和‘价值中立’就是一例，民粹的人民民主主义也是现代犬儒主义论述的一种4。在这里，犬儒主义成了被极端泛化的名词，甚至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不过，根据一般的逻辑学常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间存在着直观的反比关系：概念的内涵越大，其外延就越小；概念的内涵越小，其外延就越大。一个外延无限大的概念，其内涵只能是空空如也，什么也表达不出来。
　　如前所述，犬儒主义的本质是知与行的分裂。当代西方的犬儒主义理论来源于黑格尔，黑格尔认为现代意识是烦恼的、内在分裂的意识。这时候，烦恼意识处于自身之内，它缘于知与行之间的裂变：它知道，原则属于亘古不变的彼岸世界，但原则又来自流动不居的此岸世界，而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阴阳两隔，势如水火。烦恼意识将自身置于此岸世界，但从来没有忘记它对彼岸世界的承诺。烦恼意识本身是一个自我意识对另一个自我意识的凝视，而它本身就是双重的。5换言之烦恼意识是被撕裂了的主体的意识。在那里，知与行的分裂是必然的：知是一回事，行是一回事，知与行无法统一。
　　在这方面，齐泽克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他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的，他对犬儒主义的考察源于他对意识形态理论的精辟见解。在马克思的时代，意识形态只是一种虚假意识。马克思是在知的层面上界定意识形态的，他没有注意到行的层面；不过他也没有必要注意到这个层面，因为在那时，意识形态主要是在知的层面上，或者说是在意识的层面上发挥作用的。意识形态批判的主要使命就是去除意识上遭受的蒙蔽，然后万事大吉。
　　不过时至今日，如果依然停留在知的层面上，是无法认清意识形态的本性的，更无法理解意识形态运作的机制。我们早已进入后现代主义时代，流行的意识形态不是虚假意识，不是某些人津津乐道的消费主义，更不是令某些人兴奋不已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而是苟且偷生、得过且过的犬儒主义，而犬儒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知与行的分裂，即言行不一：说归说，做归做；说一套，做一套，甚至玩世不恭，冷嘲热讽。它传统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不同，因为传统上的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是有意为之，还停留在知或意识的层面上，以此方式行事之人完全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甚至为此遭受良知的谴责。犬儒主义则不同，至少它不再相信任何理论上的真理，不再严肃地看待任何理论命题。令齐泽克感到不安的是，犬儒主义使人对意识形态幻象在构造现实方面发挥的作用视而不见，这时候，意识形态不是掩饰事物的真实状态的幻觉，而是构建我们的社会现实的（无意识）幻象。6
　　在这方面，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理论超越了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后现代主义者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是千差万别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福柯对权力的创造性方面所做的分析（话语既是权力的载体又是权力的源泉），还有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功能的理解（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它把个人询唤成了主体）。在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文化研究中，这些理论家的著作被广泛地引用着，比如詹姆斯？柏林（JamesBerlin）与迈克尔？维维翁（MichaelVivion）就认为，眼下热火朝天的文化研究，实际上只是意识形态批判的一部分，而这种意识形态批判又与话语理论密切相关，因为无论是创作文本还是阐释文本，都成了话语分析行为和话语协商行为7。但无论是福柯还是阿尔都塞，都把意识形态设想成不同实践（包括话语、制度和权力关系）之间的对抗。齐泽克的高明之处在于，在理解意识形态时，他既没有停留马克思的知的层面上，把意识形态视为虚假意识，也没有停留在行的层面上，把意识形态理解为各种实践之间的对抗。在他看来，意识形态之所以为意识形态，就在于它拒绝被符号化，拒绝从实在界走向符号界，拒绝被转换成知识和实践。在今天，意识形态不是要被戳穿的幻觉，也不只是虚妄不实的信仰，更不是规训我们并把我们置入特定的主体地位的霸权文化代码。意识形态是一套结构现实的幻象。幻象不同于假象，幻象源于人类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我们无法通过知晓，在知或意识的层面上操纵它。相反，尽管我们极力压抑它，但我们的一切都受它的支配，尽管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我明明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但还是这样做了，我们明明知道某些行为会伤天害理，还是禁不住去伤天害理。在以前的文化荒漠年代里，许多人爱看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电影《在烈火中永生》。在看到江姐被拷打时，在知或意识的层面上，这些人是在接受革命教育；在行或无意识的层面上，他们正在满足自己的虐待欲，拷打江姐的，与其说是国民党特务头子徐鹏飞，不如说是那些如醉如痴的观众。徐鹏飞在审问江姐时说过的一句话更是令某些人我心狂野：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让人脱光你的衣服？之所以文本中的英雄总是乏味至极，坏蛋却情趣盎然，原因也在这里。我年轻时看电影读小说，好人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倒是那些头顶长疮、脚底流脓的坏蛋令人难以忘怀，整天拿个木头大刀，向东一举苏个给给，向西一抬八格雅鲁，原因也在这里。
　　这才是意识形态之所以为意识形态的本质之所在。之所以如此，时代使然也。齐泽克蒙恩于彼德？斯洛特迪基克（Peter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CritiqueofCynicalReason）一书中，彼德？斯洛特迪基克认为，作为一个批判性的概念，把意识形态视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观已经无法满足后现代世界进行文化批判的需要。因为在后现代世界里，我们全都成了愤青，都有些愤世嫉俗；我们现在接受的，是被启蒙了的虚假意识（enlightenedfalseconsciousness）8。我们明知这种意识虚假不实，甚至隐藏着陷阱，却照单全收，毫不犹豫。以前的意识形态批判都没有触及这一点，都忽略了被启蒙了的虚假意识的悖论性存在，以及它所彰显的现代人所处的尴尬的精神分裂状态。齐泽克理解了斯洛特迪基克的观点，他改写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公式。他认为，最能概括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的一句话，而不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长篇大论：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但他们依然坦然为之。它一语道破了虚假意识的秘密：因为蒙然不知，所以才采取行动，因而采取的行动是不自觉的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只是给事物或行动披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它掩盖阶级利益。时代不同了，现在的情形是：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但他们依然我行我素。9人们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荒谬的，但他们依然会采取这种行动。比如人们明明知道自己是在追寻一个幻想，但依然乐此不疲。以网恋为例，几乎人人都知道网恋不过一场没有结果的梦，但照样在那里醉生梦死，歇斯底里地高唱什么一场游戏一场梦，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这时候，人们的行为已经犬儒化了。对此采取的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批判都会无功而返。用彼德？斯洛特迪基克的话说，犬儒主义已经使意识形态批判陷入绝境。传统上设想的意识形态批判已经束手无策，只能作壁上观了。齐泽克甚至认为，传统上设想的意识形态批判从来都没有真正发挥过效力，即使在前现代、现代世界里，也是如此。证诸中国进行了近100年的启蒙运动，可谓此言不虚。中国近百年的启蒙运动，实际上就是一场意识形态批判运动。但它永远停留在知或意识的层面上，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者的注意为隐喻，以揭穿假象，昭示真理为使命。在这下面掩藏的理论假设是：鼓不敲不响，理不辩不明。只要把话说透，只要把理辩明，然后登高一呼，自然应者云集，从此人们便走上了幸福的康庄大道，奔向光辉、灿烂的美好明天。在这方面，中国启蒙主义者无异于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天真率直的孩童，他在高喊：皇帝陛下一丝不挂！于是真理在握，问题解决。其实，近100年了，我们一直都在原地踏步。过去如此，于今尤甚，中国启蒙主义者的尴尬也将会日甚一日，因为这个后现代世界里，意识形态不再在知的层面上，而是在行的层面上发挥作用。知与行的分裂，既是犬儒主义的源泉，也是犬儒主义的表征，而犬儒主义则是当代社会精神分裂的主要表征。
　　今天支配我们行为的，与其说是知，不如说是欲。不过这里所谓欲既不是指渴了要喝、饿了要吃的需求（need），也不是摆官架、耍威风的要求（demand），而是被深深压抑，又永远不可能满足的欲求（desire）。有时候，我们明知某个事物或某个行动不是正当的，但我们依然不自知地渴望获得这样的事物或采取这样的行动。对于嗜烟者来说，尽管他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他依然乐此不疲，我们通常用习惯、积习、恶习之类的术语来解释这种现象，显然过于肤浅，因为它没有回答下列问题：为什么他会养成甚至需要这样的习惯？我们没有意识到，对于嗜烟者来说，吸烟是生命的支撑，或用拉康的话说，吸烟已经成为吸烟者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生命之本，在于欲望。有些人对于贪官污吏恨之入骨，其实内心深入对于贪污受贿充满了强烈的渴望，他之所以痛恨贪官污吏，只是因为那贪官污吏恰恰是别人，而不是他自己。他要做是取而代之，而不是改变规则。难怪见秦始皇南巡，刘邦要大丈夫生当如此，项羽要彼可取而代之。虽然是换了人间，所遵循的逻辑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