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8日至24日，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会议，这是亚非国家和地区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国际会议，史称＂万隆会议＂。 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的是周恩来总理，他此次远赴印尼，途中险象环生，惊心动魄，至今回想起来依然让人后怕不已。 暗杀计划 1955年3月，周恩来患上了急性阑尾炎，做了一场手术，经过半个月的住院治疗，伤口基本痊愈，但仍然需要静养，不宜远行劳顿。 万隆会议召开在即，已经没有多余的时间让周恩来在家里静养，他只得拖着还未完全恢复的病体，踏上了远行之路。 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得知周恩来必须要出国开会，还需要坐好几天的汽车，在路面质量不好的公路上一路颠簸时，十分担心他的身体，出于医务工作者的责任心，他特意向周恩来提出了四条建议： 一，乘坐汽车两三个小时以后必须休息一个小时。 二，腹部的伤口应该包上腹带。 三，注意清淡饮食。 四，派外科专家王厉耕主任一路护送周恩来到我国边境。 4月7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乘坐中国空军苏式里-2飞机，从北京出发，途径重庆，于8日中午抵达云南昆明。 早在2月10日周恩来公开发表关于接受印尼总理邀请参加亚非会议的声明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便开始策划暗杀周恩来的罪恶行动，并将香港和万隆作为实施暗杀计划的主要地点。 从3月份开始，我国情报部门就陆续侦察到国民党特务机关将对中国政府代表团采取破坏行动的情报，周恩来得知以后并不惧怕，沉着应对，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研究对策。 周恩来问大家，赴印尼应该怎么走？是走海上还是走空中？ 几经研究，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致认为，走海上的风险更大。当时从香港到印尼的航线上只有荷兰的两艘小型商船，走一个单程就需要一周时间，很容易让反动势力有机可乘。走空中的话，坐飞机用时较短，机动性较强，相对来说更加安全。 周恩来最终同意了坐飞机的方案，并决定租用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先作为正常航班从印度飞到香港，再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包机，从香港飞到印尼首都雅加达。 国民党当局得知这一消息以后，立即紧锣密鼓地布置起了暗杀计划，他们预谋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中途降落的香港启德机场进行破坏活动。 4月7日，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在北京西郊机场登机的时候，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火急火燎地赶到机场，送来了一份重要情报： 国民党特务机关已经收买启德机场地勤人员，准备趁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香港短暂停留期间，从事暗杀破坏行动。 周恩来对这一情报非常重视，当即指示李克农和罗青长，继续密切关注特务动向，及时汇报，并采取应对措施。 4月9日晚，周恩来在昆明再次指示罗青长，让他转告外交部，将国民党特务机关将从事暗杀行动的情报通知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请他电告香港当局，同时将情况火速转告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再转告印度航空公司驻港办事处，以便引起各方高度重视。 得到消息以后，香港当局很快在机场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但是，他们却忽略了对飞机的安全检查，让国民党特务有机可乘，最终引发了一场悲剧。 空中的悲剧 克什米尔公主号暗杀行动的主要策划人有两个，一个叫周斌成，他当时担任所谓的＂保密局敌后部署组组长＂，早年曾是戴笠的得意门生，工于心计，颇有城府；另一个叫陈鸿举，是周斌成的属下。周、陈二人都是台湾派到香港从事敌后颠覆的情报人员。 接到暗杀任务以后，周斌成和陈鸿举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他们的大致计划是： 找人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安装定时炸弹，等飞机飞到大海上空时引爆，不仅夺取飞机上全部的乘客的生命，也让一切的犯罪证据灰飞烟灭。 这个计划看似完美，但执行起来颇有难度，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合适的安置炸弹的关键人物，这个人最好是机场的工作人员，能够不引人注目地接近飞机。周、陈二人经过一番勘察，还真的找到了一个合适人选，他就是启德机场的清洁工小郑。 小郑本名叫周驹，二十多岁，个子瘦小，长相普通，没有成家，只有一位嗜赌如命的父亲。 周斌成开出了60万港币的重赏，小郑经不住金钱的诱惑，答应了执行这一暗杀任务。 计划基本拟定周详以后，周斌成与陈鸿举特意从香港赶赴台湾向毛人凤汇报，毛人凤听了过后，觉得计划可行，对二人好好称赞了一番。 周斌成一开始没有向毛人凤提60万港币的事，害怕对方因金额过高而拒绝，随后他们请当时有＂地下局长＂的谷正文出马担当说客。谷正文一听，当即对这个计划表示了极大的欣赏，亲自出面说服了毛人凤，他的理由有三点： 一，暗杀中共高级领导人，本来就是特务工作之一，何况对方还是周恩来，60万港币相当划算。 二，可以通过这次的暗杀行动给香港政府施加压力，因为之前香港对于台湾的情报人员不太客气，一旦落到他们手中往往面临着很长的刑期。 三，周、陈二人拟定的这个计划实在完美，可以说是天衣无缝，有很大的成功几率。 在谷正文的劝说下，毛人凤同意了60万港币的价码。谷正文还特意叮嘱周斌成，在执行计划的前一天将小郑带到旅馆居住，并且将他的父亲控制起来，以免他临阵退缩。 4月10日，周、陈二人从台湾带着60万港币偷渡至香港，将现金交给了小郑的父亲保管，然后交给小郑一包炸药，教他使用方式，并且反复沟通计划执行的细节。 4月11日，小郑像往常一样去机场上班，并且顺利地通过了机场的例行检查。他带进机场的炸药是TNT，为了应付安检，已经事先特别做成了牙膏的模样。按照机场的规定，工作人员可以携带一些简单的洗漱用品，就这样被他蒙混过关了。 这天上午，小郑负责了机场三架飞机的清洁工作，其中就包括克什米尔公主号，他趁人不备，将定时炸弹安放在了飞机右翼轮舱附近，然后便悄然无踪了。 中午12时15分，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香港起飞4小时后，到达大纳士纳群岛附近的海域时，炸弹爆炸击穿了油箱，引发大火，最终导致了飞机坠毁。 除了3名机组人员生还以外，11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罹难，这便是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罹难的11名乘客是： 外贸部中国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石志昂。 外交部新闻司干部李肇基。 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交通科科长兼总理专车司机钟步云。 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 新华社记者沈建图。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外广播部副主任杜宏。 新华社记者兼《光明日报》记者李平。 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郝凤格。 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 波兰记者斯塔列茨。 奥地利记者严斐德。 不幸中的万幸 台湾国民党当局得知他们的阴谋得逞以后，欣喜若狂，弹冠相庆，由他们控制的媒体更是登出了特大消息，称周恩来已经在飞机爆炸中丧生。 直到16日晚，周恩来安然无恙地出现在印尼首都雅加达时，国民党特务机关大惊失色，几乎不敢相信，这才收敛起了他们那副令人厌恶的嘴脸。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一场巨大的悲剧，不幸中的万幸就是，周恩来因为没有登上这架飞机而逃过一劫。 原来，在周恩来打算按照原定计划出行时，突然收到了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让他先到仰光，与即将出席万隆会议的几个国家领导人进行非正式会晤。于是，周恩来临时改变主意，决定乘印度航空公司的空中霸王号经仰光再到雅加达。 周恩来一生经历过几十次暗杀行动，但每一次都能死里逃生，化险为夷，也许这便是冥冥中老天的护佑。 4月12日凌晨1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得知了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的消息，立即汇报给刘少奇，然后又设法通知了周恩来。 当天，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就飞机失事的问题展开讨论。会议上，不少领导人考虑到周恩来已经成为国民党特务严密追踪的暗杀目标，提出由陈毅代替他出席万隆会议。 当时毛泽东主席身在杭州，收到消息以后，也十分担心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安危。 周恩来在同杨尚昆通电话的时候明确表示，不能临阵换将，尽管出席会议会有很大危险，但从政治上和国际影响上考虑，他不能退缩，否则就正好中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奸计。 周恩来认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恰好可以为中国赢得舆论支持，反倒可能增加安全保障。 周恩来在给邓颖超的信中写道：＂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不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集体商决而后行……＂ 一封短信，寥寥数语，体现了周恩来随时准备为革命献身的崇高精神，正如他时常引用的那句古言：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4月12日，中国政府就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向全世界发表声明： 这一不幸事件绝非普通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他们这种卑劣的行为，只能加强亚洲、非洲和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自由的共同行动。 同时，中国政府认为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对这次不幸事件负有重要责任，要求香港方面彻查此案，将特务逮捕归案，依法惩处。 中国政府的声明发表以后，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亚非国家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国际时候的舆论纷纷谴责台湾当局的这一卑劣行径。 4月15日，周恩来怀着极为沉痛的心情，致电中共中央和外交部，提出了他对克什米尔公主号世间善后工作的三点意见： 一，由外交部致电随机遇难的越南工作人员、波兰和奥地利记者3人的家属表示哀悼。 二，由外交部建议越南政府外交部参照波兰外交部的做法，对飞机破坏事件发表声明，要求英国政府迅速追究破坏分子，以明责任。 三，对此次牺牲的我国工作人员和记者家属由外交部代表政府慰问，并请内务部议定抚恤办法。 周恩来后来在万隆听取了善后工作的汇报后，悲痛地说：＂烈士们的光荣姓名，将永远写在亚非各国人民和世界先进人类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历史上。历史将永远记住，烈士们是为亚非两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独立自由的事业牺牲的。＂ 再度遇险 4月14日凌晨7时20分，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一行27人，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空中霸王号专机飞离昆明，于10时30分抵达缅甸首都仰光。 这天下午，周恩来、陈毅等人在缅甸总理吴努的盛情邀请下，换上了缅甸的民族服饰，参加了一年一度的泼水节。 泼水节是缅甸的传统节日，人们把节日的水视作吉祥和幸福的象征，不仅可以除去灰尘和污秽，还能消除烦恼和忧愁，洗掉一年的辛劳。 周恩来等人正因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心情沉重不已，在这个盛大热闹的节日里，他们也希望洗去过去的悲伤和忧愁，以全新的精神面貌迎接即将到来的艰难挑战。 当天晚上，缅甸、中国、印度、越南、埃及和阿富汗六国领导人在总统府召开非正式会议，讨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带来的影响，商谈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可能出现的形势等重要问题。 当时，飞机爆炸事件让不少亚非国家领导人心头笼罩上了一层阴云，有人担心亚非会议会因此而无法举行，有人认为即使照常举行了也无法取得积极的成果。 周恩来看出了各国领导人的忧虑情绪，他沉着冷静地说：＂敌人对亚非会议搞示威性的破坏，并不说明他们的强大，反而证明了他们害怕我们召开会议。只要各国从彼此的根本利益上去求大同，只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国家团结的精神，去反击殖民主义的挑战，亚非会议就一定能够开好，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周恩来的意见得到了与会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一致赞同，他们纷纷表示，决心为推动亚非会议的胜利而努力。 4月16日凌晨1时10分，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由仰光飞往雅加达。 飞机在飞到新加坡上空时，突然遭遇了特大的雷雨，天空中电闪雷鸣，暴雨如注，飞机飞行极度危险。机组人员向周恩来报告：＂前方的雷雨层更厚，飞机无法穿越，机长的意见是，在新加坡紧急迫降。＂ 周恩来乘坐飞机曾几度遇到险情，此时的他显得十分沉着冷静，向机组人员点了点头，果断回答说：＂一切照机长的意思办。＂ 11时45分，空中霸王号飞机被迫降落在了新加坡的机场上。当时新加坡与中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国民党特务活动十分猖獗。 中国代表团被迫要在新加坡停留几个小时，想到刚刚发生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同行的陈毅、廖承志等人都深深为周恩来的安全感到担忧。 中国代表团没有按时抵达雅加达，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黄镇坐立难安，心头一直笼罩着一团阴云。 八宝山的和平鸽 下午5时50分，空中霸王号终于徐徐降落在了雅加达的马腰兰机场，周恩来出现在了机舱门口，缓缓走下飞机舷梯，机场前来欢迎的群众顿时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随后，周恩来在印尼外长苏纳约和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的陪同下，乘车离开了机场。一路上，街道两旁挤满了欢迎的人群，他们不断地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万岁！和平万岁！＂ 4月17日上午10时，周恩来的专机抵达安第机场，他来到了这次亚非会议的召开地——万隆。在这里，周恩来受到了最高规格的礼遇，亚非会议人民委员会主席阿末代表万隆120个团体，向他致以热烈的欢迎词。 周恩来在机场发表了诚挚友好的答谢词，在提到前几天刚刚发生的飞机爆炸事件时，他用十分坚定的语气说：＂我不得不指出，有些人是不喜欢我们这个会议的，他们正在力图破坏我们的会议。但是，我们的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并对于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对于维护亚非地区和世界和平做出有价值的贡献。＂ 事实果然如周恩来所料，万隆会议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会议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涵盖了与会国在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等多个方面所达成的共识。公报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提出了载入史册的十项原则，是亚非国家对国际关系准则的重要贡献，是世界历史进程中划时代的里程碑。 从印尼回国以后，周恩来始终没有忘记为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罹难的同志讨还一个公道，他凭借自己丰富的斗争经验，开展了多方面的各种形式的外交活动，终于促使香港政府在进行大量侦破工作以后，公布了案件真相。 1956年1月，香港政府发表公开声明，公布了国民党特务制造的飞机坠毁事件的罪恶事实，并对犯有谋杀罪的国民党特务周驹发出逮捕状，要求台湾当局将逃到台湾的这名罪犯移交香港政府处置，将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丑恶行径暴露在了全世界人民的面前。 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中，至今依然矗立着一块高大的纪念碑，碑前镶嵌着一块汉白玉浮雕，浮雕上是一只展翅飞翔的和平鸽。 纪念碑的正面是周恩来的亲笔题字：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背面刻着烈士们的姓名和简历。纪念碑上还有经过周恩来审定的碑文，最后一句是：为和平、独立和自由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