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日军什么时候就已经感到无法战胜中国了？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后，日本人确实有点迷茫和失望，因为他们期盼中的国民政府乞和或者投降的情况没有出现，而日本的军力和财力却已经用到了极限，政府几乎快破产了。不过大小鬼子仍不死心，尤其是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日本军部和内阁一致认为，美英苏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欧洲，再努把力还是有机会解决中国事变的，于是就在这个月上旬，东京大本营撤销了华中方面军建制，以其司令部为基干在南京重新组建了中国派遣军。
　　这就表示日军经过大约11个月的整补后，还是认为有机会有能力在中国战场全面取胜，因为这个中国派遣军统一指挥着华北方面军、华中第11军、沪杭第13军和华南之第21军，是二战日军的第一个总军级单位。这个总军成立的目的，就是协调和总揽关内战场的作战，企图在军事上给重庆政府以致命一击，迫其乞和或者投降，派遣军总司令是西尾寿造大将，而总参谋长是老牌侵略分子板垣征四郎（从陆相的位置上被踢了下来）。
　　为了打开局面，西尾和板垣就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第11军司令冈村宁次中将召到南京，决定发动一次新的攻势，目标是扫荡薛岳第九战区的野战主力和摧毁长沙，但是板垣同时又提出长沙不能长期占领，因为如占领长沙，我们就要建立从岳阳到长沙的兵站补给线，但我手里没有富余的兵力来维护这条补给线。冈村对这样的决定表示质疑，却也拿不出来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遵令执行，于是9月23日第一次长沙会战爆发。
　　简短截说，这次会战日军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不仅未能冲进长沙城，也未能围歼薛岳的任何一支师以上建制部队，到10月1日左右，日军在损失惨重后不得不全面反转，撤回新墙河以北出发阵地。这一仗是薛岳抗命打出来的，所以脸上很是有光，遂于不久以后的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职务中的代理俩字被去掉了，正式就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原来是陈诚兼着），而冈村宁次则闹了个灰头土脸。
　　在湖南方向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日本人又连续进行了两次尝试，第一次是以两栖登陆的方式，于1939年11月突然攻击了广西南部，以切断越北至广西的交通线为目的，日本方面称之为南宁攻略，而中国方面称为桂南会战。正是在桂南会战期间，爆发了著名的昆仑关战役，杜聿明第5军死磕日军精锐第5师团，最终中日两军在昆仑关一线形成对峙，至少从表面来看，对重庆政府没有形成什么实质性的压力。
　　（冈村剧照）
　　第二次是枣宜会战，武汉日寇第11军从1940年5月开始发动，终于在6月间占领了宜昌。这已经是最接近三峡和川东的鄂西重镇，重庆方面紧急成立了陈诚的第六战区应对，最终双方在宜昌以西的山地形成对峙，也就是说，虽然宜昌丢了，但是日军也无力进一步西进，川渝仍然是安全的。在此期间，日本陆海军的航空部队疯狂轰炸重庆，企图用所谓的无差别轰炸来打击中国抗日军民的士气，配合其战场上的攻势。
　　然而这些攻击顽强的中国军民都坚持了下来，到1940年9月，东京内阁和军部不得不开始改变对华策略，出台了三个重要措施，第一是将对华战略更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着重扶持汪伪政权。第二是压缩关内日军兵力而加强和充实盘踞东北的关东军，即山海关以南的日军兵力将由85万减少到72万。第三，是将原有中国派遣军所辖的华南方面军，改由东京大本营直辖。
　　认真解读完这三项措施，就知道在个这个时间点上，日本军部已经认为无法全面战胜中国了，否则不会削减在华兵力、也不会把汪逆真当回事，尤其是华南方面军的改隶，充分说明日本人要向南觊觎法属印支地区，准备实现其以战养战的策略了。因为日本是个资源匮乏的岛国，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对日本来说，当时面临着一道无解的难题，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商量来商量去，也拿不出来一个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
　　参谋本部一些军官认为，对于解决中国事变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打到重庆、延安，二是从中国撤军。可是若想打到重庆和延安，就需要给中国战场增援不低于15个师团的兵力，在实行对苏警戒的前提下，日军显然没有这个能力。而至于从中国撤军，内阁和陆军省又不可能接受，对于喜欢弱肉强食和占便宜成瘾的日本人来说，把吃到嘴里的肉再吐出来，那简直是不可想像的。
　　既然不能在短时间内用武力取胜，那就得耗下去，耗到重庆政府坚持不下去而求和或者投降，日本政府和军部同时是这么想的。所以这一时期，连续出现了日本和重庆方面秘密接触进行谈判的所谓桐工作、日本要求英法关闭滇缅公路和滇越铁路、日军武装进入越南北部等种种情况，标志着日本人从速胜论转变为准备长期战争的思路，以日本人的性格，但凡能够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怎么可能跟重庆政府搞什么和谈？
　　包括中国派遣军也发布命令：以占领区的治安肃政为第一要务，也就是准备巩固占领区来实现以战养战了，而不是再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作战，尽管冈村等一批前线将领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也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的。1940年9月28日，裕仁在皇宫召见了新任参谋总长杉山元，这个家伙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正任陆军大臣，也是在他的嘴里说出了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的狂话，现在，裕仁想问问军部究竟怎么打算的？
　　裕仁质问杉山元，连守备皇宫的近卫师团都调到中国战场了，为什么还没有个明确的结果？杉山元顾左右而言他，于是裕仁愤而退席，责成内大臣木户继续提问。木户孝允提问：有没有把握打败重庆政府？傻瓜元回答：很难，木户再问：既然如此，是不是调整下战线，以适应我国财政和物资情况呢？傻瓜元再答：很难，突然撤兵，会让外界认为我们战败了。杉山元的这两个很难，其实已经准确诠释了日本军政当局在1940年骑虎难下的状态。
　　而日军染指法属越南，也引起了美英等国的警惕，就在这一年的冬天，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了炉边谈话，第一次向全世界宣告：中美英三国的命运有密切的关系，美国决心负起民主国家之兵工厂的责任，以大批军需援助中国，至此，抗日战争乃至于整个二战亚洲战场的重要节点，就要到来了。
　　二战期间，侵华日军真正感到无法战胜中国，应该是在武汉会战之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时候。
　　当然，某些最嚣张的日军直到现在，也不承认自己的失败，还有的日军认为他们是被原子弹打败的，让侵华日军真正感受到中国是无法战胜的，更多的是中国不屈服的战斗意志。
　　在日本，由于只有日本天皇才有资格决定开战、求和、投降，即使日军有绝望的情绪，他们也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往往用刨腹自杀来表达自己的绝望。
　　在中国战场，咱们只能根据战场形势来估计侵华日军的感觉，大概是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的时候，很多侵华日军就感到无法战胜中国了！
　　准确的说是武汉会战之后，日军才真正感到无法战胜中国，咱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武汉会战之后的战场形势。其一、日本叫嚣三个月解决中国问题，然而日军一战上海，二战南京、三战武汉，打了整整一年了，也没有结束战争的可能性，这个时候，侵华的一线日军和高层的战略指挥者已经开始感到凭借武力是无法战胜中国的
　　武汉扼长江东西水道之中心，东向可抵南京、上海，西进可达重庆、成都，是华中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素以九省通衢，繁荣发达而蜚声中外，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1937年12月，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一时间，武汉实际上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为尽快结束战争，早在攻陷南京之时，日军大本营就开始谋划攻占武汉和广州的作战。徐州会战结束后，日军大本营陆军部认为，攻占汉口的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
　　武汉会战从1938年6月日军占领安徽省省会安庆开始，到10月中国军队撤离武汉结束，历时四个半月，大小战斗有数百次。
　　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广大地区。
　　蒋某人坐阵武汉亲自指挥，由陈诚的第9战区和李宗仁的第5战区联合作战。
　　武汉会战的战役初期，中国军队参战的兵力为4个兵团，共30个师，另有100架飞机。后期增到14个集团军，共120多个师及40余艘舰艇，共约100万人，中国军队几乎全部出动，就连苏联航空志愿队，也参加了武汉会战。事实上，1937年11月，国民政府的部分机构已经由南京迁到武汉，该地实际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抗战时期，中国曾经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但政府的军政机关却并没有立即西迁入川，而是先转移到武汉，使得武汉成为当时事实上的战时首都。
　　自从华北和华东的众多大城市沦陷后，武汉已经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尚未沦陷的大型城市。
　　日本政府为了早日结束战争，缓和国内经济、政治危机给政府带来的压力，于1938年4月初决定实施武汉会战，并积极加以准备。
　　5月底，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决定了在当年秋季进行武汉作战。6月5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于进攻武汉的命令，决心集中兵力，占领中国的心脏武汉，从而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妄想迫使中国军队投降。1938年6月11日，日本海军通告驻汉口各国领事，称溯江进攻武汉的作战已经开始
　　日军大本营并没有因为黄河泛滥，而改变或推迟进攻武汉的时间。此外，决堤放水，也并没有为中国军队保卫武汉赢得准备时间。
　　在花园口决堤的第三天，也就是6月12日，日军波田支队在安庆登陆，并很快占领安庆，武汉会战正式拉开帷幕。
　　打了三个多月，武汉已三面处于日军包围之中。10月24日，蒋某人下令放弃武汉、撤退武汉外围部队，10月25日汉口弃守。繁华的江城落入日寇之手。
　　武汉会战历时3个月，以中国军队的失败而告终。武汉保卫战失败的原因，在力量对比上是敌强我弱，同时，也是国民党政府顽固执行片面抗战路线，以及消极防御作战方针的结果。
　　在进攻武汉的同时，日本大本营为了从海上切断中国的对外联系，并与武汉会战相呼应，制定了进攻广州的作战计划。
　　1938年10月21日，武汉会战还没有完全结束，奴颜媚骨的汪精卫便对路透社记者说如日本提出之议和条件，不妨碍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以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就中国方面而言，吾人未尝关闭调停之门户，大言不惭地向日本人暗送秋波，以表白他崇日、媚日，甘愿投敌叛国的心愿。
　　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这一年零四个月是日本军队对中国正面战场开展战略进攻的时期。
　　这一时期，日本军队的进攻已经最大化，表面上非常强大，事实上已经不能在加大进攻的力量了！这个时候也是最为关键的战略防御的时候，挺过去了！就是战略相持阶段了！
　　此时，在日本统治集团盛行速战速决一击亡华的论调，集中兵力向中国国民党战线进攻。
　　特别是进入1938年以后，为了进行徐州会战与武汉会战，把华北兵力大量南调，使华北敌占区出现了大空隙，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造成了放手发展的大好机会。
　　20世纪80年代有的作者认为，国民政府在武汉失守以后，在正面战场上是消极避战，保存实力，避免大战，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
　　之所以，可以保存实力，避免大战，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一方面说明中国军队已经处于战略相持阶段，一方面也说明日军实在没有力量再次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了！武汉会战为中国抗战迎来一个战略的转折点
　　热血沸腾在鄱阳，火花飞迸在长江，全同发出了暴烈的吼声，保卫大武汉。
　　1938年，中国军队为保卫武汉，与日军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的大厮杀，在此之后，日军每占领一寸土地，都必须付出惨痛的代价。
　　武汉会战，堪称抗战中最伟大的转折点。
　　中国军队为了民族之生存，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决一死战，日军攻克南京，日本对中国政府会乞降的幻想，因蒋介石的拒绝而最终破灭了。
　　日本首相近卫文磨一气之下，在1938年1月16日，向全世界宣布日本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
　　日军虽在战争中节节胜利，但却无法达成其战争目的，即决定性地毁灭中国军队的抵抗能力，进而迫使中国政府崩溃或屈服。
　　占领广州、武汉后，日本愈发意识到结束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了。
　　《保卫大武汉》歌词，至今诵读起来依然使人热血沸腾。广大爱国官兵以热血和生命演绎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抗战活剧。
　　由于兵力不足，即使在占领区也不过控制点线而已，八路军、新四军已在徐州、武汉会战期间成长壮大起来，迫使日军将主要精力转入敌游击区。其二、日本为尽快结束中国事变，为此运用了政略战略的一切手段，来迅速迫使重庆政权屈服，据此，日本当局重点推进了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政治诱降，比如桐工作日蒋港澳密谈
　　日本积极对重庆国民政府实施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与此同时还企图用又打又拉的手法，迫使其就范。
　　后来，日军发动了继武汉会战以来规模空前的枣宜作战，使重庆国民政府进一步感到日军逼迫的危险。
　　1938年武汉会战后，日军兵力不足，短时间内无力发起大规模进攻，对国民政府便转为以政治诱敌为主，辅以军事打击，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国民党政府才可以趁此机会，对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发动突然袭击，掀起第二波反共高潮，史称皖南事变。其三、同时，由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又使日军的后方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军费开支的急剧增长，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加上侵略战争成为长期化，使得日本国内厌战情绪日益增长，促使很多日军士兵感到无法战胜中国
　　抗战初期，日军的不断胜利，却并没有彻底消灭中国抗日军队的有生力量，相反却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由于战线拉得过长，加上兵力的不断消耗，使得日军兵力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同时，由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又使日军的后方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军费开支的急剧增长，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加上侵略战争成为长期化，使得日本国内厌战情绪日益增长，各种矛盾明显暴露。
　　日军仿佛陷入进退两难的泥潭，军事进攻的锐气大大受挫。此后，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在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组织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防守，坚强抵抗，尔后主动转进，以消耗敌人战力，保存我军主力。
　　针对日军兵力不足、后方空虚的弱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开辟华北等敌后战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两个战场相互策应、相互支援。
　　中国的灯塔著作《论持久战》曾经指出：在敌小我大，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侵略我被侵略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
　　由于日军兵力不足，其占领区必然有许多空虚的地方，因此抗日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的山地游击战。
　　经典著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敌人挟其军事优势大举进攻，占领中国许多大城市和交通线、扩大其领土、人口和资源，试图迅速征服整个中国。
　　同时，由于日军兵力不足，中国的游击战争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面对敌人的强大攻势，我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此阶段中，中国虽有颇大的损失，但同时却有颇大的进步，这种进步成为第二阶段战胜日本的基础。
　　文章着重分析了争取战略相持阶段到来的条件，以及相持阶段敌我斗争的态势，指出：第一阶段末尾，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持抵抗，敌人将不得不决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战略进攻终点，到达此终点以后，即停止其战略进攻。
　　武汉会战之后，日本基本上停止了战略进攻。
　　日军兵力不足，在其占领区内必然留有空虚的问题，大规模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坚持和发展成为可能。
　　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日军兵力不足，在大片沦陷区中实际上只能占领城市和交通线，而敌后广大农村和小城镇是他们统治的薄弱环节。
　　日军占领武汉后，其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已经发展到它的进攻阶段之最高点，势必成为强弩之末。
　　总体上说来，日本要北防苏联，东防美国，南对英法，内镇人民，但日本的力量是有限的，日军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使中国的最后胜利不可避免！
　　总而言之，武汉会战之后，日军兵力消耗殆尽，而共产党的敌后武装也开始壮大，让日军有了后顾之忧，日本不得已才提出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其实就是侵华日军已经开始就感到无法通过武力战胜中国了！
　　1945年前夕，日军进入洛阳，过了没多长时间，就投降了，日军感到无法战胜中国，应该就是在准备占领洛阳的时候。老人们说，日本的旗是太阳旗，来到洛阳，就落阳了。日军坏的狠，有一次，几个日本鬼子进我们村，到处找花姑娘，见一老实八交的老农，问村里有没有花姑娘？老农回答说有，鬼子大喜，让带路，老农把鬼子兵带到一棵椿树前，指着树上的一种昆虫说，这上面有很多花姑娘，你们要的话，就捉走吧，鬼子八嘎八嘎大骂，把老农打了一顿，原来，树上的昆虫，洛阳人把它叫做花肚娘，老农听错鬼子话，结果挨了冤枉打。听说在我们邻村，当年有一个日本兵，来村里看风景，有个力气大的老农，从梯田上面跳下去，把他弄死埋掉了，日本鬼子是坏家伙，死了活该！
　　提起二战时期的日军（陆军），人们第一印象就是野蛮凶悍战斗力强，是二战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不过也有不少人一直对日军的战斗力非常怀疑，认为日军战斗力和欧美根本不是一个档次，否则就不会在太平洋和东北被揍得满地找牙。二战时日本的军事实力
　　日军从1931年开始走精兵路线，很过部队的骨干军曹（班长），都是服役10年以上的老兵，普通士兵也是训练12年后才进入部队，作战技能很强，空军更是如此，飞行员训练淘汰率非常高，最终进入部队的只有110。
　　海军则是强项，从1927年开始，每年军费的4050投入海军，士兵训练水准很高
　　1937年开始，又在中国实战了4年才投入太平洋战场。
　　二战是残酷的消耗战，精兵路线是注定要完蛋的，1942年的马里亚纳战役，半年间日军损失飞行员7000人，一下子就被打断脊梁骨，海军则是中途岛，一次性损失大型航母4，包括大部分舰员，400名飞行员，这个损失，直到2年后的1944年才补充上，但是，2年的时间，对面的美国已经生产了25万架战机，17艘航母，训练了几十万飞行员，平均每名飞行员都有700小时的飞行训练
　　所以，1944年日军策划囤积2年的装备，训练的人员，2次战役都没挺过去就没了，然后再也没能缓过劲。
　　二战期间，日军什么时候就已经感到无法战胜中国了？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曾经叫嚣着三个月灭亡中国，最后打了8年，愣是被中国战场拖虚、拖垮。
　　那么，日军一开始为何如此嚣张？又是什么时候认识到靠武力战胜中国已经没有希望了？
　　嚣张狂妄是由暂时的胜利助长的，希望的破灭也是由现实的挫败决定的。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侵占了台湾，后在日俄战争后渗透到了东北南部，并且在1910年吞并朝鲜。在这之后开始向满蒙，东部沿海山东、上海等地渗透。1931年发动9。18事变扶植伪满洲国控制东北，进而向华北内陆渗透。
　　最终发生七七事变，导致全面抗战爆发。对于日本而言，全面战争其实打乱了其对华蚕食的战略。其很清楚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一举吞并中国。所以其并未将与中国的战事称为对华战争，之初称为北支事件，后来随着战事扩大，便称为中国事件。
　　日本感到无法战胜中国的原因
　　一、准备不足，在战争之处，日本华北驻屯军人数不到五万，华北中国驻军超过三十万，所以战争之初，日军受到小许挫折，华东地区的战争让蒋决心抗战，死战到底，中国在淞沪投入兵力最高达八十万以上，动摇日军决心，军心，桂系曾组织一万人以上的敢死队决死冲锋，虽全员战死，但，死的其所壮烈
　　二、在各地的大屠杀让中国人民的愤怒达到顶峰，大本营曾有人提出在中国的占领区推崇儒家，宣传亚洲人的亚洲，但各级指挥官拒绝执行，冈村宁次就是这个战略的推崇者，但却无法改变日军内部的狂热情绪。
　　三、国际大形式，在日军占领武汉以后美国联合英国和荷兰等国，拒绝像日军提供东南亚的橡胶和石油等战略物资，让日军大本营错误判断英美准备对日作战，战略重心转移，特别是在汪精卫等人投敌后，日军的战略重心开始南下，国军也不在进攻，因为三九年冬季反攻以失败告终，打掉国军的进取之心，汪投敌让日军看到中国整体投降的信号，错误判断。
　　四、在前期与苏联的诺门坎大战中，日军精锐之师第二师团伤亡巨大，几乎在朱可夫的打击下全军覆没，所以，关东军在战争前期没有投入中国战场，四一年苏德开战，日军与苏联谈和，开始调集关东军南下时以失去进攻重庆最好时机，而且大部分中国派遣军精锐部队在珍珠港之后投入东南亚战场，日军无能力，也无决心继续进攻，她们认为，打败英美，再来全力促使蒋介石投降。
　　五、国内方面中国地大，且中国当时是落后的农业国家，没有进入现代化，这样的国家最难打，因为你找不到她们的死穴，就像今天的美国打阿富汗一样，中国在当时扮演着阿富汗，落后，所以不怕牺牲，不怕占领。更不怕重建，因为什么都没。
　　六、就算当时日本占领重庆，中国也不会投降，不会全部占领中国，因为近两千年的文化侵蚀让中国大国心理根深蒂固，除了我们，一切都是蛮夷，所以，士大夫不会像蛮夷投降，最根本的农民阶级更是不可能支持，因为农民阶层认一个道理，日本人来了，她们就要被杀，土地没有，活路没有，所以加上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宣传，中国死战到底。
　　七、各级中国军队在抗战中奋力杀敌，自古中国文死谏，武死战，包括所有的杂牌军，包括曲线救国时的伪军之多是因为蒋的派系之争加重，打击杂牌，打击共产党，为了自身利益开始，而且，伪军大部参加的是对八路军根据地的围剿，没有进攻正规军
　　八、日军第十一军不是没想进攻重庆，枣宜会战就是日军进攻重庆战役的一部分，就是鄂西会战，中国军队在军队开战之初兵力相等的情况下抵挡住日军横山勇的进攻，石牌血战，好像是七十四军五十一师打的，被称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战役
　　九、日军的战略在武汉会战之后就不在中国了，因为他们认为中国迟早会投降，美国参战，对华武器和物资援助，使日军彻底失去占领中国的可能性。
　　结语：
　　对于中国而言，日军高层根本未加以太过重视，大部分主力部队在战争后半程都调往了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毕竟当时相比美英澳而言，中国军队实力还是相差太多。这也以至于很多日本人，尤其是右翼不认为中国打败了日本。所谓的日本无法战胜中国，这种想法在当时已经癫狂的日军高层跟本不会出现。他们思路就是解决中国只是时间问题，而条件就是战胜美英，从而获得更多战争资源。
　　大家都知道，日本侵略中国，就是小蛇吞大象。
　　1937年的时候，日本以为中国只是破房子，随便踢上几脚就塌了，却没想到中国像个泥足巨人一样，虽然行动缓慢，自己却越打越深。信号出现：日军改变政策
　　一切的信号，都发生在武汉会战之后。1939年到1940年，日军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双方开始对峙，另一方面开始诱降国民政府，还有就是在沦陷区进行掠夺，以战养战。
　　1940年，日本开始与重庆方面展开的秘密谈判，日本人制订的代号是桐工作。
　　因为汪精卫也不堪大用。
　　由于日本支撑战争的国力日渐衰退以及用战争令中国屈服的目的无望，东京军界高层内部的分歧愈演愈烈。其中一部分军官坚持认为：指望与汪精卫的政治交易，无论如何也结束不了战争，要想尽快结束战争并保持日本的在华利益，就必须面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需以谋略对蒋介石和他的将领们进行诱降。不管你愿不愿意，非得和重庆谈判不可。
　　这个时候，中国华东华中以及广州等精华地区都沦陷了。
　　随后日本又切断了中越交通线，中国只剩下一条滇缅公路了。
　　中国当时很惨了，光养着几百万的军队就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可是，日本为什么会有这种政策出现呢？第一，没招了
　　而且对于解决中国事变，日本本来就没做长久打算，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也就能够支持打到武汉，从日军增兵的情况和军队部署就能看出来：日本成立中国派遣军，因为当时日本在华北，华中，华南的部队都是各玩各的，并没有统一的调度，重新设置架构，有利于实现多快好省。
　　而中国派遣军中的第11军，常年盘踞在华中地区，是日军在中国的唯一纯野战部队和机动部队，第11军以武汉为大本营，向西进攻宜昌威胁重庆，向南进攻长沙等地要围歼第五，第六及第九战区中国军队主力，目的很明显，就是斩断中国脊梁，压迫中国方面投降。
　　但是中国持久战这个战略贯彻的比较彻底，日本不打，中国就不动，纯粹比坚挺，所以日本在华中地区的几次大规模军事行动，都没有太大的战果。第二，没人了
　　日本的兵员开始发生短缺。全面侵华后，日本大规模扩军，1937年扩编了七个师团，1938年扩编了十个师团。于如此短的时间内急促扩编，不得不在民间大量征用预备役和后备役。
　　1938年下半年，在侵华日军中，现役兵仅占11。3，预备役兵占到22。6，后备役兵已占45。2点，而补充役兵占20。9。
　　数据就能看出来，日军的战斗力下降了。
　　武汉会战结束后，侵华日军已32个师团，日本国内只剩下一个师团。
　　1939年日本在中国的军事配置是：东北8个师团警戒苏联，华北12个师团，华中10个师团，华南2个师团。日军仅分散在交通要道上和主要城市里，兵力还是不够。在正面战场，即使与中国军队对峙，也需要大量兵力才能保持现有态势，中国军队很少反击，但是日军也歼灭不了多少，这就释放不出来多少兵力。
　　而在敌后战场暗流涌动，华北12个师团，肯定不是打空气的，除了在第二战区和第一战区对峙，华北地区必须配置更多的兵力，因为八路军不断地骚扰日军的后方基地、蚕食日军的占领区、袭击日军的交通运输线，并且建立起很多面积可观的抗日根据地，从而使日军在华北占领区内危机四伏。第三，没钱了
　　武汉会战后，日本贸易结算用的黄金库存量，不足日俄战争时可资筹措的外汇量的一半。
　　也就是说，没有钱了，是真的没钱了。
　　打了20个月的仗，军费超过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从世界大战，九一八事变战争经费总和，并且伤亡二十万人。可能这二十万人的数字对于中国方面只是数字，但是对日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而且日本还要向中国增兵，在压迫国民政府投降的同时，还要在占领区分兵，并且要警戒苏联，守着比日本国土大几倍的地方，这些对于日本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
　　1938年，日本的黄金储备量为十三亿五千万日元，而武汉会战前后，日本使用外汇结算的进口军用物资花费额高达九亿六千万日元。由于出口严重萎缩，为弥补贸易逆差，只能动用黄金储备，这使得日本的黄金储备由原来的三百八十八吨急速下降到二十五吨左右。
　　其实这就已经很穷了，不然日本再往后不能用以战养战的这个政策，而且日本到后来把手伸向东南亚，除了满脑袋是大东亚共荣圈、世界霸权等黄粱美梦外，穷急眼了也是一方面的原因。第四，傀儡政权不争气
　　汪精卫的投敌对日本人来说是一场欢喜一场空。
　　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东亚新秩序的声明中称，日本希望通过蒋介石的敌人与中国达成和平的愿望，而他所说的敌人就是国民党内部的一派领导人汪精卫。
　　但是，尽管汪精卫各种摇人，但在中国社会各界高层内，认同汪派和平建议的人寥寥无几。
　　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向日本外务省密报：现在，汪派所搜集的人，大多是过去党政界的政客、官僚和腐败分子，在广大民众中没有任何基础。今后，汪派的活动若不能对重庆政权内的重要分子以影响，若得不到广大国民之拥护，前途极为渺茫。最后，天皇很关心
　　1941年刚到，日本天皇向参谋总长杉山元进行了这样的垂询：
　　是否按预定计划整理在华兵力？据侍从武官长说，预定65万已变成72万。要下决心整理，不要半途而废。后方的准备是否完成？拿破仑入侵莫斯科败于消耗战和游击战曾有先例。日军不会在中国陷入困境吗？
　　杉山元本来脑瓜不够用，不知道怎么回答垂询，就去找上等兵东条英机，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臭，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必须继续对中国实行全面的军事压迫，特别是华北治安问题严重，要集中陆军和航空兵在该地区作战。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而1941年初《日军长期对华作战指导纲要》（注意长期俩字）有两条是这么写的：
　　一、昭和十六年（1942年）前，不放松现在对中国的压力，在此期间应用一切办法，特别是利用国际形势的变化，力求解决中国事变。昭和十六年以后转向长期持久态势，数年后将在华兵力保持在五十万态势。
　　二、作战以维持治安及占据地区肃正为主要目的，不再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如果需要，可以进行短时间的以切断为目的奇袭作战，但以不扩大占据地区和返回原驻地为原则。
　　所以日本侵华战争的实际破产，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吧。
　　日本人感到无法战胜中国，应该不是在二战时。
　　直到1944年，二战即将结束，日本仍然通过豫湘桂战役，大胜中国。所以，直到二战结束，日本也没感觉战胜不了中国。
　　日本一般会想，要不是资源耗尽，而资源又掌握在英美手里，日本战胜中国是绰绰有余的。
　　日本感到无法战胜中国，是开始于朝鲜战争。当日本那些老兵，看着朝鲜战争中那些他们当年无法战胜的美军，被志愿军玩弄于股掌之上，才开始感觉中国军队的强大。
　　后来中国又造出两弹一星，现在又有东风快递，航空母舰，日本才渐渐感到战胜中国是困难重重的。
　　但是就算是今天，仍然会有日本人觉得能够战胜中国。也许，只有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用事实告诉日本人，日本人才会觉得无法战胜中国。
　　直到战败前夕，日本一直认为自己可以战胜中国。
　　其间，他们调整过对中国的看法以及相关方针，但其击败中国的妄想一直持续到战败。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军事瓦解，迫国民政府屈服。
　　抗战爆发后，尽管日本内部存在扩大派与不扩大派之争，但其基本点是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
　　1、1937年7月1938年1月。军事打击，促使国民政府反省。
　　抗战之初，日本陆相曾保证：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
　　这在后来被解读为三个月灭亡中国。
　　日本人虽狂，但还是有基本的判断能力的。
　　所谓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是指摧毁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促其反省。
　　这是列强过往几十年侵华战争思想的延续。
　　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济南事变等事件中，在外部军事压力面前，中国政府往往会反省（丧权辱国，息事宁人）。
　　而当时的国民政府，也希望能通过坚决抵抗（尤其是上海、南京等西方人士较关注地区），在英美德等人的介入下，实现和平。
　　可是，日本低估了中国抗战的决心。
　　日本在军事优势下提出的条件苛刻，而国民政府因国内抗战情绪高涨而不可能接受苛刻的和平，战争继续。
　　2、1938年1月1938年10月。军事打击，瓦解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不惜迁都再战，令日本人失望。
　　1938年1月，日本的第一次近卫声明，显示出其解决中国事变的策略调整。
　　日本政府宣称，如果国民政府不接受议和条件，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另与新建政府合作。
　　日本的这一声明，建立在其对中国政治格局的认识上：中国，军阀混战。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不过是实力最强大的一个而已。
　　或许，在日本看来：老蒋政府建立在其对其他军阀的军力优势上。在摧毁其主要军队、控制其主要经济发达地区后，日本可以迫使国民政府屈服，或扶持对日友好新政府，实现对中国的掠夺、侵略。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巩固占领区，诱降（或另立）国民党政府。
　　武汉会战后，日本战线过长，难以再扩大占领区。日本遂采取不扩大方针。
　　其主要特点是：1、以治安战为主，通过对敌后抗日力量的打击，巩固其占领区。
　　2、正面战场，以局部攻势（如宜昌战役），继续向国民政府施压。同时，通过桐工作等手段，诱降国民政府。
　　3、在诱降失败后，组建汪精卫政府，使重庆政府成为地方政权。
　　许多朋友认为：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意味着日本认识到无法战胜中国。
　　事实上，这恰恰是整个抗战中，我国最危险的时候。
　　尤其是在1939年9月开始，德军横扫欧洲，英法连战连败，国内投降派抬头，日本似乎。
　　对日本而言，他已经占领了北平、上海、广州、武汉等主要城市，并控制了东北、华北、华南、华中大片地区，他们通过扶植汉奸政权，打击占领区抗日武装，巩固其战果，掠夺资源，形势对我国将十分不利！
　　幸运的是，日本再次低估了中国的抗日意志。
　　为了挫败投降情绪，这段时间，正是整个抗战中，我方发起反攻最频繁的一段时间。
　　正面战场，国民政府组织了1939年的冬季攻势；敌后战场，我军组织了百团大战。
　　而在日军发起的局部攻势中，三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中国军队都以坚决的抵抗，挫败了日军气焰。
　　而日本扶植的汪精卫政府，则被全国人民视为汉奸政府，始终缺乏社会基础，无法起到使重庆政府成为地方政府的效果。
　　这3年中，光是正面战场，我军就伤亡137。6万人，占整个抗战伤亡的41，为抗战各阶段之最。
　　因此：武汉会战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并不意味着日军已经不可能战胜中国。决定日本无法战胜中国的，是中国军民坚定的抗战决心和不怕牺牲的勇气。1941年12月1945年8月：日本到最后时刻仍企图战胜中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一部分。
　　中国战场的胜负，已经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息息相关。
　　但是，即使在日本已陷入彻底被动的最后时刻，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可能在中国战场取胜。
　　尤其是在1944年豫湘桂战役后，日本认为可以通过在中国战场打开局面，以与盟军大陆决战。
　　1945年1月29日，侵华日军在南京召开的高级军事主官会议上，制定以下目标。
　　1、在北方确保大东亚复廓之宝库，防备可能参战的苏联（苏联当时尚未正式对日作战）；
　　2、在东方建立沿海铁阵，抵抗盟军；
　　3、排除万难，向中国西南腹地挺进，覆灭其根据地。
　　4、争取民心，以备在大陆与美军决战。
　　侵华日军认为：日本在战略上还有最后之良机，即在本年（1945年）中前期击败重庆军，迫使重庆政府崩溃。
　　即使到了日本投降前，日本人仍然曾经考虑：天皇迁都到东北，利用关东军与侵华日军继续顽抗。
　　如果单纯因为日本是蕞尔小国，就认为日本人很早意识到无法战胜中国，那就小瞧敌人的野心和狂妄了。
　　日本侵华前，对中国作过详细研究，认为中国军阀林立，政治派别复杂，国民缺乏民族意识。
　　因此，他们先是将希望建立在打击中央军武装，就可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后是认为通过治安战、扶植汉奸政权，就可以使其巩固占领区，争取民心，在中国实现以战养战。
　　如果当时的政府仍然是谅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晚清政府或者曲线救国的汪精卫，或者中国军民真的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么，日本没有理由认为自己会失败！
　　幸运的是，日本人算错了。
　　自助者天助。得道多助的中国，挺了过来。
　　二战期间，日军什么时候就已经感到无法战胜中国了？这个问题从二战爆发，日军就已经感到危机，虽然侵华日军当时占领了中国主要的交通线，但战线太长资源不足的问题非常突出，在选择北上和南下问题上又缺乏统一的思想，到苏德战争爆发，日本在亚洲战场的失败就已经注定了。
　　一方面，日本加入轴心国，加速了日军覆灭的进度。
　　本身，从历史上看，日本对东亚大陆的扩张由来已久，在日本是明治维新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明朝时间，从那以后，日本就通过不同手段经常进犯中国沿海内陆，当19世纪欧洲开始爆发一战时，日本的军事力量也因甲午战争的崛起逐渐在亚洲地区呈现威风，1904年，日本取得日俄战争的胜利，不再把沙俄放在眼里，也是从这时候起，日本关东军开始陆续进犯东北亚地区，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国开始进入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时期。
　　但是，单纯从日本进犯东北亚的历程看，他们并没想到会把战争扩大到整个亚太甚至与二战联系在一起，凭当时日本的实力和扩张愿望，并没像希特勒那样迫切和不顾后果，是轴心国的组建让日本扩张理念更大胆也更疯狂。这一时期，日本从日俄战争到占领东北用了27年，而加入轴心国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仅用一年时间，如果把日本签订反共联盟算在一起，也才不到五年时间，说明日本对扩大战争的准备并不充分。
　　所以，当德意在欧洲战场打得死去活来时，日本才开始把战场向华北华中拓展，到苏德战争打响，日本也把触角伸向了太平洋的美军。应该说，在是否北上与德国夹击苏联，和南下招惹美国的问题上，日本内部并没呈现统一的思想，说明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行动并不是好打的，从事后印证看，这也是日本自寻死路的一条捷径。
　　另一方面，日军深陷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泥潭，七七事变是个转折点。
　　如果说九一八事变让世人看清了日本侵略扩张的丑恶嘴脸，那么七七事变就唤醒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和意志。不管当时正面战场还是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战场，日本都不会看到取得胜利的那一天，和德国闪击苏联一样，在打持久战和消耗战方面，日本同样面临资源不足和战线太长的问题，南下东南亚和发动珍珠港事件也是在为战争资源找出路。
　　也许有人疑惑，日军在侵华期间几次大的战役都是在苏德战争爆发前，日本当时已经占领了主要的交通线和大中城市，取得侵华战争的胜利还是有希望的。但是，占领城市和交通线只是表面现象，持久战和消耗战的真正战场是在农村和广大的后方纵深。所以，我国的抗日战争对二战是有非常大贡献的，不仅牵制了大量的日军主力不能南下，还极大的消耗了日本的战争资源。
　　因此，当德军在1941年9月30日发动莫斯科战役时，希特勒特别想日本关东军能北上支援一下，起码可以让斯大林不敢向莫斯科调动西伯利亚的预备队。可他根本没想到，凭当时日本在华的侵略军并没有北上的能力，这不仅有1938年1939年日本关东军两次与苏军边境作战失败的教训，还有当时日军已深陷抗日战争持久战消耗战的泥潭不能自拔，向太平洋招惹美国纯粹是自寻死路，更不用说在抗日战争中取得胜利了。
　　日本在二战中对国民政府的态度始终都是通过战争迫使国民政府投降，而从来没有想过通过战争战胜中国和全面占领中国。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就感到了力不从心，军队也从占领后的管理上进行了改变。1939年诺门坎战役爆发后，关东军几乎没有调往关内支援。武汉会战结束后国军、日军占领区域犬牙交错，有的地区两边军队甚至距离非常近，但也没有谁一定要吃掉谁这样的想法。另外八路军在河北、山西、山东的渗透和发展十分迅速，到1940年百团大战之前已超过50万人，这也给日军一种感觉：大后方经营不好早晚要丢还给八路军。但占领区最起码到县城这个级别是需要驻守军队的，即使数量再少也要有相当数量的正规部队，不是用来打仗的，而是用来盯着当地伪军的。占领的地方越多，能用于攻击的兵力也就越少。再加上中国没有油田，日本还要继续寻找油田资源来维持战争。所以虽然历史课本上写的相持阶段从1938年开始，实际日军放弃不切实际幻想占领全中国是到1940年了。
　　应该这么说，在武汉会战结束之后，日本人侵略者陷入了一段迷茫期，他们对于在军事上的彻底战胜中国的信念产生了动摇。
　　上海打下来的中国政府没有投降，首都南京被打下来了，中国政府仍然没有投降，武汉被打下来了，中国政府仍然没有投降。随着日本在中国的占领区越来越大，他们对于彻底击败中国的信心却越来越小。
　　战争刚刚打响时，日军信心满满，被日军的首席智者石原莞尔高度评价为傻瓜元的杉山元疯狂的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可是保卫大上海，保卫南京，保卫武汉三场打下来，日本人的占领区，从华东的淞沪一直延伸到了华东的武汉。
　　但是足足打了一年时间，日本人所希望的，中国政府迫于压力向日本投降的事情并没有出现，在这个时候，日本人开始隐隐觉得难以在军事上彻底征服中国。
　　武汉会战展开之前，日本大本营认为，只要占领九省通衢武汉，国民政府必然投降。由于上海以及南京的相继沦陷，武汉的重要性凸显。早在南京沦陷之前国民政府的部分机构就已经从南京搬迁到了武汉。
　　虽然最终确定重庆作为陪都，当时中国政府的大量机构并没有立即转移到重庆，而是停留在了武汉，这也使得武汉成为了当时中国抗战实质上的中心。
　　而经历了长时间的进攻作战，日军的进攻动能逐渐衰竭，由于迟迟不能迫使中国政府妥协，日本国内的政治与经济压力可谓是压力山大。
　　所以在日本人眼中，1938年4月开始组织的武汉会战，就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最终解决中国事变的大决战。日军妄图在这次武汉会战中消灭中国主力，夺取中国抗战的心脏武汉，迫使中国投降。
　　然而武汉会战足足打了三个多月，在优势的日军面前，国军士兵用生命谱写了一曲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壮丽乐章。在武汉，已被敌三面包围之时，蒋介石下令中国军队放弃武汉，继续胜利大转进。
　　日本人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占领了武汉之后，日军发现他们的进攻动能已经衰竭，无力更进一步。而此时此刻日军急功近利，孤注一掷的打法，原本就不怎么雄厚的华北的日军兵力都被调往南方，使得日本占领区出现了极大的空隙。
　　正因为日军对于原本占领的华北地区，掌控能力出现了大幅下降，这给了擅长敌后作战的八路军广阔的活动空间，极大地牵扯了日军的精力，使得日军无法抽调兵力到前线，进一步的扩大战果，将战线继续向中国腹地推进。
　　在日军展开武汉会战的期间，我敌后武装得到了极大的成长，利用日军兵力南下的机会，在华北地区以及江南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将日本占领区渗透成了一个四处漏风的大漏斗。
　　由于日军的军力不足，日本人只能控制城市和交通线，广大的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就是我们游击队大展身手的天地。而日本人由于兵力不足，再加上处处设防导致的处处空虚，被我游击队充分利用，今天端掉一个炮楼，明天打掉一个据点。
　　在不断的斗争中，我游击队逐渐壮大，而此消彼长，日军士气逐渐低落。这种情况的出现，使得日军不得不及时调整战略，日本人不得不放弃进攻，转而整顿日占区，将大量的兵力与金钱物资投入到敌后战场，进行治安战，在与我敌后武装的较量中，消耗了大量的实力。
　　无法在中国战场上扩大占领区，反而将大量的资源消耗在已占领地区，这极大的影响了日本的经济，使得原本就因为中日开战，而面临崩溃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
　　没有钱，没有新的战争物资的到来，反过来使得日军的进攻锐气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前方没有能力占领新的地区，通过掠夺来弥补经济，后方经济不堪重负，无法为前方提供有力的保障，使得前线的部队更加疲软。
　　其实在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日本人已经意识到很难在战场上彻底击败中国人，全面占领中国，日本人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场仗是注定无法单纯在军事上达到最终目的的，日本人不得不做出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