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溥仪出宫前后 1924年10月下旬，冯玉祥将军发动北京政变，软禁了民国政府总统曹锟。月底，宫里的人就慌神了，只见一些太监一见面就咬耳朵：＂听说撵出宫去的太监有些已经上冯玉祥司令部去控告了!＂ ＂告什么呀?＂ ＂告万岁爷盗卖宫内古物!＂ 还有人嚷嚷说＂冯玉祥把紫禁城的护军给撤了＂，又说＂已在景山冲宫内吊上大炮了＂……我倒不以为然，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还不懂得害怕呢！ 11月5日头半晌，溥仪正在养心殿呆着，我站在南北长街上，忽见两人架着个老头，由南边西华门方向过来拐向养心殿。等他走近我才看清，原来就是内务府大臣绍英。只见他一脸焦急的神态，边走边问：＂皇上在哪儿?皇上在哪儿?＂就这么被架入养心殿，呆了不算短一段时间，又让人架着去了。 不一会儿，话就传出来了。说是冯玉祥＂逼宫＂，紫禁城已被重兵包围。还说站在御花园的秀堆上就能看见城外的动静。我好奇，约一起当班的随侍王三元去看，我俩真爬到秀堆顶上去了。我正四处张望时，王三元一把摁下我的头，还问我＂嚷什么＂?我来不及说话，赶快从秀堆上下来。 ＂我并没有嚷呀，摁我头干甚么?＂ ＂把脑袋抬那么高，想吃枪子呀!＂王三元比我稍大，当然也比我懂事多些。 这时，溥仪派人把我俩找回养心殿，对我们说：＂冯玉祥不讲理，派鹿钟麟来逼宫，你们几个收拾一下跟我走!＂当时在场的随侍除了我和王三元，还有祁继忠。 我记得是在那天接近中午时出宫的。我们几个随侍紧跟溥仪出养心殿，经南北通道入御花园，走秀堆旁边的延和门再出顺贞门。这时，我看见有两辆小标克卧车开进了神武门。溥仪和鹿钟麟先后登上头一辆黄色车，我和王三元、祁继忠也跟着上头一辆车。因为车内实在太挤巴，我就把脚蹬在踏板上，半拉身子吊在车外。这节骨眼儿上王三元还开玩笑呢!他从里边伸过手来扯我的耳朵。婉容、文绣，还有荣源，上了第二辆蓝色车。 车行十来分钟就停在北府大门口上了。鹿钟麟先开门下车，溥仪和我们几个也跟着下了车。只听鹿钟麟对溥仪说：＂你们不能继续住在宫里了，自己回自己的家吧!＂他们两人你问我答地聊了一阵。这时，荣源从后面那辆车里走出急匆匆地跑过来，只见他穿件坎肩，却只套一边肩膀，斜斜歪歪地搭在肩头上，冲鹿钟麟气哼哼地喊道：＂什么都别说了!你们让出宫，我们也出来了，还有什么可说!＂他像发疯似的，鹿钟麟也不理他。有趣的是，溥仪来到自己的父亲家，进门还要履行手续，真滑稽! 溥仪被安排在北府后花园内的几间房子里。下午二时左右，溥仪像发了神经病，他用鼻子闻闻这儿又嗅嗅那儿，发现了某种异味儿。因为当时我正跟着他，他便问我：＂闻出什么味儿来吗?好像煤油味!准是鹿钟麟要放火烧死我们!＂我闻了半大，什么味儿都没有，又四外查看一遍，也没发现一丁点儿纵火的迹象。然而，溥仪惊魂未定，还是放不下心来。 听说当天晚上溥仪没敢睡觉，怕大火烧起来，真是活见鬼。我和王三元、祁继忠住在北府太监们腾出的一间房子里，倒是睡得很安稳。 11月7日，溥仪传我去。等我到他屋里一看，还有两名年龄和我差不多的孩子。溥仪把我们叫到跟前说：＂我这里用不了太多人，你们几个回家吧!＂说完，给我们每人一样东西，给我的是一个镶宝石的金戒指。我知道准是有人奏了一本，说我的坏话了。但我当时挺高兴：转眼离家已经半年，加上伺候溥仪感到内心压抑，想念父母，盼着回家看看。 我进宫半年，并不曾想到升官发财，但也希望能有个出人头地的机会。不料，溥仪用一个金镏子就打发我回家了。见着父母亲人是挺高兴，转眼间又感到不是滋味儿。 我在家呆了二十多天，有个杨宗光来找，此人当时是溥仪的贴身随侍。他见面就说：＂皇上想你了，叫你去呢!＂我问上哪儿?杨说皇上已经移住日本公使馆，我们现在就上那儿去。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告别父母，跟着杨宗光上路了。 我们走进东交民巷，从门前牌匾知道，道西是英国公使馆，道东便是日本公使馆。可是，路东这个大门紧紧地关闭着。杨宗光告诉我，使馆为了保障皇上的安全，才在大白天关起大门，我们得从日本兵营那个门绕进去。这两个院子隔道大墙，中间有扇小门连通，我俩就经过那扇门来到位于日本公使馆院内的一栋二层小楼前。这里无疑就是溥仪的＂行在＂了，杨宗光引我上二楼面见溥仪，我给他磕头请安，溥仪说：＂我想你，就跟我在这儿呆着吧!＂ 我到日本公使馆是旧历甲子年的十一月上旬。溥仪怎么来的我没见着，听溥仪说是郑孝胥给联络的。但那时的局面很复杂：郑孝胥奏请皇上到日本公使馆，庄士敦奏请皇上到英国公使馆，两人各怀心腹事，溥仪处在举棋不定之中。还有个北府的管家张文治，一步不离地跟踪溥仪，与其说他替载沣办事，不如说是个和鹿钟麟通气的人。据溥仪跟我讲，他潜入日本公使馆的一幕也是富有戏剧性的。为了不使看守北府的政府军警生疑，事先故意与之联系说溥仪要前往东交民巷德国医院治病，军警们便也跟了几个去。溥仪遂空走一趟医院，当天返回北府，目的是从心理上麻痹那些看守北府的军警们。隔日溥仪又上德国医院，就只剩一名军警和张文治跟着了，汽车在德国医院前门停稳后，军警和张文治都懒得下车，溥仪走进医院便看见了等在那里的陈宝琛和郑孝胥，他们装得互不相识，在楼内瞎转一气，就从医院后门溜出。为防备让人盯上，特意钻进乌利文洋行，溥仪还随便在那儿买了一块怀表。那是一块灰色地、镶金边、表心带闪光的高级怀表。当溥仪等正要从洋行后门溜走时，不明真相的人还请示溥仪，问是否要告诉仍然等在德国医院前门外边汽车内的张文治和军警?问要不要把汽车开过来?溥仪一摆手：＂甭管!让他们呆着吧!＂这就是溥仪潜入日本公使馆之前的一段细节。 溥仪在日本公使馆呆了三个月，婉容和文绣也住在这里，太监李长安，还有一位刘太监和两名宫女伺候她们。 溥仪每天有些礼仪方面的应酬，但还是感到无聊。他很少到日本公使芳泽谦吉那边去，白天总是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偶尔有两回曾走出公使馆，因为往东几步路远便是一位格格的住处，溥仪去玩玩。据我所知，有个阶段他晚上出去，为了防止被路人认出，事先化装，而且只带着祁继忠一人，骑车离开使馆区遛街兜风，据溥仪说到过东安市场，到过神武门前的护城河，也到过什刹海湖畔。 一天，溥仪命茶房给他插糖葫芦吃。宫里每年都做这玩艺儿，工艺特殊处在于每根竹棍上只串一个大山楂，和市面上一串五六个不同。茶房御厨奉命去做，没想到溥仪也跟到茶房。御厨后来告诉我，在公使馆临时安设的茶房地方窄小，锅也小，工作台子也只能容得一人施展。偏偏皇上还来凑热闹，他又不会干，两只手粘满了糖，一拽一条长丝，绕来绕去，哩哩啦啦地掉落在御厨脖子上、胳臂上、手背上，烫得御厨直抖动，却又不敢言语，真是活受罪。这件事倒能反映溥仪当时苦闷无聊的心情。 腊月廿三日过小年那天，按旧习俗要买灶糖祭祀灶王爷。溥仪命人买了很多糖果；有关东糖、条条糖、灶糖，还命茶房制作了许多糖葫芦。记得是在头半晌，我和几名随侍来往于楼前楼后，忙忙碌碌地做这样，干那样，忽然，二楼上的溥仪推开窗子向院内大声喊道：＂张开兜接住!张开兜接住!＂随着喊声，各种各样的糖果从二楼楼窗扬出并散落下来。我们几人都身穿蓝布大褂，正好用两手拎起前襟衣角，形成一天然大布兜。有人接不少糖，有人却一块也兜不住，我是幸运的，刚张开衣襟就兜住很大的一个葫芦型糖瓜，心里很觉得痛快。 我跟溥仪在日本公使馆过了春节，过了溥仪的生日和元宵节，又过了十来天，溥仪突然又把我找去给了我一百块大洋。我谢过赏，溥仪说：＂你先回家吧!＂他既不说说原因、理由，我索性问也不问，收拾一下零碎东西出门就走了。当时并不知道溥仪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更没想这次把我撵走，有朝一日还会派人接我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