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小弄堂，一间小屋子，一个书报架，一群年轻人……想当年，手捧银行＂金饭碗＂的青年后生，就是在这样的简陋环境里聚在一道，灯火盈盈，书声琅琅。读书会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一般，点亮他们思想的星火，接受革命的启蒙。 01 中南银行的＂渔光村图书室＂ 中南银行是近代所谓＂北四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四家成立初期主要经营范围在华北地区的大银行）之一，是近代海外华侨回国投资创办的最大的银行。 镇宁路西侧的渔光村，为昔时中南银行的员工宿舍，以＂左翼＂进步电影《渔光曲》命名。1938年9月，中南银行第一位地下党员华家騄调查后觉得，住在单人宿舍里的青年职员，职级相同，年龄相仿，思想相近，关心抗战形势和命运前途，喜欢读书看报交流感想，渔光村是开展群众工作、扩大党组织影响力的好场所。于是乎，以丰富员工业余文化生活为由，向银行方面借来了书橱和家具，申请了补贴经费，订立了阅览章程，宿舍图书室就这样张罗起来了。 渔光村 图书室除了购置金融经济类的书籍，还有意识地选择了一批进步书刊，如斯诺的《西行漫记》和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等，很受读者欢迎。他们把这些红色读物分拆成几个小册子，包上新的封面出借，既增加了隐蔽性，也提高了流转效率。华家騄又聘请中南银行襄理兼八仙桥办事处主任陈光庭担任图书室监察，使地下党领导的群众组织取得了合法地位，个别中高层管理者也来借阅图书、参加文体活动了。 每到夜晚，渔光村里，灯火盈盈，书声琅琅。图书室以党员为核心，于畅述读书心得中传播革命真理，从中发掘积极分子，把一些作风正派、热心公益、有群众影响的银行员工团结到党组织周围，陆续发展了若干名党员。 1941年12月，日军悍然占领租界并强征渔光村宿舍，勒令职工迁移。形势所迫，华家騄赶紧将进步书刊藏匿起来，其余书刊捆扎后运送到汉口路中南银行6楼，继续供行内员工借阅。 汉口路110号中南银行总行旧照 02 浙江实业银行的＂合作读书会＂ 浙江实业银行是近代所谓＂南四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新华银行）之一。在＂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浙江实业银行几位在学校里就已接触到一些进步思想的练习生，在记账算账之余组成＂合作读书会＂，自掏腰包购买各种书籍，满足求知欲望。他们阅读和讨论的作品选题相当广泛，从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谭嗣同的《仁学》，到托尔斯泰的《复活》、屠格涅夫的《前夜》等，在苦闷忧愁的漫漫长夜里寻求光明与出路。 读书会里学过世界语的郭味回、马宝锷，还把他们通过外媒获悉的世界无产阶级抗争、工农红军万里长征胜利等讯息进行分享，使会员对国家的命运前途重新燃起希望。 浙江实业银行行员宿舍所在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葆仁里地图 成立于1936年10月的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简称＂银联＂）由张人俊、张困斋等20多人发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团体。在＂银联＂活动中受到中共地下党员张困斋培养教育的陈业善，经介绍成为浙江实业银行的第一位共产党员。＂合作读书会＂的效应，也由此延伸到这家银行的单身行员宿舍所在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葆仁里，党支部利用这个阵地作为青年行员活动中心，每星期举行一次学习讨论，在党员和积极分子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还传阅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这些精神食粮，成为年轻职员在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坚持战斗的力量源泉，其中有两位还先后远赴解放区投身革命。 张困斋，＂银联＂发起人之一。上海解放前夕不幸牺牲，与李白、秦鸿钧并称为＂电台三烈士＂ 1937年9月7日，上海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填写的上海市抗敌救国团体登记表（上海市档案馆藏） 03 新华银行的＂星火读书会＂ 新华银行也是＂南四行＂之一。在共青团和＂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与推动下，新华银行曾经建立过一个＂左翼＂秘密组织——＂雇员协会＂，团结一批进步职业青年，学习共产主义思想，结合雇员的日常生活问题开展斗争，并出版了秘密刊物《雇员生活》，从此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新华银行旧照 1939年，新华银行建立了地下党支部，翌年党组织召集积极分子成立了＂星火读书会＂，定期举行活动，阅读进步书刊，邀请＂左联＂作家授课，切磋交流文学写作体会，要求会员每月写一篇习作，互相传阅提出意见，活动地点大多在新华银行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办事处。 ＂孤岛＂时期，物价飞涨，而工资却纹丝不动，民众苦不堪言。党支部暗中通联，＂星火读书会＂成员秘密商定发动了一次联名请求增加薪津的斗争，拟稿、刻印并将联名请求加薪的呼吁书分发至各部门及办事处。＂一石激起千层浪＂。请愿书一呼百应，签名者络绎不绝。新华银行管理层迫于群情激愤，只好同意加薪。但是这次斗争后，受到当局盯防，＂星火读书会＂的活动更加隐蔽了。 04 金城银行的＂愚园路同德会＂ 1939年秋后，敌伪势力对上海租界的渗透日益加强，上级党组织揆情审势，决定把群众工作重点由参加＂银联＂召集的活动为主，＂化整为零＂逐步转向在各家银行内部分头组织，这样更有利于联系群众和隐蔽力量。于是，在＂北四行＂之一的金城银行，由＂银联＂的活跃分子建立了一个进步组织——＂愚园路同德会＂。＂同德会＂取得行方的支持，将愚园路一所花园洋房用作读书、聚会等文体活动的场地。 1939年，＂银联＂开展慈善募捐活动，支援新四军。图为＂银联＂成员在募捐大会上表演合唱（上海市档案馆藏） ＂读书愈多，精神就愈健壮而勇敢＂。＂同德会＂不仅开辟面向公众的图书室，还另设一处小小藏书柜，对勤于进取、奋发有为的银行职员出借各种进步书籍，从而培育革命意识、散播革命火种。图书室还组成两个读书小组，每逢星期天，聚集在积极分子陈启刚、殷灿鑫等家里进行活动，探讨《社会科学基本知识》及进步文艺作品的读后随想，出版了5期手抄刊物《励进》，纸上交流，直抒胸臆，碰撞出思想火化。1940年以后，通过读书会陆续吸收了数位优秀青年入党，使党员分布遍及金城银行总行营业部、储蓄部、总经理处以及部分办事处，扩大了党与群众密切联系的辐射范围。 江西中路200号金城银行大厦旧照 05 浙江兴业银行的＂浙兴读书会＂ ＂南四行＂之一的浙江兴业银行的青年职工同样成立了进步组织——＂浙兴读书会＂。当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各种投降论调甚嚣尘上。云雾缭绕，局势迷茫，埋首于数字账本的银行职工有时也会曲直莫辨，＂浙兴读书会＂时常发生争辩，口诛笔伐，众说纷纭。针对这股逆流，浙江兴业银行党支部根据上级指示，采取原则问题不让步、非原则问题可灵活掌握的方针，力争使读书会中的进步力量逐步占据上风。 浙江兴业银行旧照 为此，＂浙兴读书会＂除了继续组织进步社会科学和文艺著作阅读外，党支部还专题学习了毛泽东的《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等文章，并邀来曾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吴承禧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以及消灭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主张，吸引了非读书会的众多行员前来听课，座无虚席，反响热烈。由于吴承禧担任着浙兴银行襄理，虽然高层认为他＂言辞出格＂，也奈何不得，但以后类似讲座就不允许再办了。 同时，读书会编办了油印刊物《学习》，行内地下党员吴申淇用笔名撰写系列述评，揭示世界革命斗争形势与格局，论述民主团结的重要性，因文笔生动，鞭辟入里，行员争睹为快，竞相传阅。在之后开展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中，从读书会脱颖而出的青年骨干起到了＂生力军＂和＂先锋队＂的作用。 新媒体编辑：陆闻天 本刊稿件均为原创，未经授权，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