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军委会政治部的两位中将副部长

　　1938年1月10日，陈诚奉命负责组建军委会政治部的时候，最初在人选上由于中共方面还没有确定周恩来到政治部的任职，所以在陈诚送呈(蒋介石)机秘(乙)第1342号人事安排的报告上，没有提到中共方面周恩来的任职。陈诚的报告内容为：
　　请先委定政治部人员如左:
　　黄琪翔为副部长(1898年9月2日-1970年12月10日，保定军校第六期炮兵科毕业生，曾任该校分队长，留校任教期间曾任第八期炮兵科陈诚教官。后在东征和北伐战争中屡获功勋，与叶挺并称为＂北伐双杰＂。有传言，北伐期间，黄琪翔与周恩来、叶剑英、汪某某被人并称为＂中国四大美男子＂)。
　　张厉生为秘书长(1900年－1971年，字少武，河北乐亭人。1936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1938年2月，兼军委会政治部秘书长。同年10月，代理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范汉杰为第一厅厅长
　　贺衷寒为第二厅厅长 康泽为副厅长
　　郭沫若为第三厅厅长
　　杜时霞为总务厅厅长
　　柳克述为秘书处处长。
　　蒋介石审查这份报告时，将康泽改为第二厅厅长。而最后宣布的名单则又有改动，加人了周恩来为副部长，贺衷寒出任第一厅厅长，范汉杰未调入。
　　2月6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正式成立，陈诚为上将部长，黄琪翔、周恩来为中将副部长，郭沫若为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工作）。
　　由于政治部部长陈诚身兼多职，很少能有时间来政治部上班，甚至连一些重要会议需要陈诚讲话，也委托黄琪翔作为他的代表去演讲。而周恩来的工作重心在共产党内，也很少来政治部上班，所以黄琪翔成为政治部的实际主持人。
　　政治部的主要工作是动员全社会力量参加抗日斗争，作为政治部主要负责人的黄琪翔，因此整天在武汉参加各种会议、各种活动，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很高。1938年3月，武汉各界举办轰轰烈烈的抗敌运动大会，就是由政治部主办、黄琪翔主持。
　　黄琪翔把满腔热情投入到政治部工作之中，总以为自己不论到哪个岗位，都可以为国家做一些有益的事。他说:＂我参加政治部工作，原来抱着一种愿望，以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可以重新合作，共同抗战。因此在政治部成立以后的一段时间，黄琪翔发现自己工作起来仍然十分吃力，简直到了精疲力竭的程度，主要原因是部长陈诚的任职过多，当时陈诚担任武汉卫戌总司令，兼任政治部部长，另外还兼任湖北省主席、航空委员会委员、中训团主任委员、三青团书记长和中训团教育长等职，因此陈诚根本无暇顾及政治部的工作。政治部的日常工作完全由黄琪翔负责，表面上看，黄琪翔大权在握，其实很难办事。不做事，心不甘，想做事，又做不成。他变得烦闷不堪。究其原因，就是政治部内的情况太复杂，派别林立。彼此心存芥蒂，必然影响到工作。陈诚对政治部的状况也很不满意。
　　黄琪翔后来在自述中回忆说:＂政治部以陈诚为部长，周恩来为副部长，郭沫若为第三厅长，我亦为副部长之一，此外还网罗各方知名人士组成设计委员会。
　　但其中负实际责任的是国民党cc派首脑之一张励生任秘书长；＂蓝衣社＂头目贺衷寒(1900—1972)任一厅厅长，主管军队政治部工作人员的训练，任命等项工作；特务头子康泽(1904一1967)任二厅厅长，主管情报人员的训练、任命等项工作，实际上都是反共工作。
　　郭沫若的第三厅主要是当时的一些文化人士，组织些文艺部队在军队中和大城市中活动。而贺衷寒和康泽等人，都是蒋的心腹，属于＂十三太保＂之列，自觉后台很硬，也对副部长黄琪翔很漠视。黄琪翔处境很孤独。他说:＂当时虽然大敌在前，蒋并没有放弃他的反对政策，这在政治部的各项具体工作中，都体现出来。我对此表示不能接受。＂另一位副部长周恩来，也很少来政治部上班，因为他的主要工作在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办事处。
　　为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战，世界学联代表团于1938年5月前来武汉。武汉各界群众共组织了三次欢迎大会，其中的一次集会地点位于汉口中山路，由汉口商会主持，军委会政治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黄琪翔和第二厅厅长康泽、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等人悉数参加。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有人企图捣乱，破坏现场秩序。
　　据郭秀仪回忆，那天，当周恩来走上讲台后，他讲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抗战中的英勇表现，特别是平型关大捷的时候，一些捣乱分子在台下开始吹口哨或发出唏嘘声。周恩来从容不迫，表现得十分冷静。
　　陈诚颇有大局意识，示意黄琪翔出面制止。黄琪翔于是大步流星走到周恩来身边，高声呵斥捣乱分子道:＂台下捣乱的是什么人?现在是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时刻，你们怎么敢在这里捣乱?不愿意听的，请马上都给我出去!＂由于黄琪翔及时出面制止，起到了威慑作用，使得周恩来的讲话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
　　黄琪翔在政治上更接近于共产党人，自然与周恩来感情深厚，在工作中一直尊重周恩来的意见，所以每当政治部处理国共两党的摩擦事件时，黄琪翔的＂罪名＂就是偏向共产党人，而他主持公道的一些言论，常被别人打了小报告。久而久之，黄琪翔与这些人的矛盾日益加深，甚至到了格格不入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陈诚每次见他，反而提醒黄琪翔要注意团结问题。这让黄琪翔感到十分为难，这还包含著另外一种意思，那就是处处与黄琪翔作对的政治部秘书长张励生，也是陈诚的密友，在外人眼里，张励生和黄琪翔都是陈诚的人。
　　有一次，湖北成宁县政府抓到一位中共党员，罪名是他在成宁境内从事民运工作。政治部秘书长张励生批示要＂严办＂。秘书处将公文依例呈送黄琪翔。黄琪翔一看，觉得有问题，立即把文件内容转告了周恩来，于是周恩来和他一起去找张励生，批驳张励生＂这是违反国共合作原则的。＂这件事，当然会有人向陈诚和蒋报告。
　　黄琪翔除在工作上配合共产党之外，在生活上也予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以照顾。郭秀仪回忆说:＂当时琪翔每天都去政治部上班，他对恩来同志非常尊重，私人感情也很好。他对政治部内任设计委员的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也都团结无间，工作上给予方便。琪翔指示当时任总务厅出纳科员的黄心维同志，每月一定要把周副部长和邓颖超委员等共产党领导人的工资登门送去。
　　陈诚从抗战的大局出发，对共方保持了克制态度。陈诚对待对方的态度，黄琪翔是能够接受的,这期间，黄琪翔应周恩来之托，建议和安排了即将协助李宗仁指挥徐州会战的白崇禧，秘密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等会谈。白崇禧夫人的亲戚中校机要秘书谢和赓，对这次会谈有详细的回忆，限于篇幅在这里就不介绍了。谢和赓早在1933年北平读大学时经宣侠父介绍秘密加入中共,是中共地下党的＂特密＂。谢和赓也是当时名演员王莹的丈夫。
　　黄琪翔说，＂我在政治部虽然没有负什么实际责任，但我也接触到当时张励生等在部内搞反对活动的事实，思想上接受不了，因此和他们总是格格不入，陈诚看出了这种情形，便在武汉临近撤退之前，和我商量，说他不久也将离开政治部的岗位，建议把我调任白崇禧任部长的军训部当次长。我当然只好接受下来。1938年武汉撤退前，我改任军训部次长，调往桂林。＂
　　很显然，黄琪翔知道这不仅仅是陈诚个人的意见，肯定还贯彻蒋的意图，只好答应。于是在1938年7月间，黄琪翔被调离政治部，离开武汉前往桂林就职，也就不得不暂时同周恩来、郭沫若等共产党人作别。＂郭秀仪向邓颖超告别。邓颖超处事厚道，心胸宽广，为人至诚。她们如同姐妹间的友谊保持到终生。
　　黄琪翔离开政治部副部长任职后，历任军训部副部长，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国民政府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
　　1956年2月6日，毛泽东主席接见南斯拉夫青年足球队，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黄琪翔(第二排右四)陪同接见。
　　1954年10月18日，国防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与出席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们合影，第三排(右四)为黄琪翔。
　　抗战时期1938年春，军委会政治部两位中将副部长周恩来和黄琪翔合影。摄影者：叶挺。
　　1937年8月间，国共两党在南京进行谈判。图为黄琪翔夫妇同国共两党谈判代表在南京黄宅庭院合影。右起：朱德、周恩来、黄琪翔、郭秀仪、叶剑英、张群。摄影者：叶挺。
　　重庆谈判结束后，毛泽东主席在张治中将军陪同下返回延安，离开重庆时陈诚将军、陶行知先生等到机场送行。
　　1986年3月，在第六届全国政协会议上，郭秀仪与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亲切交谈。右一为秘书赵炜。
　　1988年9月2日,＂黄琪翔同志诞辰90周年纪念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黄琪翔夫人郭秀仪的陪同下，步入会场。
　　周恩来总理庆祝齐白石80岁大寿。
　　1956年9月，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大会来宾休息室陈毅与(左起)郭沫若、李济深、黄琪翔、史良、董必武合影。
　　1953年10月，赴朝慰问志愿军，前排(左二)为慰问团总团长贺龙,(右一)为副总团长黄琪翔。
　　抗战时期在武汉，北伐战争时的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右二)、＂铁军＂第四军第二任军长张发奎(右四)、第三任军长黄琪翔(右一)和北伐军总政副主任郭沫若(右三)、叶挺(左一)合影。
　　19478月初，驻德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黄琪翔上将，乘火车抵达柏林后走下车厢。
　　1944年3月4日，中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黄琪翔通过了驾驶考试。
　　中国远征军的高级将领们。前排为卫立煌将军。第二排左起孙立人、邵百昌、黄琪翔将军，美军索尔登将军。
　　1946年，驻德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的黄琪翔、郭秀仪夫妇在德国浏览时的合影。
　　1938年，黄琪翔将军在欢迎世界学联大会上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