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重臣陈果夫，晚年因没钱治病致信银行，老蒋批他5000银元

　　1950年这一年对于陈果夫来说，是极其难熬的一年，不论是从政治上，还是身体上，都让他的内心极度痛苦。
　　他常常躺在床上回顾自己的一生，他觉得有必要写一本回忆录，将自己40多年来的经历与主张分门别类地写出来。
　　对于这件事，他是这样说的：＂我写此书的目的，在于‘俾世人了我心之所向，与遭谤之由来。’＂
　　图丨陈果夫
　　当然，这的确是他想要写这本书的初衷了，但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希望借这本书，让蒋介石知道。
　　自己是忠于蒋介石，忠于国民党的，希望蒋介石能发恻隐之心，对陈氏家族另眼相看。
　　这是他在生命最后阶段最想完成的一件事，他将目录按教育、人事、经济、政治、道理、制度、CC来源、党务、豪门等列了出来，希望能够尽快将这部著作完成。
　　但是，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病情在不断加重，他感到死神在不断地向自己逼近，他倍感时间的紧迫。但又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导致回忆录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
　　1950年年底，他终于完成了回忆录之一《苏政回忆》，瞬间觉得轻松了许多，觉得自己精神状态良好，准备到第二天，再写其他方面的回忆录。
　　除夕之夜，陈果夫独自坐在床头，脑海中不断回想着过去的往事，这是他一直以来的习惯。
　　每年除夕夜这天，他都会回顾过去一年的工作与生活，但这一年对于他来说，是非同寻常的，有太多值得他感慨的人和事了。
　　1951年他从台中搬到台北市，但因为这里的气候炎热，导致他常常感到十分难受，有时候想要起来坐一会儿，但坐上半个小时左右，就支撑不了了。
　　所以，他大多时间只能躺在病床上，每次测量体温，都是38摄氏度左右。
　　8月18日，医生在拍完X光后，发现情况已经比预想的更加严重，其生命已处于垂危之际。
　　陈果夫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临死之际，他仍然关心着国民党的前途及台湾的政局，他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他挣扎着起床，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在纸上写下＂诤谏之文＂四个字，在写完这篇文章后，他派人将其呈送给蒋介石，以表明他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忠心。
　　8月25日下午4时52分，陈果夫溘然长逝，终年60岁。
　　陈果夫永远的离开了，在他去世当天，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成立了治丧委员会，并委派CC系骨干人物洪兰友担任总干事。
　　8月26日，陈果夫的父亲，81岁高龄的陈其业匆匆从台中赶往台北护丧，他对儿子先他而去，表现出极大的悲痛。
　　蒋介石得知此消息后，也在26日、27日两天赶到极乐殡仪馆吊唁，他望着陈果夫的遗体，表情哀痛，几度鞠躬，似乎在和陈果夫说这着些什么......
　　看到陈果夫的父亲也来了，蒋介石哽咽着与其握手，只短短地说了四个字：＂逝者安息！＂
　　蒋介石知道，陈果夫病逝这件事对于陈其业老人家的打击是巨大的，他立刻吩咐工作人员：给予他家人以特殊照顾。
　　蒋介石之所以这样做，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希望能够得到陈果夫在天之灵对他的宽恕。当然，除此之外，他自己本身也是靠陈其美起家的，所以，陈其美可以说是他的恩人了。
　　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日本，他觉得蒋介石明显比很多同龄人显得机灵很多，再加上后来两人交往甚密，两人情同兄弟，便介绍蒋介石加入了同盟会。
　　后来由认识了另一位在日本留学的士官学生黄郛，三人因为志趣相投，常常在一起谈论谈下大事，所以后来干脆结为盟兄。
　　图丨蒋介石
　　三人还互换了兰谱，盟约称＂安危他日终须杖，甘苦来时要共尝。＂蒋介石还将誓言刻在了两把宝剑的柄上，作为礼物，分别送给了两位盟兄。
　　这一次结盟，缔造了三人的终身友谊，尤其是对蒋介石在政治上的崛起，以后有非常大的影响。
　　由于蒋介石精通军事，擅长策划，越来越得到陈其美的赏识与器重。后来陈其美直接将其介绍给孙中山。
　　蒋介石也因此受到孙中山的单独接见，蒋介石头脑清楚，见解深刻，孙中山对他大为赏识，这为蒋介石之后政治上发迹准备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有陈其美的大力扶持，再加上孙中山的赏识，1914年之后，蒋介石在革命党人中的地位也日渐提高，渐渐地取得了独挡一面的地位。
　　所以，陈其美对于蒋介石来说，既是盟兄，也是恩人，更是蒋介石与陈果夫建立亲密关系的纽带。
　　1911年7月，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陈其美亲自到南京嘱托陈果夫组织了陆军第四中学同盟会分布，秘密筹划南京举义计划。
　　因清军加强防范，行动困难，陈果夫只得与两个同学赴上海向陈其美请示。
　　正在此时，武昌起义爆发，陈果夫按照宋教仁的要求，即率南京同志前往助战，奉派守卫汉阳兵工厂，后被调到军政分府军政科办事。
　　图丨1911年武昌起义时，革命军的炮兵
　　汉阳失守以后，陈果夫东下上海，奉父亲之命，组织招待所联络陆军小学、中学的同学，分别介绍至各部队，从事训练工作。
　　这时由于工作关系，陈果夫与蒋介石有了接触。
　　陈果夫后来在回忆文中专门写下自己第一次见到蒋介石时的场景。
　　＂那是在1911年10月，我以南京学生军的身份预备去武汉，到了上海，我在二叔的病榻前见到了蒋先生（蒋介石），二叔向我介绍，说蒋介石是主持杭州方面敢死队的革命工作的。.....蒋介石威毅稳重的风度，使我第一次所生的印象十分深刻。＂
　　后来两人之间的往来也越来越多，陈对蒋十分敬佩，称＂我对他的敬仰之心，便与日俱进。＂
　　从那以后，蒋家、陈家常来常往，如同一家。陈果夫与蒋介石也成为了最亲近的朋友、无话不说的至交。
　　CC组的一个成员在描述陈果夫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时，是这样说的：
　　＂在委员长（蒋介石）面前，说话能够尽言而无所畏惧的，只见过两个人，一位是陈辞修（陈诚），另一位是陈果夫先生。他们两人跟其他人不一样，即便他们说的话让委员长生气，但他们仍会继续说下去，并强调让委员长注意听他们的话。＂
　　图丨陈诚
　　要知道，当时能够在蒋介石面前直言不讳的，甚至能够在蒋介石生气之后仍敢继续讲话的，那一定是蒋十分信任的人。
　　而陈果夫就是靠着蒋介石的这种信任和庇护在国民党内展开活动的。
　　陈果夫幼年患过肺结核病，身体一直十分虚弱，1913年春，曾赴日本调治。
　　不久，从陈其美的来信中得知将举行二月革命，陈果夫即提前于6月15日赶到上海，与陆军中学同学等200余人组成奋勇军，自任副司令。
　　7月中旬，奋勇军奉派攻击上海龙华西炮台，相持数日，终因遭侧面攻击，后援中断而失败。
　　1914年春，开始学习德文，并研究有关合作事业。1915年12月15日，陈其美在上海发动讨袁，肇和舰举事，陈果夫又负责联络、通信及邮件抄写工作。
　　讨袁失败后，留陈其美身边工作。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刺身死，陈果夫返回吴兴原籍。
　　1918年春，陈果夫由其岳父朱五楼介绍去上海晋安钱庄学习钱业，当了助理信房。
　　1919年秋天，孙中山为了政治活动需要筹集资金，指示在上海设立一家商品交易所。
　　1920年秋，陈果夫就和张静江、戴季陶、蒋介石一起开始筹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陈果夫组设茂新号任经理，并为这一交易所第54号经纪人，经营棉花、证券等投机生意；不久，又和朱守梅组设鼎新号，朱守梅任经理，陈果夫任协理，经营棉纱、金银生意。
　　从1920年 到1921年，交易所生意十分兴隆，做了数万元交易，佣金收入总计达20余万元。
　　陈果夫的这一段经历，使他获得了国民党＂理财专家＂的称号。
　　一次他在高兴之余，谈到过去自己经商的＂五大财神＂：第一路是扩大营业之神，第二路是缩小营业之神，第三路是维持营业之神，第四路是停止营业之神，第五路是改换行业之神，条条大路通罗马。
　　这是根据市场的潮涨潮落、需求变化及时改变自己的经营规模、方式。
　　在瞬息万变、捉摸不定的上海证券市场，他的经验之谈不无道理。
　　蒋介石在大陆统治22年，一部分财政一直掌握在陈果夫的手中，长期兼任国民党四大银行之一——农业银行的董事长、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和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
　　之所以这样，还是因为他是个＂理财专家＂，和蒋介石在上海共过难，一起做过股票生意赚大钱。这是陈赚钱出奇的地方。
　　陈果夫进入国民党的权力圈已是1924年，当时正值黄埔军校创办，他在上海养病，孙中山派人送来委任状，任命陈和赵澄志、刘祖汉为上海地区招生委员，同时为军校采购各种军用品。
　　1926年陈果夫担任中央监察委员，并正式进入国民党中央决策机构。
　　国民党官场权力大小的关键不在职务的高低，关键在于能否出没于蒋介石的身边和为蒋所重用。陈果夫一到广州就成为蒋介石最重要的助手。
　　在反共的道路上，陈果夫追随蒋介石是亦步亦趋，步步紧随。
　　在作为蒋介石的反共助手的同时，陈果夫还积极协助蒋介石对付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的挑战，是蒋介石度过政变上台后至1931年底这一困难时期的坚定支持者。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陈果夫联合戴季陶、丁惟汾等一批人，在上海滩成立＂中央俱乐部＂，纠集拥蒋力量，准备迎蒋上台。
　　＂三会＂召开时，陈果夫、陈立夫通过CC系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中的活动，直接控制大会代表的选举，一脚踢开与蒋不合作的汪精卫派和西山会议派，联合另一大派胡汉民系，单方面召开＂三全＂。
　　通过＂三全＂，二陈成功地把国民党改造成清一色的＂蒋家党＂，大大巩固了蒋介石在党内的统治地位。
　　＂三全＂开完，陈果夫的职务被升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执委常务委员等，随着他在党内位置的升迁和巩固，CC系的势力在＂三全＂前后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三全＂以后至＂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内进入混战高潮。
　　在蒋介石对付挑战的过程中，陈果夫利用CC系在各省市的势力，公开的秘密的拆倒蒋各派的台，挖各家军阀的墙角，起到了蒋介石的枪杆子无法起的作用，有效和及时地配合了老蒋的军事和政治行动，深受蒋的赞赏。
　　1931年6月，陈果夫因肺结核病日益严重，提出辞去中组部代部长的要求，到政府里去任职。
　　表面上从此就提出国民党的中央党务部门，不再从事以进行派系斗争和权力斗争为主的繁重的党务工作。后来他的党权移交给了陈立夫。
　　1932年8月，陈果夫被任命为导淮委员会代理副委员长，负责治理淮河的工作。
　　1933南10月，陈果夫又被任命为江苏省政府主席，两职相兼，工作便利，使导淮工程加快，到1937年上半年，导淮工程已见成效。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导淮入海入江工程被迫中断。
　　1937年12月19日，蒋介石任命正在撤往大后方途中的陈果夫为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主持由陈自己创办的国民党政训干部的最高学府工作。
　　1939年，委员长侍从室增设第三处，陈果夫调任处长。该处权限极大，负责选派参加蒋介石专门培训高级干部的中央训练团人选，掌管党政军各部门上层人物的奖赏与处罚。
　　抗战胜利后，侍从室改组，第三处撤销，陈果夫的＂主任＂职自动停止。
　　自此以后，除了在经济界挂有几个头衔外，仅是中执委和中常委，在政界再也没有什么具体职务。
　　由于CC系名声越拉越臭，再加上他的身体越来越坏，蒋介石已让其处于半退休状态。
　　到1948年12月，国民党的军事形势是一片昏天黑地，凶信一个接一个。徐蚌方面，东援而来的黄维12兵团已被团团围住，逃离徐州的杜聿明的8个兵团正在落入包围之中。
　　平津方面，60万大军在东起滦县、西至张家口的长达600公里的战线上被分割包围。
　　蒋介石集团覆灭在前，大佬们纷纷开始安排自己的退路。陈果夫捷足先登，一走了之。
　　12月6日晚10时，身体已经非常糟糕的陈果夫登上＂中兴轮＂，离开上海去台湾，第二天深夜到达基隆港，连夜赶到台中双十路八号定居。
　　从此永远离开祖国大陆，离开家乡，流落海岛，偏安一限。到台湾后的陈果夫并不轻松，政治上的打击尤甚。先是大权尽去。
　　蒋介石从培植儿子蒋经国出发，乘国民党失败移台之际，把党政军各种大权集中到蒋经国、陈诚为首的新实力派手中，不得不怠慢过去长期跟随过自己的老人。陈果夫也不例外。
　　兄弟俩掌管22年之久的党务、组织、特工、宣传等大权，全部落入蒋经国系的手中。
　　陈果夫从抗战以来已剩不多的几个具体职务也被剥夺而去；一生高高在上的他，开始尝到重权尽失、寄人篱下的味道。
　　再是又遭清算。国民党在大陆惨败，使得党内不少人起来要求追究失败的责任。陈果夫和陈立夫作为党务最高负责人，首当其冲遭到清算，要对国民党失败负责。
　　而此时的他们，身为国民党过去的党国重臣、军队统帅、派系首领，在蒋介石、蒋经国、陈诚严密控制下的台湾，失去了施展各自政治权术的市场，只有听候发落。
　　陈果夫因为病重卧床不起，只好任人指斥，与很多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一起，充当蒋介石在大陆失败的替罪羊。
　　陈果夫的压力除了来自政治上的麻烦外，还有是来自一辈子没有治愈的肺结核病。
　　数十年来，肺部屡屡出现险情，靠着凭借特权弄到的国内外稀有药品，得以维持生命，控制病情。
　　图丨蒋介石
　　为了弄药，甚至宋美龄、蒋纬国等人亲自出面到美国、或到驻华美军中去搞。
　　临赴台前夕，肺部病情再度加剧，背后炎症流脓不止，经蒋介石特准后马上去台湾安心养病。在台中市，请遍港、台的名医会诊，暂时控制住病情。
　　＂安心养病＂，怎能＂安心＂下来，各种打击不从一处来，除有政治方面、体质方面的外，还有经济方面的，还得整日为高昂的支出发愁。
　　治疗肺结核，需要巨额医疗费。陈果夫既无积蓄，又无财产，更无以前的地位。
　　医药费都要靠朋友资助。为方便治病用车，农业银行看在老董事长的面上，给了一辆小车。可因为农行在台湾没有业务，再加上不久农行撤销，故不提供汽油，汽油靠老部下接济。
　　这并不奇怪，陈果夫虽说是国民党统治集团里的重要一员，但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为了保持他的地位，提防他人暗算，很少敛财敛物。
　　图丨宋美龄和蒋介石和蒋经国
　　正如他给农业银行的题词那样：
　　＂文不取谓之清，深思熟虑谓之慎，刻苦耐劳谓之勒，注重时效谓之敏。＂
　　在国民党上层，＂慎＂的人有之，＂勤＂的人有之，＂敏＂的人也有之，但像陈果夫这样＂清＂的人可真不多见。
　　事到如今，经济上的拮据使得陈果夫不得不放下架子，亲笔写信给交通银行的赵棣华，索取自己兼职董事的车马费。
　　赵棣华急忙让洪兰友把陈果夫的窘境转告蒋介石。蒋介石赶紧批给5000银元作为医药费，另外还批给一笔特别费。
　　老蒋需要的是陈果夫、陈立夫等昔日的军政大员交出手中的权力，而不是把他们逼入死路，以表现自己的豁达大度和不失情义，尤其是对二陈这样的重臣。
　　蒋介石不会忘记陈家兄弟和CC系对自己的突出奉献。1949年11月6日，蒋介石到阿里山休养，路经台中时特意到陈府拜访。
　　此时陈果夫正在发病，不能讲话，只好用书面交谈，蒋介石让陈果夫不要太节省。
　　图丨蒋经国
　　次年10月9日正逢陈果夫58岁生日，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俩专门前往祝寿，询问治疗情况。问陈果夫＂用中医治，抑西医治？＂陈答道：＂现在用西医，将来培补时需要中医。＂
　　蒋介石劝说：＂还是西医可靠。＂但是陈果夫已病入膏肓，中医、西医均已无济于事。
　　临走前，蒋介石再一次叮嘱陈果夫有困难就提，一定不要太节省
　　1951年1月22日，为方便治疗，陈果夫从台中迁往台北青田街。
　　同年8月病情再度恶化，25日下午病逝。蒋介石对他的死去很是悲伤，26、27日两天连续到台北极乐宾馆悼念，送上挽额，颁发褒扬令。
　　并且成立了包括陈诚、蒋经国、何应钦、王世杰、吴国桢、周至柔、张道藩在内的31人的治丧委员会，洪兰友为总干事。他们把陈果夫埋葬在台北观音山西云寺的右侧山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