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战告捷 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军队开始大批渡江北调。粟裕副司令统率的部队奉令在苏中地区，相机堵击敌人。连续七次战斗，都获大胜，这就是解放战争初期著名的＂七战七捷＂。 初战告捷，消灭了国民党军大量有生力量，打破了敌人美式武器不可战胜的神话，增长了我军胜利信心。粟裕大军＂七战七捷＂后，又完成了保卫两淮（淮阴、淮安）的胜利战斗。然后大军战略转移，北撤山东。在山东郯城地区和我一纵队会师。 这个时候，我驻山东临沂的各级领导机构，陆续撤离。当时，蒋介石企图集中兵力，实行两翼重点进攻。在西北向延安挺进，企图夺取我革命圣地。在山东妄图消灭我主力，最后夹击中原。 粟裕大军转赴山东挥师北撤，黄伯韬死盯着屁股不放，追到宿北。我军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趁黄部立脚未稳，进行了一次回师反击，取得宿北战斗的胜利。黄伯韬部队经此一战，损兵折将，不得不停下来。 这时，蒋纬国率领的快速第二纵队已达徐州一线，趾高气扬，蠢蠢欲动。声称要抢占临沂，夺取头功。 我军宿北大捷后，按理自己也要休整一下。但为了不给敌人喘息之机，打敌人没有准备之仗，所以决定连续作战。 部队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了宿北大捷的经验。另一方面，动员全军，充分发扬我军艰苦奋斗、连续作战的传统，彻底歼灭国民党快速纵队。 我军部署是：在鲁南的大军原地不动。粟裕大军布防在郯城西部。我一纵队奉令在徐（州）临（沂）公路的苍山以南地带，拦截敌人。这个地区，路的西边是连绵不断的高山，路的东边是一块大烂泥洼地。这是敌人的快速纵队理想的葬身之地。 不出所料，敌快速纵队从徐州出发了。这时，我一纵队指挥部设在苍山，阻击部队预伏在苍山以南的卞庄山口。 那天，天公非常作美，毛毛细雨下个不停。敌快速纵队大模大样地摆开了一字长蛇阵，向我预伏的阵地躜行。 敌人以为我军仍在休整，肆无忌惮地向临沂急进。万没想到，我卞庄伏军突然发炮轰击。炮声一响，敌人顿时慌作一团。 这时，我军西山上部队及东边粟裕大军，蓦地跃起奋勇而下，把快速纵队整个包围起来。蒋纬国在后面见事不妙，掉头逃回徐州。 敌机械化部队被堵挤在公路上，像一条被打瘫的毒蛇动弹不得。敌榴弹炮队，掉头转向那块凹地企图逃跑，结果车和炮都陷在烂泥地里。敌快速纵队成了瓮中之鳖，所有的驾驶兵都成了俘虏（每个驾驶室里还坐有一个妇女，大多是驾驶兵的老婆）。这么大量的机械化战利品，怎么办？ 我们动员各个连队中会驾驶的同志都出来开车。各部队对被俘的驾驶兵进行反内战的教育，不少驾驶兵本来不愿意打内战，欣然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 我们说明，我军将切实采取措施，保证他们眷属的安全，安排食住，让他们放心。这样，汽车很快转移到我们后方去了。 蒋纬国不甘心，喊来飞机企图炸毁炮车。由于我们行动快速，敌人的企图未能得逞。就是陷在洼地里的车炮，也在群众的帮助下，用高粱秆子伪装起来了。 蒋纬国送来的＂礼品＂，确实不少，整整为我们装编成一支解放军快速纵队，对以后淮海、渡江等战役，起了重大作用。 蒋纬国丢掉了快速纵队，蒋介石拍桌大骂，说他不争气，是个没有用的东西！ 战后，我纵队转移至胶济路埔山、周村一带休整。考虑到沂蒙山旧寨，已不是最安全的地方。 纵队党委决定把非战斗的后方机关，全部移到渤海地区去。那里是三野后方，地域辽阔。后方办事处接令后，立即跨越胶济路，渡过黄河，迁到渤海惠民地区。 纵队驻地一带相当热闹，尤其是周村的骡马大会，闻名遐迩，是山东最大的骡马集散市场。纵队后勤部分批选购了几百匹骡马，分发到各师驮运重武器。 我们后勤部建立一个直属辎重营，谭震林同志以前的警卫员陈东明同志调来当营长。 二，全歼刘仙洲、张灵甫部 快速纵队覆灭，敌人很不甘心。为了扭转战局，蒋介石不得不孤注一掷，抛出王牌，命令整编七十四师张灵甫率部出动。并加派战斗力很强的桂军九个师，作为七十四师的卫星部队。 张灵甫不可一世，威风凛凛地杀奔山东而来。蒋介石又命令济南守军刘仙洲率领其所部10余万人，由北向南，遥相呼应，形成南北夹击我军之势。 张灵甫狂妄喊叫：＂大军南北夹击，迫使共军退到沂蒙山区，我们就是打不死他，饿也饿死他！＂其骄狂之状，可见一斑。 陈毅、粟裕同志，根据严重的敌情及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决定了粉碎敌军的作战方针，那就是＂南征北战＂。集中力量先打弱的一面，再集中力量掉过头来打强的一面，以各个击破。南北两路敌人，刘弱张强。我军决定先消灭刘仙洲，再打张灵甫，先北战后南征。这样可无后顾之忧。 这时，山东省支前司令部程照轩同志来纵队后勤部，协助调运战时需要民工、担架、粮草等。同时，还带来胶东担架第一团，备有担架2000付。随队民工有1万多人。这个担架团的营、连、排干部配备齐全，出发前经过训练，组织性纪律性都很强。 孟良崮战斗一开始，这个担架团就跟随一纵队抢救伤员，干了一年多。他们在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在鲁西南非常艰苦的日子里，他们坚毅刚强，忍饥挨饿，抬着伤员，长途转战。在西进中原途中，他们还和部队一起收缴了地主武装枪械数千支。从那时起，他们成为武装担架部队，多次受到三野司令部、山东省政府的表扬。 在我纵队消灭刘仙洲部战斗前，炮弹厂制造了2000发八二迫击炮弹。每人肩挑200斤，每天赶路100多里，我亲自押运到前方。几天急行军，民工们磨破了肩膀，走烂了双脚，一切为了前线胜利。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 这样大量补充炮弹，在山东作战期间，是少有的，很振奋军心。不久，炮弹厂就被上调直属第三野战军。 南北两路敌人已经出动。刘仙洲部沿济南至临沂的大路向南推进。我军歼灭刘仙洲部所设战场选在莱芜一带。因为这里地形有利，两旁山区容易隐伏大兵团；这里南北敌军相距较远，支援不及；基本群众条件也好。六纵队担任主攻任务，我一纵队则设防于右翼。 战斗开始的那天，我送迫击炮弹到司令部。电话里传来前方的捷报说，刘仙洲部已被我包围，敌人很乱，我部队正在围捕俘虏，敌司令刘仙洲已查出。纵队首长放下电话，匆匆骑着马到前线去了。 刘仙洲部队自济南出发即大摇大摆地向南挺进。他司令部里所带的骡马特多，当我六纵队开火阻击时，炮弹正好击中刘仙洲的司令部，骡马受惊四散奔逃，司令部乱作一团，部队就更乱了。 我们包围部队发射的枪炮声，战士们的喊杀声，缴枪不杀的喊话声，交织在一起。敌人乱成一团，无心作战，纷纷弃械投降。一堆又一堆的枪械，堆满了战场。兵败如山倒，10万敌军举手就俘。 我军及时开展战场教育，向他们说明，我军优待俘虏。愿留下的，我们欢迎；要回去的，我们开证明给路费。对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俘虏们很快站好队，敌人的军官也区分出来了。刘仙洲就是这样被查出来的。 张灵甫到临沂时，得知刘仙洲部被围覆灭。相隔太远，徒呼奈何。于是大发兽性，把我罗炳辉同志在临沂的墓棺掘开，鞭尸三百，暴晒7天。二千多年前的封建专制暴行，不想今日又重演于张灵甫之手，诚属可笑，这岂能挽救其灭亡的命运！ 我军在莱芜全歼刘仙洲部后，挥戈南下，阻张灵甫部于孟良崮。 孟良崮是山东七十二崮之一，位于沂蒙公路之南，蒙阴县东，沂水县的西南，那是一个丘陵地带。敌七十四师被我包围在孟良崮后，我从司令部缴获的报话机中听到，张灵甫还在向南京吹嘘：＂我现在孟良崮山上，山下的共军一切行动，我看得非常清楚，了如指掌。只要总统一声令下，我自高而下，一鼓作气，四面开花，即可把共军消灭。＂ 我军开始进攻，报话机中传来张灵甫力竭声嘶地向徐州呼救求援的声音。他说，他的部队已被共军包围，只有桃花峪地方，共军力量单薄，快来支援。 孟良崮之战十分艰苦。当时，我纵队位于孟良崮西北。第一天战斗，我军把外围的国民党桂军部队，撕开了一个缺口，并逐步把缺口扩大。这样我纵队三面对敌激战。持续两三天，我军进展甚慢。 这时，敌人飞机在孟良崮周围，低空侦查、轰炸、扫射，见村庄烟囱冒烟，就乱扔炸弹。部队做饭都很困难，后方的食粮又送不上去。于是，我找当地干部商量。 地方干部告之，在七十四师未到之前，他们曾动员地方坚壁清野，把所有吃的东西都收藏起来了。凡是山洞、石缝，只要可以隐藏东西的地方，多埋藏有花生、红枣、柿饼等，可以启出来吃。这样才解决了部分食粮问题。 那时，纵队后勤机关，还在旧寨以西的山沟里。沟里还有一所小学校，藏有约200骡车的粮食。后方医院和辎重营也都隐藏在这里。 前方战斗达到白热化，后勤工作也开了锅。数万战士和上千头骡马粮草的收购、运输、供应；大量伤员从火线上抢下来救治；无数弹药送上前线……孟良崮战役的7天，我熬红了眼睛。 有一天，敌机低空侦查，同住在小学里的粮食工作队14位同志，不幸中弹牺牲。校舍炸毁了三分之一。我住的一间就在隔壁，幸未中弹，但满身都是尘土，像泥人似的，又一次死里逃生。 战斗开始后的第7天早晨，纵队副参谋长张俊升同志来电话找我。他说，两天前敌人的援兵已到桃花峪，被我预伏部队阻击。争夺桃花峪的战斗十分激烈，双方都有很大的伤亡。据悉，敌人的另一路援兵马上就到。我总指挥部今晨已下了总攻击令，各部队正在英勇向敌进攻中。 现在要做两种打算，一是把敌人全部消灭，二是一时打不下来。他要我暂不向下传达，立即作好两手安排，密切与前方联系！ 我即召集各方，按最坏情况做了布置。中午，我接到副参谋长的电话说，总攻击形势很好，战斗大有发展。 下午4时左右，前线捷报飞来，孟良崮已经拿下，张灵甫被击毙，敌七十四师全部被消灭。 得知这一空前大胜利的消息，我大大松了一口气。大家都欢天喜地，互相庆贺。我组织了力量，准备第二天打扫战场。 当时，我纵队已收容伤员2000多人。晚饭后，我突然接到紧急命令：部队立即转移，不与援敌纠缠，不得片刻迟缓。命令到达后，我紧张万分。因为虽然白天作了预先布置，但这么大摊子，这么多部门，分布数十里，说动就动，绝非易事。 最大的问题是2000多伤员的转移。三个师的担架已集中到后勤部，抢运伤员的力量仍远远不足。陆副部长率领供给部、辎重营和运粮队先行开拔。 我和廖原同志及卫生部长，火速赶往野战医院。经过二个小时紧张组织，至10点钟，2000付担架都出发了，可还剩下近300名伤员，这可把我急坏了。 这时敌人援兵已赶到黄鹿寨，敌军炮弹在野战医院附近爆炸，情况十分紧急。 我即命令后卫部队九团团长蔡群帆同志（原青浦工委委员），抽派二个战斗连队，两人夹扶一个伤员，紧急步行撤退。 正在这个关头，粟裕同志来电话，查讯伤员转移情况。我即作了报告。他听了，表扬我这个办法很好！他马上派一个担架营，跑步前来接应。最后，他叮咛再三：＂仔细检查，不能遗留一个伤员！＂我报告他，查过了。并汇报说，后卫部队也已开始后撤。他说很好！ 在暮色中，我们走出旧寨，远远看见担架营的同志跑步赶来。很快，他们把伤员接上担架。 我们一行急行军到达坦埠附近，粟裕同志在戎马倥偬中，携同几位参谋，等在路旁。看到我，急问道：＂老顾，后勤机关全撤了吗？后面还有没有伤员？＂ 我告诉他，全撤了，一个也没有了，他才放下心来。粟裕同志是多么爱护部下和关心伤员！这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我还记忆犹新。粟裕同志虽于1981年逝世，但他当年的音容笑貌，宛然如在眼前。 三，会师平汉路 孟良崮战役大胜，军民振奋。蒋介石心痛恐慌，但贼心不死，仍在积极部署重点进攻，企图在山东和我决一胜负。我军根据中央战略布置，采取了外线作战方针。 我第三野战军兵分三路：第一路由谭震林、许世友率领坚持在山东东部，相机与敌周旋。第二路由粟裕同志率领一、四两纵队，经滕县越津浦路去鲁西南运动。 时值7月，正是雨季，一路大雨滂沱，运河水位陡涨，泛滥成灾，两岸一片汪洋。大军无法通过，乃折而向北。第三路，由三野参谋长陈士渠率领，由津浦路进取宁阳。与一、四纵队在宁阳会师。 这时，刘邓大军已从梁山地区强渡黄河南下，在成武、羊山一带，全歼敌人三个师，这就是有名的＂羊山大捷＂。 敌遭挫后，被逼退守陇海路。陈毅率领的第六纵队，绕道湖北，也在梁山附近渡黄河到达了鲁西南。这时的鲁西南，大军云集，旌旗遮天。 为了执行党中央＂打到蒋管区去＂的决策，二野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南渡淮河挺进大别山。三野陈（毅）粟（裕）大军与之策应，顺利渡过淮河，攻克砀山，并向东伸延至萧（县）、丰（县）一带，炮轰徐州城，予敌以重大威胁。 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徐州失守，南京无所屏障。蒋介石慌忙遣兵调将，企图死保徐州。之后，陈粟大军继续沿陇海路西进，经皖北、豫东、花园口等地，到达平汉路的许昌。 这时，南下的陈（赓）谢（富治）大军已到平汉路漯河镇。这样，我三个野战军胜利会师平汉路，矛头直指蒋管区的心脏，逐鹿中原之势至此形成。这样，我军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转变了敌我战争态势，我军变被动为主动，牵着敌人鼻子走。 这时的敌人手忙脚乱。既忙于守卫徐州，看好南京大门，又要巩固江防；既要防止我大军渡江南下，又要保守武汉。捉襟见肘，窘态毕现。我军在平汉路上休整了两个月，敌人忙乱了两个月。 四，历时半年的艰苦转战 自1947年6月下旬孟良崮战斗结束，到我大军抵达平汉路许昌，历时半年，经历了不少艰苦的战斗和艰难的行军生活。 雨季进军鲁西南。鲁西南地处津浦路以西，东临江苏，西接河南，北以黄河为界，南至陇海线。地势东北高而西南低，运河贯穿其中。 每年7月雨季，鲁西南的大量雨水，都要经运河排泄而出。但运河河床狭窄，多年失修，往往吞吐不及而泛滥成灾。孟良崮大捷后，我纵队就是在这样的雨季里，进军鲁西南的。 出发的第一天，大雨滂沱，日夜不停。我们冒雨行军一夜，人人被淋得浑身湿透。天将黎明，在滕县以南越过津浦路，不出二、三里，面遇一条沙河，横阻眼前。水大流急，部队过不去，拥挤在路旁。 据当地人说，昨晚一夜大雨，急流至少要持续三个小时。我们向西一看，已是一片汪洋。部队只能转而向北走。 这里东西向河流多，情况和前面的沙河一样，行军速度很慢。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走了一个礼拜。下大雨，衣服被褥湿透。雨停了，衣服仍是湿漉漉的。雨水加汗水，干了又湿，湿了又干，身上蒸发出难闻的气味。日夜行军赶路，根本没时间换洗衣服。 军行至滕县以西，又有一条滕城河，阻了去路。那里是一块低洼地，平时干涸无水。一逢雨季积水很深，河宽有三华里。平时，河底有一条大路。此时，人行其间水平肩头，浅的地方平腰际。河底满是淤泥，不熟悉河径的人，陷入淤泥爬不上来，相当危险。 村里派来一位向导。他手拿了一根竹竿，量着走着，走着量着。小心翼翼，徐徐向前，急了不行。一个人拉一个人，挤也不行。有好几条骡马，陷在淤泥里，只见它的头在水面上乱摇，蹦不出来。 我和副政委两人，个子不高，又不会游泳。只好从担架团找来四五位身材高大又会水的同志，两人夹一个，趟水过河。一纵队副政委谭启龙和四纵队司令陶勇同志，站立在河边，指挥部队过河。 行军中，经常碰到紧急敌情。为了防备万一，部队要求轻装，任何人都要背枪。这样的紧张行军，持续约一个星期。当时，陈士渠的部队已经攻占宁阳。但我们与他尚有两天的路程。我军不顾疲劳，日夜兼程，终于走出了水区。 兄弟部队得知我们艰苦行军的情形，做了很多馍馍，担来路旁迎接我们。 当天晚上，我们宿营在运河的东面。部队北靠陈士渠部，南有三野的四纵队，运河以西则是二野的刘邓大军，安全巩固。我们在这里休息了两天。 以后的半个月里，我们部队在运河以西的成武、单县、定陶等地区运动。这一带和运河东面一样，水涝灾害也很严重。所不同的是，这里的村庄房屋建在突出的高地上。这些高阜地，有的原本就是高地，有的是人工挑土垫填而成。 我军在这里与敌周旋，直至我军攻克砀山，才算真正走出了这一片水涝灾害地区。我军对砀山附近陇海线铁路，长约数十里，进行了大翻身、大破袭。 吃硝盐。徐州以西的萧、砀地区比较富裕，而萧、砀以西地带却贫困得很。那里群众连盐都吃不起，吃硝盐。硝盐接不上，就用一种尖辣椒过饭。我问他们，他们说盐税高，盐价贵，穷人买不起。 那里的群众，家家户户都在门前空地上，排放着缸片、罐片、碎碗片等，盛上薄水。水蒸发干了，就有了硝盐。这水是花碱土里的积水。然而一到雨季，太阳少，硝盐也晒不出来。硝盐的味道很苦，用硝盐烧的菜苦，不堪入口。部队的同志吃不惯，但不吃也不行。 部队去涡阳、蒙城（属安徽省）之前，已知道那里地瘠民贫，生活艰苦。出发时部队都带足了口粮。当地人民确实贫苦，很多人家无三日粮，山林全无，烧草紧张。 当地有＂两个姑娘合穿一条裤子＂的说法，来形容涡阳、蒙城地区的贫困。 休整期间，我召开了几次座谈会，了解情况。他们说，＂两个姑娘合穿一条裤子＂，言过其词，但这里确实困难。这里所以贫困，完全出于天灾人祸。 天灾，就是水、旱、蝗灾。人祸，就是汤恩伯。总说是四个字：水、旱、蝗、汤。皖北的河流，长年淤塞不通，从来无人治理。大雨则积涝成灾，不雨又旱得要命。 土地经过连年的涝旱灾害，逐渐变成了花碱地。到处田园荒芜，杂草丛生，庄稼长不起来。有的年份，收获的庄稼还不够下的种籽。碰到蝗虫灾害，群众只得敲锣打鼓，没有别的办法。蝗虫一出现，铺天盖地而来，撵也撵不走，眼睁睁看着它们把庄稼吃光。 ＂人祸＂汤恩伯，日寇进攻徐州时，他吓得弃甲曳兵向西逃跑。他的部队毫无纪律，涡阳、蒙城这样穷困的地方，还遭到他们的洗劫。凡是可穿的衣服，可以吃的东西，都被他们一抢而空。 汤恩伯部队逃跑时，遗弃枪支弹药无数，都落到了地主手里。于是，他们就收些散兵游勇，编成了地主武装。这些武装无恶不作，使群众穷上加穷，苦上加苦。这里有四句话说：＂天不下雨受旱灾，天下雨时受水涝。良地变成花碱土，庄稼越种越不好。＂ 他们摇头绝望地说：＂我们生就苦命呀！＂ 我向他们说：＂不是你们命苦，也不是有钱人命好。没有农民把地种熟，富人哪里会有饭吃？挺起胸膛和地主斗争，才是劳动人民的出路。共产党领导贫苦人民翻身，人民解放军是自己的部队。现在我们没收地主的浮产，分给你们。把反动派打败以后，还要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大家。＂ 一番话听得大家眉飞色舞。他们纷纷表示跟共产党走。座谈会开得很热烈，很成功。 路过花园口。花园口位于平汉线以东约数十里的黄河南岸（属河南省）。1938年，汤恩伯逃到这里，扒开了花园口大堤，妄想用黄河大水，阻挡日军的追击。大好中原，900万亩耕地被淹没，被大水席卷死亡的老百姓达四五十万人之多。过去阡陌纵横，一片葱郁。如今成了人烟绝迹、鸡犬不闻的大沙荒。罪魁是谁？国民党反动派难辞其咎。 部队在下午4时进入花园口。极目远望，满眼沙丘，一片萧索，不禁使人悲从中来。我们走了一夜，第二天的早上八九点钟光景，才走出沙丘地带。大沙荒东西达100华里，令人感慨。 半夜时分，我们在大沙荒里碰到仅有的三棵树。树下蹲着四个衣衫褴褛的老乡。他们是花园口决堤的幸存者，流浪在外多年，不约而同回来。 看到了我们，如见了亲人一般欢喜。他们诉说，决堤的那天，黄河大水突然汹涌咆哮而至，随着就是一阵呼儿喊娘的惨叫，响成一片。霎时间村庄、树木都被大水吞食，满目都是在水中挣扎的人影。像我们这样幸免于难的人，百不及一。 我们四人虽死里逃生，如今一无所有，家人也不知下落。他们含悲落泪，令人心酸。他们说，树旁有一个坑，坑下是一座楼房，是地主的家，房子结构好，未被水冲掉。如今房子都积满了沙，淤沙已超过了楼顶。这三棵树是一棵树的三个叉枝。 他们知道我们是解放军，让我们多打胜仗，早点把反动派打倒。临别时，我告慰这四位老乡说，不要悲伤，就要解放过上好日子啦！（未完待续） 顾复生（1900——1995），江苏青浦人（现属上海市），1900年11月出生。1927年经陈云同志介绍入党，参与组织陈云同志领导的青浦秋收暴动，是青东地区农民领袖。抗战爆发后，创建青东抗日根据地，曾任淞沪游击支队长、无锡党政军委员会书记、锡澄虞根据地总办事处主任（专员）、新四军六师敌工委书记、通海工委书记、苏中军政委员会委员，淞沪行政专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后勤部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5师首任政委、35军后勤部部长兼政委。解放后首任松江地区专员、苏南行署政法办公室副主任。江苏省建省后，任省农林厅首任党组书记、第一副厅长（主持工作）、省农科院院长兼省农办副主任、省科委副主任，江苏省农学会会长，并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上世纪六十年代，被任命为中央农业领导小组成员。文革后任江苏省政府顾问、省政协副主席（享受省长级医疗待遇）。1995年2月在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