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楚霸王项羽难道才是秦始皇的精神继承者吗？

　　《大秦帝国》小说的叙事中，＂秦制＂虚拟的＂国家＂概念对＂封建旧贵族＂的镇压，所以，＂黔首＂是＂大秦＂依靠的＂群众＂，而＂六国旧贵族＂则是时时想着复辟的＂坏蛋＂。
　　问题是，可能吗？
　　电影《秦颂》剧照
　　在《秦制货币的阶级性》一文中，三解明确指出了＂秦制＂财政体系的内、外有别，所谓＂内＂，实际上是以＂秦王＂或＂秦皇帝＂为核心，以亲近程度向外扩大的＂差序身份＂的圈层，是大圈套小圈的关系，这种＂差序秩序＂在中国古代王朝属于常态，甚至在全世界的＂家天下＂也是通例。
　　但是，秦承周制，作为＂贵族时代＂的过渡期，＂秦制＂又有其特性，就是世袭贵族的存在与王官诸吏的并立，其身份圈层形态如下：
　　秦王亲贵：丞相、将军、诸卿+五大夫以上高爵侍从；显大夫：六百石及知于王者；县令、丞：爵公大夫以上郡县吏：郡卒史、县诸官、县令史；大夫、士：地方有爵豪强及归义戎狄君长，可补为吏，战时为＂士＂；少吏：斗食、佐史之下的＂基层吏员＂；黔首：战时为＂屯卒＂；徒隶：居赀等债务奴与司寇、城旦舂、白粲等刑徒及官奴婢。财政关系则不同：
　　内：秦王——御史大夫、內史、少府——御史（执法）——县令、丞——县诸官、县令史——少吏——徒隶外：丞相、将军、诸卿（均无秩）——卿——大夫——士——黔首
　　内，就是为＂秦王＂赚钱，靠＂秦王＂吃饭的人，也就是＂有秩吏＂和＂徒隶＂；
　　外，就是不靠＂秦王＂吃饭，靠爵位与封邑、授田吃自己的饭的人。
　　＂内＂与＂外＂又不可能是相互隔绝的，＂外＂又要以一定的机制与＂内＂合作，或者进入到＂内＂的系统，这个机制结构的上半部分，可见贾谊《新书·官人》：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师，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厮役。
　　这里的＂王者官人＂，实质上是＂王廷＂的定职，第四等＂左右＂之上的人物，份属＂高爵＂，也就是顶级贵族，与他们的相处，就是＂合作＂。
　　电影《荆轲刺秦王》剧照
　　所以位尊＂师、友＂的将、相任命称＂拜＂，为示郑重其事者，还要筑坛昭告，君臣互拜，哪怕是大臣、左右，也是亲贵为之，不可能像刘邦一样＂拜大将如呼小儿＂。
　　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曰：＂以秦之彊，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原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从其计，见尉缭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
　　《史记·李斯列传》：
　　秦王乃拜斯为长史，听其计，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
　　尉缭和李斯的计策差不多，都是用贿赂以离间诸侯合纵，一个是＂三十万金＂，一个＂金玉＂，而秦王对于尉缭的态度，也是＂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又带了与＂豪臣＂的交往方式，也交代了秦王对＂国士＂的态度。
　　正因为如此，为了争取合作，＂秦王＂主导的＂内＂，就要用贵族阶层认可的＂真钱＂、＂宝货＂来与他们交流，获取＂真钱＂也就成为＂内＂财政（日本学者加藤繁将西汉的类似概念命名为＂帝室财政＂，内涵区别较大）的最大诉求。
　　而三解在《秦始皇为什么那么＂累＂？》一文中早已考证过，＂秦制＂下的＂县廷＂实为＂王廷＂的功能分裂，以令、丞、尉为＂秦王＂的分职代理，以＂令史＂主导的数据＂上计＂来掌握信息，以＂郡守府＂、＂郡尉府＂为＂县之监＂，至秦始皇时，又派出＂御史执法＂分＂郡＂之权，直接介入＂县廷＂之＂上计＂，进一步分权。
　　所以，＂秦制＂的原始状态，实际上是＂都＂—＂县＂二级，＂县廷＂只是＂王廷＂的权力触手，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真正＂中央集权＂概念的时代，而之后的2000年＂郡县制＂实际上是在东汉＂以郡为国＂的＂半封建转授权体制＂（以后会详细解释这个概念）的基础上发生的演化，与＂秦制＂关联不大。
　　正因为＂王廷＂与＂县廷＂的关系是这样，所以，＂秦制＂本质上一直面临一个贵族＂在都＂和＂在县＂的两重性问题，＂高爵＂的顶级贵族＂在都＂，＂低爵＂的大夫、士＂在县＂，各自＂入廷＂服务，也就形成了事实上 ＂仕途＂隔绝，二者唯一的合流，也只有＂战争＂，而这个功能，恰恰是＂周代＂的遗产，而非＂秦代＂的创造，在＂天下已定＂后，这个利用价值也在丧失。
　　不过，＂县廷＂对于＂本经济区＂或称＂小货币区＂的主宰是绝对的，也就意味着，＂低爵＂贵族一旦进入＂县廷＂，掌握了实权，并结成利益共同体，就像萧何与刘邦等人一样，在经济和行为上的＂特权＂难以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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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史记·高祖本纪》记载：
　　高祖为亭长，乃以竹皮为冠，令求盗之薛治之，时时冠之，及贵常冠，所谓＂刘氏冠＂乃是也。
　　过往看这条记载常从服饰、礼制出发，而从社会管理的角度来看，刘邦这个＂亭长＂绝非一般，因为在＂秦制＂下，人口流动被严格限制，黔首远行甚至需要＂县尉＂的批准，而从＂沛到＂＂薛＂不但是＂跨县＂，还是从＂泗川郡＂到＂薛郡＂的跨郡行动，他可以派一介＂求盗＂去求购制作，可见其＂隐权力＂之重。
　　恰恰因为这些史书没有明言的细节，从＂单父＂躲避仇人移居沛县，还是沛县令的朋友，沛县令甚至曾经想求娶他的大女儿吕雉，他都拒绝了，反而对刘邦的＂谒＂郑重其事，酒宴后还要嫁女，这都不像是初次相识能够做出的决定，更像是主动结交。
　　不仅如此，在刘邦起兵之后的核心团队成员，虽然常被称为＂丰沛集团＂，但其主要干部，却以沛县出身的居多，而刘邦本人家族三代定居的丰邑，却只有一小部分元从，且并非一直跟随，而是＂入汉＂后加入。
　　要知道，这个区分实际上与＂地域＂有直接的关系，丰邑多为魏国大梁移民后裔，而刘邦在称帝后，家庙仍以＂梁巫＂为主，楚巫为辅，说明其本人的身份认同偏向＂魏人＂，早年至外黄与信陵君门客张耳游数月，后来为信陵君立陵户，都说明了他的个人喜好。
　　然而，他的初始团队核心几乎都是＂故楚人＂，他自己打的也是＂张楚＂的旗号，奉＂张楚王＂陈胜的正朔，都说明，刘邦的＂团队凝聚力＂并不是简单以＂乡土情谊＂构建的，而是另有一套的＂权威系统＂。
　　而他起兵后向＂薛郡＂，尤其是＂单父＂、＂定陶＂、＂宛朐＂、＂亢父＂等地的扩张，都应与吕氏家族的帮助有关，甚至在＂宛朐＂直接得到了陈豨所领500人的响应，这就说明，吕氏家族也早就在布局＂反秦＂，沛县的刘邦，可能只是和宛朐的陈豨类似的风险投资对象。
　　更重要的是＂沛令＂，萧何劝说他反秦的时候，他非常积极，召回在外的群盗子弟也并不反对，偏偏得知领头者是＂刘季＂时，＂恐其有变＂，后悔了，还要诛杀萧何、曹参，这些都说明，刘邦在沛县绝不是一般的人物，甚至在沛县令的心目中，这个人甚至会对自己的＂反秦＂领导地位产生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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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的人物还有项梁，尽管他的＂对手＂是会稽假守殷通，其活跃的区域仍旧是郡府所在的＂都县＂，所以事后还要派兵＂循下县＂，可见，他们都是＂县＂中的＂霸主＂。
　　所以，不管《大秦帝国》粉怎么看，项梁、刘邦、萧何等辈，都是＂秦制＂的一部分，他们与王翦、李斯、蒙恬、赵高地位有高下之分，却都是＂秦制＂的＂自己人＂，只不过地位高者要用尊荣、爵赏和黄金笼络合作，而地位低者只需要给予官职、秩禄和＂寻租权力＂就可以驱使了。
　　恰恰由于这中间的地位有别，秦帝国的＂帝室＂才将＂人身控制＂和＂爵禄驱使＂视为理所当然，作为数百年的贵族之家，＂帝室＂养成了只将自己同类看作是＂人＂的习惯，所以，在种种政策之中，一直自下而上的侵夺底层的权利，也就是＂不讲规矩＂，按照晁错的说法就是先坑贫民，再坑富户、吏家，最后坑宗室、重臣，一步步把＂自己人＂得罪光。
　　其实，这种思维方式在＂西楚霸王＂项羽身上也有留存，就是对＂上层人士＂讲规矩、讲感情，对＂底层社会＂的利益诉求却不屑一顾，所以，强调项羽的所谓＂贵族精神＂必然导致＂分封制＂也是不恰当的，在经过战国时代数百年的＂功利主义＂训练之后，战国七雄中的任何一个的＂贵族国家＂也都与西周、春秋时代的＂原始形态＂大不相同。
　　坚持编户齐民的秦帝国，一样对世袭血统贵族另眼相看，因为那是＂同类＂，而项羽的＂异姓分封＂和刘邦的＂异姓分封＂并没有区别，在其治下照样有＂砀郡长＂，也就是施行＂郡县制＂。
　　那么，如果他是最后的胜利者，未必就不会重建一个＂郡县制＂的帝国，甚至会比＂底层逆袭＂的西汉王朝更像秦朝也说不定。不过，至少＂吝惜爵禄＂的他，不会创造出占总人口1/5的＂军功贵族＂阶层来溶化＂血统贵族＂。
　　而这些＂贵族＂们的＂无底线下沉＂和＂吏治帝国＂的权力互动，恰恰是之后100年间历史的＂潜流＂，推动着汉帝国，乃至于之后1000年的华夏文明向着更加＂特色化＂的方向前进，最终究竟是体制塑造了人，还是人塑造了体制，已经纠缠在一起，无从厘清。
　　或许，项羽能够带来另一种方案，令之后的历史不会走向＂汉制＂，也就是＂半封建转授权体制＂。
　　当然，这只能是假设了，而历史根本不容许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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