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25日，彭湃孙女彭伊娜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20世纪20年代，曾有两份报告受到革命者的关注。一篇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另一篇就是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 彭湃是毛泽东口中的＂农民运动大王＂，是孙女彭伊娜眼里的＂富三代＂。 彭家最兴旺时，在广东海丰县拥有铺面四十余间和＂鸦飞不过的田产＂。作为家中的老四，彭湃不怎么喜欢别人称呼他为＂四哥＂，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彭湃，归国后常被人称作＂阿湃＂。 南部面海，西北临山，海丰县承载了彭湃的少年时光。生于1896年10月22日的彭湃，少年时就常流露出对农民境遇的同情，但却因给一位佃户倒了一碗热茶而被父亲训斥。 据留日好友李春涛回忆，彭湃的名字一直在日本警署内的＂社会主义者黑表＂上。甚至因鼻窦炎住院期间，也有日本刑事（警察）＂陪同＂。 1921年，彭湃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位革命者做的第一件事，是用家财支持农民，号召大家与地主做斗争。后来，这被人说成是＂革起了自己的命＂。母亲周凤在听到彭湃七弟朗读《告农民的话》后以泪洗面，当地甚至有人造谣彭湃＂患上精神病＂。 这一切反而让彭湃意识到，＂农民一定可以团结起来＂。而彭湃的行为也在影响着母亲，十多年后，在香港的周凤毅然把5个孙子和1个孙女送入东江纵队，参与抗日战争。 于是，在1922年夏天，海丰县的人时常能在龙山脚天后庙前的十字路口，看到扛着留声机的大少爷彭湃，通过音乐和魔术吸引农民的注意，有时，他还唱起自己编写的歌谣《田仔骂田公》。为了让农民愿意听他说话，彭湃脱下西装，去帮农户插秧种田。这一度让已经当家的大哥十分不满，＂差不多要杀我而甘心＂。 1922年11月的一天，在龙舌埔广场上，彭湃当着佃户的面，把自己分家后得到的七十石租田契全部烧毁，由此拉开了农民运动的序幕。两年后的4月份，中国共产党党员彭湃出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并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此后，广东的农民运动风生水起。 彭湃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辗转到香港，发动两县人民第三次武装起义，建立了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有学者考察发现，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存在的五个多月时间里，做了许多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尝试，比如设立了初具规模的选举制度、法律制度，通过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一部＂土地法＂。 不过，海陆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让反动派大为恐慌。在革命时期，包括彭湃在内，彭家一共有7人为信仰牺牲。 1929年彭湃牺牲时，二儿子彭士禄只有4岁，为了不被＂斩草除根＂，他隐居在潮安县，颠沛流离，8岁时被捕入狱。1940年，周恩来派人带领彭士禄和一些烈士子弟离开广东。后来，彭士禄成为中国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彭湃三子叫彭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广东省委的领导还特别嘱托彭洪的妻子陈平，每周带着彭丹和彭伊娜两个孩子到省委礼堂观看电影。作为彭湃的孙女，彭伊娜从暨南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曾参与《南方周末》的创办，并于1988年前往新华社澳门分社宣教文体部，参与澳门回归的筹备工作。 2009年12月底，彭伊娜被增补为广东省政协委员。在微博刚兴起不久时，她与网友频繁互动，时至今日，彭伊娜的微博上仍保留有2012至2017年间收集网友建言的记录。 彭湃的影响一直延续。近几年，彭伊娜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公益事业。2013年，她在深圳关爱行动公益基金会下设立了以彭湃命名的＂彭湃关爱基金＂，发起＂得趣书吧＂项目，为贫困乡村的孩子送去图书、书柜，九十多年前，彭湃曾在自家的得趣书室组建了＂六人农会＂。 2021年6月25日，南方周末记者对彭湃孙女彭伊娜进行了专访。 ＂富三代＂ 南方周末：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看到你最近到不少地方讲课，是不是比以前更忙了？ 彭伊娜：我退休有两年多了，退休后还是很不一样，可以做点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平常喜欢打打拳、打打太极。陪伴家人的时间也更多了，我妈妈90岁了，我大概每个月都有半个月时间在广州陪我妈妈。 以前就没那么多时间参与社会上的工作，现在只要有时间，我就会接受一些邀请，去讲讲课。 今年比较忙一点，接受了不少媒体的采访，另外讲课也比较多。讲课的主题一般都离不开我的爷爷，但我不是详尽地讲彭湃的一生，我更多的是讲我自己怎么走近爷爷的，通过他去了解共产党的历史，去了解我们的信仰，了解这场革命的意义，我会把自己的这种心路历程跟大家交流。 南方周末：你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的祖父是彭湃的？ 彭伊娜：我很小就知道了，我在华南农业大学校园里长大的，我记得大概在四五岁的时候，父亲教我念一句毛主席语录，＂成千上万的先烈在我们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 但小时候我只知道他是个烈士，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我第一次回到家乡海丰是1976年，我爷爷的祖宅在大革命失败后被反动派烧毁了，只见到浅浅的根基，有关他的东西都看不到了。 家里面的人都很少提及爷爷，更没有专门跟我讲爷爷有多么光辉。我父亲去世得早，但即便到我伯父（彭士禄）家，他也不会常把爷爷挂在嘴边。 其实直到我参加工作，我对爷爷都还不大了解，只是知道一些，但不是很全面。 南方周末：后来是怎么熟悉他的？ 彭伊娜：上大学之后，开始了解得多一点了。以前只知道他是烈士，后来听说是搞农民运动的，我还以为他是农民，为了生活揭竿而起呢。到了八十年代，慢慢才知道，他原来是富家子弟出身，那时候我爷爷的祖宅也恢复了，我看到了一些家里的老照片，才知道他原来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家里还蛮有钱的。 后来回家乡的次数多了，慢慢认识了家乡的一些朋友，他们有时会开车带着我到处走走，然后跟我说这片田以前是你们彭家的，那片也是。 200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了一套＂彭湃研究丛书＂，一共有6册，里面收录了几乎所有关于彭湃的东西，包括他的生平、研究他的原始史料，还有一些专家的论述，这套书让我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 南方周末：走近他的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细节是什么？ 彭伊娜：我看爷爷的资料和照片时，常常会有震撼。我记得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都在学习穿西装打领带，那时候看到他们几兄弟的照片，发现他们的领带打得这么好，西装也穿得很好看，一看就是非常精致的生活。他们当时已经很富裕了，所以就会想，他们为什么要放弃这些东西，为什么会走上革命这条路？ 有段时期，我对革命者的认识也存在一些偏差，会觉得他们好像都没什么感情。但是我慢慢发现，爷爷是一个非常有血有肉的人，很浪漫又才华横溢，而且面目柔顺，我就会思考，到底是什么东西吸引他走向革命的道路。 爷爷他其实背叛了家庭对他的期望，本来家里送他去留学，是希望他回来能够当个官，让家庭的财富更有保障。但他回来以后没往这条路走，而且还跟佃户们在一起，要把田地给分了。 他是一个很浪漫的人，他和我奶奶结合时，他原来是不想接受这门婚事的，但没有休了奶奶，而是带着她一起进步，我奶奶刚嫁到我爷爷家，爷爷就让她＂放脚＂，还买了双小皮鞋给她，教她认字读书，爷爷去日本的时候让她把作业寄到日本，批改完了再寄回来。 南方周末：你在讲课时，常常会突出彭湃＂富三代＂＂海归＂的身份，为什么要这样？ 彭伊娜：因为我觉得挺＂违和＂的。一个最不需要革命的人，最后成了农民运动大王。如果不走近看，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富家子弟会放弃好端端的生活，选择革命这条路。 他们当时所处的中国积贫积弱， 被西方列强瓜分，那时候的很多年轻人都把救国作为他们最重要的责任。爷爷当时在日本，虽然他很有钱，但日本人视他们这些中国留学生为＂无国之民＂。到日本之后，他救国的愿望反而更迫切了。 1926年，彭湃和两个儿子的合影。 （彭伊娜供图/图） ＂家风不是非得有一封信＂ 南方周末：你高考后先是被暨南大学外语系录取，之后转到新闻系了，后来你也基本都是在媒体工作，你的职业选择和家庭出身有关系吗？ 彭伊娜：我当时数学不太好，但是外语可以，就考进外语系了。但是我一直特别想学新闻，当时我想转专业的时候，外语系的系主任还劝我说，外语系是最受欢迎的，但我还是决定转去新闻。 当时做选择的时候和家庭、和祖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自己觉得喜欢。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个挺吸引我的。但是说这一生之中，祖父给我的影响最大的就是，要成为人民中的一分子，要为公众和国家去做事。 南方周末：你参加工作后不久就调到南方周末了，参与了《南方周末》的创立，当时创办的过程是怎样的，你负责哪些工作？ 彭伊娜：我是第三个到南方周末的，我去报到的时候，办公室里面只有两张桌子，还正在刷墙。过了几天又来了几个同事，一共四五个人，就开始研究最早的创刊号。 最初的南周每期有四个版，头版一般是文化领域新闻，大多是写一些娱乐明星，二版是＂家庭与社会＂。我编四版，叫＂艺林＂，主要报道艺术领域的新闻，我当时比较关注中国新兴的一些艺术流派，我采访过谭盾、刘索拉，也报道过当时一些新兴的画展。 有一次主编把我叫过去，说有人写信到报社告我，当时＂艺林＂每期都会刊发一组艺术照片，刊登过一幅《拉奥孔》，是很著名的男性裸体群雕，现在来看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但当时就有人觉得这个是＂黄色＂照片。 包括当时《南方周末》刊发过＂四只小天鹅＂芭蕾舞的内容，都有人写信去告状的。现在看觉得这算不上创新呀，但那时候走第一步是很不容易的。 我觉得当时的各级领导很有眼光，很有担当，也相当包容，所以才会有南周的出现。 我离开南周之后，也一直很关注南周，算是忠实读者。 南方周末：后来你从南周调到新华社澳门分社工作，负责筹备澳门回归事宜，组织选派你去澳门，你觉得和你的＂红色基因＂有关吗？ 彭伊娜：我是在一个不经意的活动上认识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长的。那时澳门回归刚刚谈妥，提上了议事日程，新华社澳门分社正在组建，他们需要人手，想从媒体里招会写稿，还会说粤语的人，他们考察了我一段时间，直接通过组织把我调过去的。 最初本以为去两三年就能回来，没想到在那里干了13年，直到澳门回归。我参与了澳门回归的工作，比如为回归后的澳门文化建设做调研报告、筹划回归时的＂七子之歌＂等等。在澳门的工作经历，让我感受到，一个伟大的事业是由很多很小的、具体的细节组成的。 南方周末：在澳门工作的十三年，你和家人聚少离多，是怎么处理工作和家庭的关系的？ 彭伊娜：去澳门的时候，我儿子才8个月大。当时交通不太发达，从广州去澳门还要过两个渡口，路上要花七八个小时。我半个月左右回来一次，那时每周只有一天假期，往往是周六下班后动身，凌晨才能赶回广州的家里，周日中午又得往回赶了，每回一次只能在家里待半天时间。 每次回家就只能和儿子见那么一下，然后又撕心裂肺地往回走。我到现在还记得，有一次我站起来要走，儿子一把抓住我，他那时候还不大会说话，对我喊＂妈妈，坐＂，我当时眼泪就全下来了。 在澳门的时候常常觉得很歉疚，一直没有和孩子、和丈夫一起待过一个月以上。我很怕留下遗憾，所以澳门回归后，我马上就打报告申请回内地工作了。 之前有记者采访我的时候让我聊聊家风，我觉得家风不是说非得有一封信之类的留给你，而是家族的一种习惯和氛围。我爷爷和他的几位兄弟姐妹都在革命中牺牲了，他们在做什么决策时都是把个人和国家、人民放在一起的。我去澳门的时候，我妈妈就觉得我应该去，国家的事情是大事。 从大众利益角度提出提案 南方周末：现在还会经常回海丰看看吗？ 彭伊娜：我现在去海丰的机会还挺多的，因为我现在做＂彭湃关爱基金＂和＂得趣书吧＂公益项目，海丰也有几十所＂彭湃关爱基金＂定点学校，我们经常要走镇串乡走访学校，所以回家乡就多了，了解也深入些了。 这些年我回到海丰，常常还能发现一些新的东西。去年我奶奶家的祖宅被修成了一个陈列馆，我去看了后震撼很大。 之前这场革命我们往往只看到了宏大的东西，但这次我突然间看到一个乡村地主家，在这场革命里裂变，有10个烈士。他们也都是在彭湃的影响下接触马列主义，然后开始变化，我就感受到一个乡村的家庭受到革命的影响居然能有这么深。 我也由此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革命的意义，使得中国社会能够浴火重生。 南方周末：从澳门回来后，你到了深圳报业工作，之后被增补为广东省政协委员，当时你提的第一个提案就是关于发展红色旅游的，这个提案很符合你的身份。 彭伊娜：当选省政协委员可能和我是彭湃的孙女有关系，当时政协几乎没有烈士后代这样的代表性人物，应该是组织有这种考虑，然后推荐了我。 但建议发展红色旅游的提案并不是领导让我提的。当时国家评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第一批有50个，广东省入选的数量非常少。来自我家乡的一位警察给我写了一个材料，说红色旅游搞得这么红火，但广东的数量太少，连海丰的红宫、红场都没有列入。 然后我就写了个提案，说广东不能缺席红色旅游，并且建议从民族复兴史上来构建广东省的红色旅游。这个提案后来得到了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重视，评选第二批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时，广东就有9个入围了。 南方周末：你做了两届省政协委员，有哪个提案是你比较满意的？ 彭伊娜：我有一个挺满意的提案是建议清查双重户籍的现象，当时是在新闻里看到有人拿着双重户籍、两个身份，才关注到这个现象。 我觉得一个人有多个户籍的现象，影响到了我们社会治理最基础的东西，一个人怎么能有多个信息和身份呢？这样的话有人做了一些坏事也可能查不到他，而且这个群体的规模还不小。 这个提案提了后，引起了一些反响，广东省公安厅也回复我说会推动处理。后来，推进的力度开始上来了。我怎么察觉到的呢，我有一个亲戚，他有双重户籍，那年就被揪出来了。 南方周末：当政协委员期间，你在微博上相当活跃，网络平台为你的参政议政起到了什么作用？ 彭伊娜：我的提案都不是从网上来的，但微博给我提供了倾听大众声音的一个渠道。 当年汕头有一轮＂禁摩＂，那几天有几百个人在我微博里留言，很多人说＂禁摩＂之后一家老小的出行都受影响。如果不是做政协委员，这些声音是很难听到的。后来我通过政协的渠道向有关部门做了反馈，我觉得城市治理固然重要，但是也要考虑到老百姓的出行问题。 我在网络上得到支持力度最大的一件事是建议撤销一个燃煤电厂项目，那个项目如果不叫停，会造成很大的污染。我最初是接受媒体采访，表达了对这个项目的质疑。 当时还是有点压力的，确实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有人跟我讲＂你胆子真大＂。但最后的处理结果还是让人挺满意的，项目马上就叫停了，我觉得社会包括政府部门都有很多正义的力量。 我感到比较欣慰的是，当政协委员那些年，我没有为小群体的利益去提提案，我都是从整个社会、大众利益的角度去提的。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张笛扬 南方周末实习生 蒋敏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