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不仅才华横溢，而且情商极高，还是关系攻略的高手。然而，为什么却仕途坎坷？ 因为这是常态。人人都有追求成功的权利，却不是人人都有必然成功的运气。而后者才是常态。 运气是这个宇宙的通行证。 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 你就是君子见机、达人知命、老当益壮、穷且益坚，也没用。一句时运不济，抵得过智商二百五加情商三百六。 甚至，即便后视之明的我们穿越到苏轼当时的位置，也未必能功德圆满。让老天都要妒忌的文学才华 苏轼的父亲苏洵，早年科举不中，随后彻底放弃。回到家中、烧掉文章，玩起了自学。对于自己的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苏洵并没有采取笨鸟不飞孵鸟飞的套路，而是放任自流。但是，身教胜于言传。两个儿子跟着老爹苏洵一起读书了，但都不是为了科举，而是想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 公元1055年，四川来了一个新任长官，益州知府张方平。这家伙一眼就看出苏洵父子绝非凡人，足以引领北宋文坛。于是，写了举荐信，让苏洵父子三人进京拜见文坛泰斗欧阳修。 公元1056年，苏洵父子三人来到开封，见到了欧阳修。对于苏洵，欧阳修认为他就是当世荀子，文章天下无敌。对于苏轼，欧阳修则是莫名的恐慌，认为自己就该走下文坛泰斗的宝座，给这个年轻人让路。 厉不厉害？初入京城，苏洵名满京城、苏轼逼得泰斗让位。但科举才是真正的职业赛道。是骡子是马，你得在这个赛道上跑一跑。然而，三苏并不没有专攻科举。科举是应试教育，而这三个人却一直在搞素质教育。 但，就是在公元1057年的科举赛道上，苏轼和苏辙两兄弟一起金榜题名。而苏轼的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堪称高考满分作文。本来是第一名的成色，但欧阳修过于自信，认为这篇文章在风格和水准上，应该出自曾巩之手。曾巩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关键还是欧阳修的弟子。所以，作为主考官的欧阳修，为了避嫌，就没有将这篇文章点为头名，而是让其屈居第二。 苏轼的天资有多牛？唐宋八大家，他一出手就干掉三个。文坛泰斗欧阳修，准备让位；欧阳修的弟子曾巩，靠边儿站。甚至，连自己的老爹也要自愧不如。苏洵27岁开始苦读，却两次科举不中。而苏轼呢？20岁初闯科举，竟在职业赛道上跑出了满分作文。 你可以说这是侥幸。但是，随后就不能说是侥幸了。 母亲病逝，苏轼回家守丧。三年后，即公元1060年，三苏再次入京。苏轼又参加了一场更高规格的考试，即＂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在这次考试中，苏轼的一篇《御试制科策》，获得了第三等。 这个考试的第一等和第二等都是虚设的，谁也考不上。而北宋开国以来，只有一个叫吴育的人考过第三次等。所以，考到第三等的苏轼，已经破了纪录。连续两场顶级规格的考试，苏轼都是满分加破纪录的水准。你只能说这是能力了。 只论科举应试，从古至今，苏轼能把全部翘楚们虐成渣渣。他不为应试而学，却应试无敌。但这里面有问题。两篇破纪录的策论，就文章本身而论，是真心好；但就思想内容而论，却没法恭维。比之贾谊的《治安策》，差了好几个量级。令贾谊自愧不如的情商认知 古今才子第一，当属贾谊贾太傅。因为《治安策》是无敌的。而贾谊虽然才华横溢，却命途多舛，最后抑郁而终。所以，举凡文人怀才不遇，总会拿贾谊来说事，通过慨叹贾谊来伤春悲秋。 那么，苏轼也是这么看贾谊吗？ 苏轼完全不这么看。他写过一篇《贾谊论》，认为贾谊命途多舛完全是因为自己，简单说就是情商太低。 皇帝喜欢贾谊，老臣讨厌贾谊。但皇帝汉文帝是明君，你不能说皇帝害了贾谊；灌婴等老臣是沛丰功勋，你也不能说这伙人有多恶劣。 身处这种局面，贾谊该怎么做？ 指望汉文帝消灭老臣，然后重用贾谊，推行贾谊主义，这根本不可能。汉文帝能当皇帝，完全是老臣们拥立的结果。所以，贾谊打不过老臣们的功勋集团。苏轼认为，既然打不过，那就应该加入。而且，加入老臣们的功勋集团，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因为老臣们既不是小人也不是奸臣。 贾谊要做的就是忍。你一个洛阳青年，弱冠之年便初入京城且位列朝堂，又有什么资格不能忍呢？只要忍得够久，忍到老臣认可，忍到君臣接纳，贾谊的盖世才华自然会有输出的可能。 苏轼给贾谊的人生算法就是： 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 所取，是位居宰辅；所就，是大汉强盛。而这个所取和所就，已经太大了。所以，完全不是贾谊这么一个外省青年能做到的。这就要有所待和所任，所待是老臣认可，所忍是自己要沉住气。等他个十年、二十年，贾谊必然所取必得、所就必成。 把这些冠冕堂皇的大词，全都去掉。苏轼对贾谊的批评，实际就三个字：情商低。 但是，苏轼的情商呢？苏轼说贾谊没有做到，他做到了吗？ 他还真做到了。苏轼的情商极高，甚至堪称关系攻略的高手。 苏轼当时所处的格局，与贾谊一般无二。宋仁宗宽厚温和，汉文帝孝顺慈爱。关键是老臣，苏轼和贾谊同样面对的问题是：年少才俊如何与老臣相处。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少年得志。 但苏轼的牌，明显要比贾谊的牌更好。因为沛丰功勋要忠心有忠心、要能力有能力，唯独没有文化，自然看不起文化人。而仁宗朝的北宋老臣，却对苏轼满怀期待，认为这就是未来的国之宰辅。 有智商、有情商，那苏轼的具体实践怎么样呢？也就是苏轼的关系攻略怎么样？古之君子也做不到的关系攻略 把君子和小人放在一起，谁更擅长关系攻略？ 肯定是小人。操作上无下限、性情上无羁绊、主义上无桎梏，小人的唯一追求就是往上爬。而为了往上爬，那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在关系攻略上，小人是职业选手，只要能赢就走极端；君子是业余选手，期望风花雪月就能赢。 至于原因，这是立场和身份所决定的。君子在原初逻辑上是生出来的贵族二代，即君之子。所以，君子的教条都是当了君子之后的操作说明。而小人在原初逻辑上就是打出来的寒门子弟，即人之子。所以，小人的教条都是要当君子的晋级手册。礼崩乐坏之后，君子和小人，才在一条赛道上竞争。操作说明肯定打不过晋级手册，因为大家首先要比的就是谁能晋级。 那苏轼呢？苏轼的操作，既不失君子之风，又有小人的极致。这个外省青年，在开封这个权力场，一出手就打出了一个羡煞天下人的开局。 苏轼的外在表现，既积极主动又谦卑恭敬，关键是特别重视待人接物，从来没有君子的清高。这一点，从他的《上梅直讲书》中就能发现。考取进士之后，苏轼给当时的阅卷老师梅尧臣写了一封感谢信。而这封感谢信，即便拿到现在，都值得职场人士认真学习。因为马屁拍得高明，而且全都拍到了点子上。随便拿出一句，都能让梅尧臣内心激荡。 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而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 我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但这之前，您的手下不曾举荐我，您的亲朋也不曾为我请托，自我求学十余年间，只听先生大名却未曾见过，但是先生您为什么选中了我的文章呢？因为＂一朝为知己＂。 苏轼这么说话，梅尧臣能不开心吗？新晋青年把身段放得要多低有多低，而把自己捧得要多高有多高。 执事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轼愿与闻焉。 关键是位不过五品，但这又有什么关系？执事您就是当世孔子（信的开头已经用孔子做了半天铺排），我这个后生晚辈的最大追求就是想向您请教啊。 一封感谢信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关系攻略的核心是人脉构建。那苏轼是怎么构建自己的人脉呢？一般的手段是：有事儿您说话，期望无限付出来证明自己有用，期望自己有用来增厚人脉。而真正的高明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请别人帮忙。 而苏轼恰恰就是这么操作的。他请当朝大佬司马光给自己的母亲写墓志铭。写个墓志铭，对司马光来说就是举手之劳；而在苏轼则是牵涉到孝道的大事情。这个操作以后，司马光还有什么理由不去栽培苏轼这个后晋青年。 关系攻略有一条禁忌，那就是不要给人介绍对象。因为你很可能把两个人都给得罪了。但给人介绍对象，也有好处。就是你对这个人心有期许之，表达出了足够的爱慕或攀附之意。而在古代，婚姻就是家族间的联盟。而苏轼呢？苏轼则直接向司马光提亲，准备把自己的表侄女嫁给司马光的儿子。 司马光下野之后，到洛阳闭门著书。但苏轼并没有忘记经营他与司马光之间的关系，时不时地就来一封书信。不管你是在朝还是在野，但我对你的敬仰之情从来矢志不渝。 如果仅是司马光一个人，那也就算了。苏轼后来陷入乌台诗案，新党各种罗织罪名，试图通过苏轼这个交际＂名媛＂把旧党一网打尽。从这个案件中，你就能知道苏轼的朋友圈有多少人了。先后牵连进来的有39人，从司马光这个旧党领袖到王诜这个当朝驸马，全是给苏轼的朋友圈点赞的。 在古代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苏轼竟能把人脉经营的这么广。而且，这些人全要跟着苏轼一起吃官司。所以，苏轼的人脉不仅广而且深。这只有关系攻略的高手，才能做到。堪称完人、堪称完美开局的苏轼，为什么命途多舛呢？ 苏轼具备了获得成功的全部资本：皇帝宋仁宗把他当成国之栋梁，大宋老臣们把他当成了明日之星，甚至文坛泰斗欧阳修也准备让位。 关键是连皇帝他妈也喜欢苏轼。 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宋英宗的母亲曹太后（神宗朝是太皇太后），死活不同意治罪，非要放了苏轼。 苏轼被新党压制好多年。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主政后，对苏轼实施了火箭提拔，成了苏轼的保护伞。 苏轼继续被新党打压。宋哲宗的母亲向太后主政后，硬是把苏轼从海南岛给调回开封，准备让苏轼当宰相。 你看苏轼这个人缘，不仅征服了皇帝，而且三任皇帝的老妈全都成了自己的贵人。 但是，运气是这个宇宙的通行证。 因为苏轼智商高、情商高，还是关系攻略的高手，所以取得了当世才子的美名、朝中栋梁的赞誉。但这个＂因为所以＂就周延了吗？苏轼能够拒绝运气吗？ 假使苏轼晚一点儿参加科举，主考官从欧阳修换成王安石，苏轼别说满分作文，就是能不能当进士都两说。因为王安石死活看不上三苏的文风。关键是王安石这家伙是个实干派，你是不是文采斐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到底写了啥。 甚至，别说王安石，就是换成一个刻板些的主考官，都不允许苏轼在科举赛道上扯淡玩。 为什么苏轼在扯淡？ 《刑赏忠厚之至论》里的＂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个典故是苏轼自己编的。在高考作文里，你敢编典故？冲这一条，给你一个不及格，绝不算冤枉你。因为苏轼你这就是在扯淡着卖弄文采。 而《御试制科策》里的观点，则堪称逆天神操作了。怎么解决西夏的问题？苏轼的对策，竟然是让陕西独立，再造一个秦战国，然后让这个秦战国去对付西夏人。之前编典故，现在则是分裂国家。连老臣司马光都看不下去了，认为应该录苏轼的弟弟苏辙为第三等。 然而，有其兄竟必有其弟了。苏辙在考卷里玩起了愤青，不仅抨击时弊，而且连皇帝也不放过。两相权衡，还是苏轼的扯淡，靠谱一点儿。 所以，苏轼能成名，到底该感谢谁？他要感谢自己生在了一个好时代。换到明清，苏轼都不是落第的问题。 在乌台诗案中，新党就是要往大里政，具体是给苏轼冠一个大不敬的罪。这属于不赦重罪，要诛族的。 但北宋的司法制度足够复杂，各种条框制约，能把不择手段的小人关在笼子里。新党把持了御史台，但御史台只能问口供，定罪的却是大理寺和审刑院。这两个衙门不配合，苏轼的罪就定不下来。而太皇太后、英宗的老妈曹太后，又在背后使劲了。于是，这个大不敬就没法定。随后，曹太后去世了，要天下大赦。死了的曹太后又帮了苏轼一把，苏轼该被赦免，可以啥事没有了。但是，宋神宗不答应了。忤逆皇帝、对抗新法，这就不能忍。于是，皇帝法外立法了： 苏轼依断，特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大理寺和审刑院的意见是赦免。赶上大赦，苏轼就该没事，牵连的苏轼朋友圈也该一道赦免。这个皇帝同意，认可了。但神宗皇帝专门来了一条＂特责＂，这就是法外立法：你苏轼给我滚到黄州当团练副使，然后就在那地方呆着。这算是变相囚禁。 立盖世之名，苏轼也要靠运气；而位列朝堂，苏轼还要靠运气。关键是没被整死，苏轼就更要靠运气了。但运气不能总光顾苏轼。有些事，完全不是人力所能为之的。 1057年科举中第，但苏轼的母亲随即去世，于是苏轼和苏辙都要回家守丧，耽误了三年时间（实际是两年多一点儿）。而1066年，苏轼的父亲苏洵又去世了，于是苏轼还要回去守丧，又耽误了三年时间。你是年少成名了，但两个三年，却给耽误了。 等苏轼再次回到朝堂，朝堂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把苏轼当成国之栋梁的宋仁宗，驾崩了；把苏轼当成未来之星的老臣们，歇菜了。此时主导朝堂的是锐意改革的宋神宗和不近人情的王安石。此时，任凭再怎么关系攻略，苏轼也没法玩了。因为苏轼与王安石是立场之争。 事实判断可以讲道理，价值判断只能搞妥协，而立场之争则连妥协都没法搞。苏轼的立场就是重人情，治理国家要关注人之常情，变法可以有但不能犯众怒。而王安石却不近人情，治理国家就该学商鞅，变法就是：我们制定法律、我们统治，然后你们服从。 你这就没法玩。 而且，王安石从来就瞧不上三苏，而三苏也瞧不上王安石。 苏轼的老爹苏洵，曾写过一篇《辨奸论》。怎么辩奸呢？就是看谁不近人情。而王安石恰恰不近人情。按照苏洵的方法论，王安石这种人早该歇菜了。但王安石并没有，反倒当了宰相。 公元1060年的时候，苏轼的弟弟苏辙也通过了＂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的考试，于是在1061年被授予商州军事推官。然后呢？然后，当时的王安石却拒绝签发任命书，气的苏辙辞职回家了。 这就是家恨了。 有王安石在，苏轼这种人别想有好日子过，所以只能被各种贬官。苏轼当然不满，于是管不住嘴了，各种写诗发朋友圈，诋毁新法。新党正发愁找不到借口收拾旧党，而苏轼恰恰提供了借口。于是，发动了乌台诗案，把苏轼当成了打击旧党的突破口。 新党的变法，把大宋变得一塌糊涂。宋神宗也意识到了问题，于是准备把苏轼调回朝廷。但这得一步一步的来，先把苏轼从黄州迁到汝州，即今天的河南的临汝。宋朝的用人逻辑是离首都开封越近，就表示越要得到重用。这算是宋朝特有的卡位纸牌屋。然而，就在这个关节点上，宋神宗死了。 宋哲宗继位后，司马光赴京奔丧，随即成为朝中宰辅。这对苏轼不是好事吗？大家同属旧党，而且苏轼对司马光的关系攻略从来也没停过。但问题是：宋神宗在位，司马光就回不来，因为宋神宗不会把新法彻底否定。宋神宗不否定自己，所以未来走向就是折中。因此，回来的就只能是苏轼，苏轼自然有望拜为宰辅。但宋神宗却在这个关键点死了。 之后，司马光成了另外一个＂拗相公＂。新法支持的全部否定，新法反对的全部肯定，大宋王朝来了一个180度的硬转折。而苏轼呢？苏轼对司马光非常不认同。王安石之所以变法，是因为要解决老问题。司马光彻底否定新法，的确消灭了新法带来的新问题，却把老问题也给恢复了。 但是，也轮不到苏轼反对了，因为司马光没多久也死了。那苏轼就可以呼风唤雨了吧？ 接下来的问题更严重。有司马光在，北宋的党争只会聚焦在政策路线上，还算对事不对人；而没有司马光，北宋的党争就会陷入毫无底线的对人不对事。 再后，就是旧党中的两拨人，开始死命磕了。以程颢为代表的洛阳理学派，以苏轼为代表的四川蜀学派，开始交手了。这时候就不是新旧两党的问题，而是新党、洛党和蜀党的问题。你让皇帝怎么办？没法办。苏轼和程颢集体外放，谁也不能当宰相了。 你们旧党不仅治国无能，而且还搞内斗。王安石变法的确有问题，但朝廷的收入增加了。而旧党开倒车，则把老问题全给恢复了，国家没钱了。公元1093年，高太后死了，宋哲宗亲政。大宋王朝再一次锐意革新，于是旧党下课、新党上台。苏轼这个旧党的标签人物，肯定继续被打压。关键是保护伞高太后死了，没人罩着苏轼了。于是，苏轼一直被贬到海南岛。宋朝的逻辑是离首都越远就越不受重用，所以苏轼已经惨到天涯海角了。要复出，几乎没有可能。 等宋哲宗死后，向太后主政，苏轼又有了机会。皇帝不喜欢自己，但皇帝的老妈都喜欢自己。此时的皇帝是宋徽宗（宋哲宗的异母弟），但宋徽宗说不上话，凡事要听老太后的。公元1100年，苏轼终于离开海南岛，开始奔赴首都汴梁。这一次几乎就没什么悬念，苏学士大概率就要成为苏宰相。然而，还没半年，向太后也死了，宋徽宗亲政，改元建中靖国。这个年号的意思是：既不向左也不向右，简单说就是不能再搞党争了。 于是，新党的领袖蔡京、蔡卞兄弟就要离开朝廷，而旧党的领袖苏轼、苏辙兄弟也不能入主京城，新旧两党各让一步。但是，苏轼还有机会啊。可惜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走到常州的苏轼病逝了，享年66岁。 运气在苏轼最后的岁月里最后还是照顾了他。因为建中靖国根本就不是什么折中，随后便是新党彻底碾压旧党。如果苏轼没死，大概率还要接着挨整。因为大宋的党争已经白热化，活着的要整，死了的也不放过。苏轼是带着希望去世的，这对他来说也算善终。 论文章，苏轼是唐宋八大家；论诗歌，苏轼代表了宋诗的最高成就；论填词，苏轼开创了豪放派；论书法，苏轼自成一家；论绘画，苏轼是湖州派的主将；论学术，苏轼是蜀学的宗师领袖。苏轼之才华，冠绝古今。 但是，苏轼只有才华吗？苏轼的人格魅力和执政能力也是可圈可点的。在政治路线上，苏轼不走极端，而司马光和王安石二公却一定要玩极端。在执政能力上，苏轼在扬州主持漕运，在河北兴办弓箭社。他能看到实际的问题，却不会主义先行地去改变现实，而是适应现实再艺术地去解决问题。 有才华、有能力，关键是还有情商。＂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即便流放海南岛，苏轼也有一群弟子帮着他盖房子。乌台诗案，被苏轼牵连进来北宋名流多达39人。甚至，苏轼还能化敌为友。王安石罢相之后，苏轼专门拜访了这位拗相公，二人言归于好，成为一番佳话。 纵有盖世才华、纵能洞察人心，但如果没人脉，你也走不远。苏轼没有人脉吗？苏轼这个外省青年打造了堪称史上最豪华的人脉。老一辈的宋仁宗，把苏轼看成国之栋梁。中间一辈的宋神宗，最后的岁月里也准备启用他。新一辈的宋哲宗，曾经做过苏轼的学生。关键是曹太后、高太后、向太后，这些皇帝的妈妈们，都成了苏轼的保护伞。古之名臣将相，谁又此等阵容的人脉。 而苏轼为什么没有成功败相，为什么命途多舛呢？ ＂往往都是事情改变人，人改变不了事情＂。苏轼也是如此。身处北宋最剧烈的局面变动之中，他也只能随波逐流。 ＂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人们直接上天堂，人们直接下地狱＂。 成功的，往往都是随机漫步的傻瓜，他们是最幸运的少数。不成功的，往往都是浪淘沙中的众生，他们是最平常的多数。苏轼概莫能外，我们也概莫能外。 德才兼备不一定人情世故，德才兼备不一定官运恒通，德才兼备不一定就没有对头与敌人。德才兼备不一定皇上喜欢你！这样的人一定要皇上支持喜欢你，如果皇上不支持你，会把自己置于八面树敌四面围攻之地，也只有皇上才能给他解围，但皇上救他吗？ 谢谢邀请， 关于这个问题，德才兼备的苏轼为何仕途那样不顺？一一性格决定命运。性格耿直命多娘。 苏东坡苦难尴尬的命运无疑是归咎于他的性格的耿直，苏东坡性格豪放，锋芒毕露，豪放不羁，王安石新党改派打击他，说他是旧党。旧党保守派当权也打击他，说他是新党。苏东坡看透了自己:一肚子不合时宜i。却又改不掉自己倔强的脾气，敢于说出新党改革派改革中存不正确的东西，又严励批评保守派不思改革，不思进取的保守思想。故新旧两派都打击他，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实话实说。 这就是苏封的性格，耿直，不逢迎拍须，在权贵官場中，不愿意曲意逢迎，溜须拍马。不八面玲珑，敢与直言，故新旧两党都不喜欢他，反而处处打击他。 由于苏轼诗词字画，好词好诗好画好字好文章，还是得到当时很受人的感动。 苏轼的性格及其一生，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 在中国的封建官場中，充满了阴谋和鲜血，如果历史全让那些搞阴谋诡计的无耻之徒占去了，中国的历史就不会如此延续下来。 苏轼一生性格耿直纯白，无心计，由于苏封的文人气质由此使他在仕途上经历坎坷，几遭杀身之祸。正是由于苏轼不通权术，苏轼才成为任何权术家无法比拟的千古名人。 历史的公正，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显现和评价。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像苏轼这样的人，在中国的整个历史中大少了苏轼艰难和光辉的人生经历成为后人说不尽的评说。 苏轼一四川眉州人宋仁宗景佑二年公元1036年出生，他的父親苏洵仔细观察孩子的五观，见孩子天庭饱满，鼻如悬胆，特别是一双眼睛，明亮透沏，如同两泓山泉一样。清澈见底。于是苏轼的父亲苏洵对天人说：这孩子性格豪放：锋茫毕露，不通机变，日久必遭人口舌之祸，一生恐怕有许多磨艰了＂。 这或许是后人附会吧，但，苏洵是说过这样话来预见孩子的一生。 这就是北宋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一苏轼。 从很多文章里可以看出，苏轼不是一个死板腐儒的学究，对世态人情有深刻的哲理。是深有心得的。 苏轼进入官埸后，他不是不懂 为官之道 。而是把官場看得大透，他们的一举一动乃至微妙的心理苏轼都看得一清二楚。但，只有一点，这就是苏轼耿直的性格决定了他决不同他们同流合污，只是为民着想，为正义着想，而不愿意屈就。 在全国的进士会考中，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论文里，可以看到苏轼的为国为民，爱国爱民之心。言词铿锵，文气充沛，不拘古法，活用典故。苏轼在口试复试中，以情秋对义》获第一名，全国第一名。 欧阳修特别感慨，特别赞赏他。当时欧阳修文满天下，天下士子进退之权全操于欧阳修一人之手，而欧阳修却这样说一一三十年后没有人会再十谈起我。欧阳修这么一句话，苏轼之名迅速倾刻传遍全国。 《出人头地》这句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 在这里再说说两党，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苏轼和他们在个人感情上并无偏爱，交往很深，关系很好，于欧阳修也能推瓜置腹，无话不谈。在两党势力之间，不会因为感情去偏向任何一方。也不会因为私人感情去掩盖自己的真实观点，说出违心之论。 这就是苏轼，真实的文化巨人苏轼。 德才兼备的苏轼仕途为何不顺，可以这样说，性格决定了命远，他的耿直的性格，豪放不羁，锋茫毕露，因为这一性格，一贬再贬，同时他因为拥有这一性格，他才能胸怀坦荡之怀，任天而动，写就出中国文化的一页辉煌。 丑年农历十二2时35分 政治漩涡中的人物不能避免 哲宗朝，无论是元祐时期，还是哲宗亲政后，最活跃的似乎都是朝中的大臣们。由于变法与反变法矛盾的延续以及哲宗与高太后的冲突，使得当时支持变法的大臣（新党）与反对变法的大臣（旧党）都无可避免地卷入激烈的党争，成为其中的主角，也就演出一幕幕令人叹息的悲剧。 在高太后垂帘的8年中，旧党不仅控制了整个朝廷，对新党的打击和倾轧也始终如一，从未放松过。旧党刘挚、王岩叟、朱光庭等人甚至竭力搜寻新党章惇、蔡确的传闻轶事，任意加以穿凿附会，对其进行诋毁，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车盖亭诗案。 蔡确，字持正，泉州晋江人。神宗变法时，王安石见蔡确颇有些才能，便推荐他做三班院主簿。但蔡确长于见风使舵和阴谋诡计，当他见到神宗有疏远王安石之意时，竟不顾知遇之恩，上书参劾王安石。蔡确为了谋取高官，制造了多起冤狱。他自知制诰升至御史中丞、参知政事，均靠制造冤狱夺别人官位后得到。很多大臣都看不起他，而蔡确却自以为本事了得。神宗病危时，蔡确与邢恕欲立神宗同母弟雍王颢和曹王頵不成，反过来诬陷高太后和王珪有废哲宗之意，自谓有策立功。 高太后垂帘后，新党势力被排挤，蔡确也被贬出朝廷。元祐元年，蔡确罢相，出知陈州。次年，蔡确再贬安州。在安州游车盖亭时，蔡确写下了《夏日游车盖亭》十首绝句，诗被与蔡确有过节的吴处厚所得。吴处厚曾在蔡确手下为官，希望他推荐自己，但被蔡确拒绝了，由此怨恨不已。终于，吴处厚等来了报复的机会，他将蔡确的诗上呈朝廷，说其中＂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诗中有＂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之句。 郝甑山，安州人，唐高宗时的忠直之士。唐高宗曾想让位给皇后武则天，郝甑山上奏反对。吴处厚曲解诗意，说此处是将高太后比做武则天。而旧党梁焘、朱光庭和刘安世等人立即加以发挥，肆意攻击，并以＂邢恕极论蔡确有策立（哲宗）功，真社稷臣＂的言论相弹劾，高太后怒不可遏，将蔡确贬到新州。吕大防和刘挚曾以蔡确母亲年老，岭南路远，主张改迁他处，高太后却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在当时，被贬往岭南，实际上如同被判了死刑。苏轼曾有诗云：＂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这是当时岭南实际情况的真实写照。蔡确被贬时，范纯仁对吕大防说：＂岭南之路长满荆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开，日后我们难免有此下场。＂他还请哲宗向高太后求情，但哲宗依旧以沉默相抗议。哲宗亲政后便把大批元祐大臣贬至岭南，印证了范纯仁当日的忧虑。 车盖亭诗案是北宋开国以来朋党之争中以文字打击政敌面最广、力度也最大的一起文字狱，旧党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等人的不满，捕风捉影，对整个新党集团进行一次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在蔡确被贬新州时，旧党将司马光、范纯仁和韩维誉为＂三贤＂，而将蔡确、章惇和韩缜斥为＂三奸＂。他们将王安石和蔡确亲党名单张榜公布，以示警告，同时对元祐元年被司马光斥逐的新党人员章惇、韩缜、李清臣和张商英等人再加以重贬，又铲除在朝的新党，如李德刍、吴安诗和蒲宗孟等人，都被降官贬斥。司马光的同僚及追随者们在高太后的支持下，欲给新党以毁灭性的打击，来巩固自己的势力。 但是，随着高太后的衰老和哲宗的成长，不仅旧党成员，连高太后也感到山雨欲来、新党复起的政治气氛。元祐八年八月，高太后垂危时，她告诫范纯仁和吕大防等人：＂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实际上是已经预感到哲宗准备起用一批新人，要他们提前准备，尽早退出朝廷，以保全身家性命。后来事实证明，哲宗亲政后，凡是高太后垂帘时弹劾新党和罢免新法的官员几乎无一人幸免于报复。 哲宗亲政后，召回章惇、蔡卞、黄履和张商英等人。章惇等人曾是神宗变法时的重要人物，但在经历了元祐时期旧党的残酷倾轧后，他们的政治性格在党同伐异过程中遭到严重扭曲。当他们复出时，他们与亲政的哲宗一样，都有着强烈的报复心理，而章惇就是其中代表人物。 章惇，字子厚，浦城人。他博学善文，考进士时，其名次在侄子章衡之下，深以为耻，在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居然再次参考。一次，章惇与苏轼外出游玩，走到一个深潭边，见潭下临万仞绝壁，有根木头横在上面。章惇请苏轼到绝壁上去题字，苏轼见绝壁下深不见底，当即摇头，连说不敢。章惇却从容地吊下绳索攀着树下去，在壁上大书：＂苏轼章惇来。＂上来后竟然是面不改色，神采依旧。苏轼拍拍他的肩膀说：＂君他日必能杀人。＂章惇问为什么，苏轼说：＂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章惇听罢，哈哈大笑。 熙宁初，章惇得王安石赏识，被委以要职。后来，高太后和司马光废除新法，章惇与他们的冲突就越来越激烈，甚至还与司马光在高太后帘前争论，言辞极为尖锐。高太后大怒，刘挚、朱光庭和王岩叟等人趁机上奏指责章惇，章惇被贬出朝廷。 章惇返回朝廷后，不忘刘挚和王岩叟等人对新党的攻击，变本加厉地对他们进行报复。绍圣元年（1094），章惇在哲宗的支持下，将旧党的主要人物吕大防、刘挚、苏轼、梁焘等人贬到岭南。章惇还利用哲宗不满当年刘安世和范祖禹谏宫中寻找乳母一事，将两人也贬到岭南。绍圣四年，章惇等人频频上奏，哲宗又开始对元祐大臣进行新一轮的打击。已故的司马光和吕公著等人均被追贬和削夺恩封，哲宗甚至还要掘两人坟墓，由于大臣以＂发人之墓，非盛德事＂相谏才作罢，但两人后代都被牵连遭贬。仍在世的元祐大臣，均被贬出朝廷，后来几乎都相继到了岭南。 哲宗像章惇对旧党还采取了一个极严厉的措施，即编类元祐臣僚章疏，也就是把元丰八年四月以后所有攻击新党和新法的章、疏都予以排比分类，再给上章、疏的人依次定罪，此活动一直到哲宗去世时仍在进行。此外，章惇在贬逐元祐党人时，还以被贬者的姓名来定贬所。 苏轼贬儋州，是因为苏轼字子瞻，＂瞻＂类似＂儋＂。刘挚贬新州，因为＂新＂字音近似刘挚字莘老之＂莘＂。 黄庭坚贬宜州，因为＂宜＂字似其字鲁直之＂直＂字。而刘安世贬逐时，有人说刘安世曾算过命，说他命极好，章惇就在昭州上一指，说：＂刘某命好，让他去昭州试试。＂竟将人的生死视为儿戏，不幸为苏轼所言中。 新党对旧党的报复性打击与哲宗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哲宗不满司马光的＂以母改子＂，不满元祐旧臣早年对他的冷落，更不满高太后对他的种种压抑，因此，对旧党的仇恨心理不亚于元祐时被打击的新党。绍圣初，逢郊祀大礼，朝廷要颁布大赦诏令，通常连死囚都免去死刑。有大臣请示哲宗，可否赦免贬谪的旧党官员，哲宗回答得极为干脆，说决不可以。 绍圣四年（1097），有人建议让谪居岭南的刘挚等人＂稍徙善地＂，以＂感召和气＂，哲宗却说：＂刘挚等安可徙！＂连在岭南附近做些调动也不允许。而对于王岩叟，哲宗指责他当初贬蔡确时，实际上是将矛头对准自己，用心极险恶，也就更加痛恨他。哲宗的这些言行相当于宣判了旧党人政治上的死刑，至少在哲宗统治时期，他们永无翻身之日。 事实上，在哲宗初年，新党和旧党在变法的态度上都有所转变（司马光除外）。如苏轼在给朋友的信中就表露出对神宗变法初期他的一些偏激言行的反思和自责，认为新法是有一定效果的。新党中章惇等人也曾指出新法中有许多弊端需要改正。两派都看到了新法的利和弊，假如执政者能调和两派矛盾，消弭冲突，因势利导，北宋的政治或许会有转机。但很不幸的是，高太后的垂帘和司马光的上台使得党争激烈化，导致了绍圣后哲宗和新党的反扑，甚至连哲宗的孟皇后也不能幸免，成为党争的牺牲品。 官场如战场，有的人揣着明白装糊涂，有的人揣着糊涂装明白。但德才兼备的苏轼偏偏是那种揣着明白啥也不愿意装的人，不论何时何地，看到不合理的人和事总是不吐不快。 这样的性格特点，说文艺点是耿直boy正义感超强，说现实点是时时得罪人处处不受待见，用苏轼自己的话说，就是＂满肚子不合时宜＂。 其实苏轼自己也一直都知道他为什么德才兼备但仕途却一直不顺的原因，但每次看到问题了他又管不住自己的嘴，而每次一说话就会给自己带来大麻烦。 出道即巅峰的苏轼 宋仁宗嘉祐元年三月，21岁的苏轼与19岁的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来到北宋都城开封参加科考。苏轼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惊艳四座名动京城，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直接给苏轼打了第二名。 身为北宋文坛宗主的欧阳修，对苏轼文中＂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一句感到新奇，于是谦虚向苏轼问道：＂这个典故出自哪本书呀？＂ 苏轼随口就说：＂在《三国志》孔融的故事里。＂ 没想到欧阳修真的回去认真阅读了一遍孔融的篇章，却一无所获。纳闷的欧阳修第二天又向苏轼请教，这时苏轼却告诉欧阳修：＂我是想当然编造的，根本没有这个典故。＂ 在这一问一答当中，青年苏轼无所顾忌口无遮拦的性格可见一斑。 不过这时的苏轼，是相当幸运的。他遇到的是胸怀宽广的欧阳修，欧阳修在几乎被苏轼戏弄一番后，却哈哈大笑，反而觉得这小青年脑子活，会读书并且善于运用知识。 同时代的大诗人杨万里在他的《诚斋诗话》里面详细记载了这一令人感动敬佩的文坛轶事。 而欧阳修还在写给同僚好友梅尧臣的信中盛赞苏轼：＂此人善读书，善用书，才学比我高出一头，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读（苏）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某启：承惠《答苏轼书》，甚佳，今却纳上……吾徒为天下所慕，如轼所言是也，奈何动辄逾月不相见？轼所言乐，乃某所得深者尔，不意后生达斯理也。＂ ——《与梅圣俞书》第三十一首 欧阳修不仅在信里诚心诚意的夸赞苏轼，还说读苏轼的文章，就像夏天出汗一样痛快，甚至觉得苏轼文章比他自己还要高出一头。这几句话在后来也引申出一个典故——出人头地。 这段经历，应该是苏轼一生中运气少有地好到爆棚的时刻：怀才被知遇，名师愿提携。真正的年少有为宏图待展，一旦进入仕途，势必青云直上。 然而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苏轼的母亲在此时不幸病故，按律例苏轼和弟弟不得不立即返乡丁忧，为母守孝三年。 三年后再回到京城，物是人非，26岁的苏轼，除了再次靠才华在考场大放异彩，考取了北宋科举史上最高等，被时人称颂为＂百年第一＂外，运气似乎再也没有那么好了。 初入官场的愣头青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相当于今天的市长秘书。而他的上司——凤翔知府陈公弼，便是他初入职场的第一道＂障碍＂。 《陈公弼传》记载，陈公弼是一个身材不高、又黑又瘦，目光冷若冰霜，语言尖锐犀利，严肃得几乎令人望而生畏的老头。据说苏轼和同事们在一起游乐玩赏，一听说陈公弼来了，就再也没有人说笑，吃喝也觉得没味了。 苏轼来凤翔府报道当天，陈公弼就给他来了一个下马威：因苏轼在科考中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被宋仁宗钦点最高等，一个同事就尊称他为＂苏贤良＂。 没想到陈公弼对此极不高兴，公开批评：＂一个小小判官有什么贤良的？＂同事将那个同事打了几板子，令苏轼非常难堪。 苏轼因为和陈公弼赌气，在不久后的中元节聚会中缺席，被陈公弼直接＂罚铜八斤＂，相当于罚款一千六百分钱。这事让苏轼再次被大伤情面，两人内心彼此越来越看不惯。 当时的苏轼虽然职位不高，但早已因为文采名扬天下，但陈公弼完全不买账，每次对苏轼写的公文都是圈圈点点，多次打回。这也让苏轼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 年轻气盛的苏轼对这一切绝不会逆来顺受，终于在一次等了陈公弼两个时辰还见不到人后，满腹牢骚地写下一首《客位假寐》： 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 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 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 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 更直接的报复还在后面，陈公弼为了让官员们有休息的地方，在官府后面建了一座＂凌虚台＂，他请苏轼来写文章纪念此事。 苏轼终于抓住机会，在这篇公开展示的《凌虚台记》中不无讥讽地写道： 秦汉隋唐当年的皇宫搞得多么富丽堂皇，比这小小的凌虚台壮观多孔，现在还不是只剩下断垣残壁了吗？宏伟的王宫尚且如此，何况这一小破台乎？ 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然而数世之后……破瓦颓垣，无复存者……而况于此台欤！ 不过让苏轼意外的是，这次严肃苛刻的陈公弼看了文章后，却哈哈大笑，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 吾视苏明允犹子也，某犹孙子也。平日帮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乐邪？——邵博《邵氏见闻录》 苏洵在我眼里和儿子没分别，所以苏轼就和我孙子一样。我平时对他是严苛了点，主要是担心他少年爆红容易迷失自己，没想到这小子真忌恨上我了。 后来，苏轼在回忆往事时，才在《陈公弼传》中忏悔不已： 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于公争议，至形于颜色。已而悔之。 只是这忏悔是直到18年后，历经浮沉才明白过来的。中间这18年，却是苏轼仕途最不顺，甚至差点搭上性命的18年。 而造成这不幸的，却依然是苏轼自己心知肚明的＂年少气盛＂＂形于颜色＂。 宦海浮沉的苏东坡 公元1605到1606年，苏轼家中接连遭遇不幸。头一年五月，苏轼的夫人王弗在京城病逝，第二年四月，父亲苏洵去世，苏轼又和弟弟返回家乡守孝三年。 1608年冬天，苏轼和弟弟返回京城，正好赶上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和历史上所有的变法一样，新政一定会遭到多数人的反对，尤其是贵族和老臣。 为了壮大支持队伍，王安石不得不大批起用新人，以至于很多不学无术的人趁机混进朝堂。 刚刚回来的苏轼对这乌烟瘴气的情形十分不满，同时也看到了王安石新法中急于求成的各种弊端，于是坚定地站在了反对派司马光这边。 和老臣们暗暗较劲不同，苏轼说反对就不顾一切地要大声喊出来。他先后给宋神宗上了《议学校贡举状》《谏买浙灯状》《拟进士对御试策》《上皇帝书》《再上皇帝书》等多封奏章，旗帜鲜明地反对变法。 除了向皇帝上疏，苏轼还多次当面戏弄嘲讽王安石，《高斋漫录》中就记载有苏轼随口编造斑鸠的＂鸠＂的故事戏弄王安石的事情。 这一系列明目张胆地唱反调原本也不只苏轼一个人有，但苏轼文章天下闻名，他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一举一动都引起极大关注和反应。王安石本人和他的支持者们对此十分恼怒，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形成。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六月二十七日，权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上奏皇帝：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妄自尊大愚弄朝廷。七月二日，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等候上场，指出苏轼的《元丰新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里面有多处讽刺新法、侮辱皇上的诗句。同一天，御史中丞李定出手，直接在奏章中列出苏轼四大该杀之罪。 这一系列的煽风点火，终于让北宋最臭名昭著的＂乌台诗案＂彻底爆发。苏轼被五花大绑下捕入狱，并遭到辱骂和暴打，不堪忍受的他几次想自尽一死了之。 连番的刑讯逼供中，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苏轼在《狱中寄子由二首》中悲哀地写道：是处青山可埋骨， 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 又结来生未了因。 字里行间已经抱定了必死之心，可见当时情形有多恶劣。 直到被关押了130天后，苏轼才在宋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出面要求下，被放了出来，被贬至湖北黄州。 直到两年后，苏轼再次被起用。此时的朝廷中，很多朋友和敌人都不在了，风向也变了。 曾经大刀阔斧实行变法的王安石已经被排挤出朝堂，守旧派的司马光一家独大，皇帝也换成了宋哲宗。 苏轼回来的时候，昔日的老领导司马光正在热火朝天地搞＂元祐更化＂，这是与王安石变法针锋相对的恢复旧政，除了将变法全盘否定外，还趁机清算变法支持者。 然而，经历了＂乌台＂九死一生的＂文字狱＂，再被下放到不毛之地黄州劳教两年，苏轼＂嘴欠＂的毛病，依然没有多少改变。 看到旧党人物各种趁火打劫公报私仇的行为，依然口无遮拦。他与司马光激烈争论变法不应该被一棒子打死的事，司马光气得脸色都变了。 当年一个阵营的兄弟，都差点被对手整死了，回来了却开始帮对手说话——这还不如猪队友啊！但苏轼比司马光更生气：你们这眼里还有天下苍生吗？一个个都在夹带私货，朝廷乌烟瘴气！ 两人谁也不服谁，苏轼竟然公开叫司马光为＂司马牛＂。甚至在给朋友写信时也愤愤不平： 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与杨元素十七首》 以前大家都以王安石为榜样，现在的人都追随司马光。我和司马光是多年相知的挚友，但我绝不盲目跟随他！哼！ ——言辞间甚至能想象出来他气鼓鼓的样子，活脱脱一个性情中人。 苏轼的这种态度，造成了他自己＂上与执政不同，下与本局异议＂的两头不是人之尴尬境地。所以遭到打压排挤，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这一切的矛盾，终于积压成公元1086年分别以苏轼，程颐和司马光为代表的的蜀、洛、朔三党混战。 最终，再次被攻击的苏轼，仕途彻底无望，以六十岁的高龄被一贬再贬，从惠州到儋州，漂泊至生命最后一刻。 纵观苏轼一生，才华横溢，明理务实，但过于强烈的正义感，使他一直没有足够的政治敏感度，经常让自己处在上下不讨好的境地。 而他除了有天赋异禀的才华外，也有旷达的胸襟和乐观向上的性格。所以，虽然几乎大半生都跌在人生低谷，但依然政绩显著，成就斐然，无穷的价格魅力和无尽的文化遗产是他被后世人们敬仰的原因。 苏轼才华横溢，北宋诗文第一。但他有性格缺陷，在政治风向上多权谋，在个人生活上多幽默旷达，政治立场不坚定，幽默过火往往是讥讽得罪他人。 苏轼的性格缺陷，加上三苏与王安石交恶，是苏轼仕途不顺的主要原因。 1、苏轼恃才放旷，多因讥讽得罪人 苏轼的诗文，北宋第一，但他因此而放旷，说话没有分寸，到处得罪人，这就不对了。 苏轼第一次被贬的乌台诗案，如果仔细分析他的诗。他的诗确实是有一些牢骚在里面。 当然，因言治罪，不是好的政治现象。 但是，苏轼发牢骚罢了，还到处显摆，就被人抓住小辫子了。 元祐初年，苏轼被文艺老年人高太后提拔，但不知开玩笑的分寸，大力讽刺小程子程颐，把程颐编成各式段子。 程颐修养表面上看起来很好，其实肚子里一团火。 然后，就是旧党的第一次大分裂，苏轼的蜀党和程颐的洛党的大内斗。两党斗争，一直持续到旧党垮台为止。 被章惇一股脑儿全打倒了。 3、三苏与王安石的交恶 苏轼的老爸苏洵，和王安石是老对头了。 苏洵骨子里是纵横家的思想，重视人治权谋，也影响了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 纵横家没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而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大风向来选择自己的立场，纵横文学权谋之术。 苏洵专门写了一篇《辨奸论》，没有指名道姓，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说的是王安石。苏洵把王安石说成是大奸大恶之人。这篇文章还被收入《古文观止》。 苏洵说，＂今有人＂，＂阴贼险狠，与人异趣＂，给匿名人王安石的评价是：阴毒、贼害、险恶、狠戾，简直不是人。＂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王安石是两大奸臣合为一体。＂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这就骂的更狠了，竖刁用自宫来服侍齐桓公，易牙烹了自己儿子给齐桓公当美食，开方抛弃卫国君主长子继承权来给齐桓公当手下。苏洵的意思是，王安石不近人情，就和三大坏蛋是一样的。 嘉佑元年，苏洵和王安石在开封第一次见面，各自的印象都大坏。 当时欧阳修是翰林学士，文坛盟主，在家里设宴招待苏洵和王安石。苏洵看不起王安石，就问欧阳修，座中＂囚首丧面＂的是谁？得知是王安石后，立即说此人＂必乱天下＂，劝欧阳修不要跟王安石来往。 王安石当然对苏洵也不客气，直接在大庭广众下诋毁苏洵是战国纵横之术，尽是些权谋玩意。 苏洵在科举上屡屡失败，想通过文章越过科举，得到朝廷大臣的破格提拔。但王安石一搅和，使得富弼不同意直接提拔苏洵。 又过了四年，到嘉佑五年，才给了苏洵一个秘书省试校书郎的临时工的位子，正九品。 嘉佑五年，苏轼和苏辙参加了制科的特殊人才考试。王安石对他们却看到不眼里，评价苏轼跟苏洵一样都是纵横之术。苏轼拿了最高的第三等，苏辙是第四等。朝廷安排苏辙担任商州推官，但知制诰王安石认为苏辙是附庸宰相攻击官家，不肯给苏辙草写诏书。 苏辙官也没当成，只好回家侍奉老父。 从此，苏洵视王安石为仇人，怀着满腔仇恨写下了《辨奸论》。 朱熹看得很清楚，在《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说，（苏洵）＂父子皆切齿之（王安石）＂。父子三人都对王安石咬牙切齿。 熙宁二年，王安石开始变法。 苏辙一开始还没摸准政治风向，上书皇帝大谈理财＂夫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而已。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神宗一高兴，把苏辙加入了制置三司条例司。 神宗还准备重用苏轼，王安石进行了阻挠，认为苏轼和自己学术不同，＂其才为世用甚少，为世患甚大。＂ 随着朝廷元老韩琦、欧阳修、文彦博、司马光纷纷反对新法。苏轼看清楚了政治大风向，认为王安石必定搞不下去。 沉默许久的苏轼，开始对新法进行无差别攻击，并在上书中暗示王安石是奸臣，＂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将以折奸臣之萌＂。 王安石是何等高明手腕，用点小计谋就把苏轼赶走了。谢景温弹劾苏轼在送苏洵灵柩回乡时夹带私货。王安石让人去细细察点，虽然没有查到真凭实据，却把神宗对苏轼的印象搞坏了。 神宗对司马光说：＂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 三苏与王安石的个人恩怨，决定了苏轼的仕途。 参考文献 李建明，《辨奸论》之真伪与苏王之恩怨探析，2019 苏轼德才兼备，却仕途不顺，不得重用。 这有他自身的原因，也有当时朝堂政局的原因。 一、政局 当时的政局分为新旧两党，朝堂上跟着王安石提倡变法的官员为新党，而以司马光为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官员称为旧党。 而苏轼，也是反对王安石变法时反对派代表人物之一。 但是，苏轼的政见却与典型的守旧派不同。苏轼在仁宗时期就提倡变法，但是却反对王安石变法，认为其变法措施太过于激烈，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批判与抵制。 因此，新旧两党都不拿苏轼当自己人。 新党得势时，他数次上书皇帝反对新党变法，旧党得势时，他又不满旧党对新党的赶尽杀绝。 朝堂之上，他不是新党，亦不是旧党。 他就是苏轼，行事皆是自认为，皆是顺心意。 二、性格 苏轼满腹不合时宜，向来不曾趋炎附势。 可朝堂之上，天真率直的他，在政治的斗争漩涡中，与王安石争，与司马光争，甚至与帝王争，与大势争！ 他学不会依附某一方势力长袖善舞。 他是苏轼，他只做他认为对的事。 人们大抵都只知道苏轼前赤壁赋里的豁达胸襟，可那是假的；后赤壁赋里那个高洁自许，不愿随波逐流的苏轼，才是真实的苏轼。 也许苏轼并不旷达，他只是无可奈何。 对苏轼和仕途与北宋的朝堂，这是一场悲剧，国家不幸诗家幸，对于文学，这是何等的幸运。 朝堂之上的勾心斗角险恶至极，而苏东坡从政却不改他的文人秉性。从苏轼的性格来看，他接二连三被贬，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苏轼有这样一首诗 《洗儿戏作》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这是苏轼对孩子的祝福，也是苏轼对自己一生的自嘲。 苏轼，字子瞻，四川眉山人。 21岁那年，参加科举考试，获得第二名的好成绩。 27岁那年，参加制科考试，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 这样的人才，按照宋仁宗的评价，那是标准的宰相大才，为何苏轼一辈子都没能和宰相沾边呢？甚至还差点在官场丢了小命。我认为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6年守孝时光，把最好的年华给耽误了。 前面提到了，21岁那年苏轼在科举考试中，考得了第二名。当时主考官是欧阳修，他拿到苏轼的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以后，不禁叹为观止，由于文风清新洒脱，因此欧阳修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 为了避嫌，所以这篇文章只得了个第二名的成绩。其实按道理来说，苏轼这一年应该是得第一名的成绩。 不管怎么说，总算是考上了进士，欧阳修打算大力栽培苏轼，而宋仁宗看了苏轼的文章，也是拍手称快，认为他有宰相之才。 就在苏轼备受重用的当口，苏轼的母亲去世了！在古代，以孝道治天下，所以苏轼必须要回家守孝三年。这个时期，是皇帝、名臣都很看好苏轼的时期，可惜苏轼却因为守孝三年，从而错过了这一大好时机。 三年以后，苏轼回来，在官场历练一番后，又参加了制科考试，再次获得惊艳的好成绩。因此前往凤翔府担任签判一职。 这一去就是4年时光，最欣赏苏轼的宋仁宗，也在这期间去世了。回到朝廷没多久，31岁的苏轼又得到了一个噩耗，自己的父亲苏洵也去世了。 因此苏轼不得不再次回到家乡守孝，这一去又是3年的时光。那么这3年里，发生了什么呢？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开始了变法，欧阳修这些看重苏轼的官员，纷纷被贬谪出京。 最好的年华里有6年时光是在家乡守孝度过的，苏轼错过了宋仁宗的赏识，错过了欧阳修的提拔，再往后想要在官场更进一步，可谓是困难重重了。为啥？因为苏轼没那么吃香了。 二、苏轼虽然智商、情商都高，但是性格过于耿直。 按照苏轼的小妾朝云的说法，苏轼的肚子里装满了不合时宜。的确是这样，在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的时候，苏轼守孝期满。 回到京城的苏轼已经34岁，按道理不再是那个年少轻狂的少年了。但是轻狂这两个字，并没有从他身上剥离走。 王安石本打算让苏轼参与到变法之中，也因此有提拔苏轼的想法。但是苏轼却对变法中的部分法令提出了质疑。 这让王安石误以为苏轼是反对变法之人，其实苏轼远没有那么古板，他只是觉得变法的步伐不应该那么快，应该循序渐进才能取得好结果。 而且苏轼觉得变法中的法令也不都是很合适的，部分法令应当打回重审。王安石把变法的这些政策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现在你居然说他的孩子长得丑？那不是找死嘛！ 于是王安石开始弹劾苏轼，苏轼一气之下，选择离开京城。这期间苏轼日子过得的确潇洒，先后在杭州做通判、密州做知州、徐州做知州、湖州做知州。 王安石算是比较厚道的了，没有给苏轼穿小鞋，两个人纯粹是政见不和。可是在苏轼担任湖州知州的时候，王安石早已二次罢相。那个唯一能保住苏轼的人离开了要职。现在变法的主导人，就是宋神宗本人。 而苏轼在地方做官期间，发现了一系列变法的弊端。比如说朝廷主动放贷的青苗法、鼓励告密的手实法等，都是苏轼极力反对的。 他不仅内心反对，而且还常常写下来。当时苏轼在文坛的地位已经相当高了，他这么一写，等于就是宣告天下，自己是反对变法的。 过去你反对变法，也只是反对自己的老朋友王安石。大家是君子之交，人家不给你穿小鞋。可是现在你反对变法，反对的可就是宋神宗了！因此乌台诗案爆发了，苏轼差点因此丢了小命。 三、反对废除变法，再次体现苏轼的不合时宜。 乌台诗案过后，苏轼那叫一个狼狈不堪。从此以后苏轼对官场算是心灰意冷了，当然了，官场对苏轼也没有好脸色看。 宋神宗英年去世，宋哲宗匆匆上台。由于宋哲宗年纪太小，所以一直都是高滔滔太后主政。高太后虽然是宋神宗的母亲，但是她是守旧派的领袖人物。 因此高太后上台以后，启用了司马光这个守旧派的大拿。司马光不仅废除了所有新法，而且也将被新党打击的苏轼各种提拔，一直提拔到了翰林学士。 可问题是苏轼这个时候觉得，旧党人这么做，似乎也不妥。因为变法已经搞了很多年，突然全部废除，给人一种朝令夕改的感觉。 而且新法中也有很多的确是可以实行的法令，不应该全部废除。在苏轼的据理力争之下，他终于再次被排挤出了朝廷，前往杭州做知州。 司马光、高太后不久便死了，宋哲宗掌权后，想要完成父亲的遗志，所以新党的人再次上台。这帮人并没有放弃打击苏轼。从此以后苏轼过上了各种流放的生活。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句话就是在一路贬谪之后的感慨。虽说贬谪让苏轼成为了著名的吃货，在黄州吃东坡肉、在惠州吃羊蝎子、在儋州吃烤生蚝。但是这些年的贬谪时光，也让苏轼彻底和官场做了告别。 总结：官场是个沼泽地，不太适合苏轼。 其实苏轼在地方上做官，还是很有政绩的。在徐州曾经领导大家一起抗洪，在杭州兴建了苏堤，抵抗瘟疫，在儋州兴办教学，开启了儋州文化之风。 苏轼在地方上做官，的确是一位难能可贵的父母官，赢得了百姓们的一致好评。可问题是他的确不适合去朝廷核心部门做官。 他的性格不适合争权夺利，一遇到事情，他就选择外放。因为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所以说官场不适合苏轼，文坛才是苏轼的归宿。毕竟苏轼堪称古今文人中，最全才的一个。 参考资料：《宋史》 提起苏轼，我们无不惊艳于他的才华。这时候我们就要看一看苏轼亮眼的履历了，苏轼是北宋中期著名的文学家、画家和书法家。他不仅文章写得好，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还在书法、绘画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和成就。可以说除了在仕途上他毫无所得甚至极为坎坷外，在其他领域都有着极为出色的成就。到底是什么导致苏轼仕途坎坷呢？北宋朝廷内斗 当时的北宋朝廷内斗不止，分为新党和旧党，他们为了获得最后的朝政大权和各自的利益，拉帮结派，结为朋党，互相攻击对方，推翻对方的执政主张，上演了令人胆战心惊的权利争夺战。新党和旧党来回交替，朝政方针不断更换，甚至为了削弱对方的实力，他们各自在执政期间恶意打压对方阵营的官员，其中也牵连了很多无辜的官员。比如司马光和王安石分别执政期间，他们都是在位置上公报私仇，打击了不少无辜的官员。苏轼就是被牵连的官员中的一员。苏轼缺乏政治头脑 可能上天赋予了苏轼无与伦比的才华，因此就收去了他的政治头脑。苏轼缺少政治敏感性，他不懂官场上的套路。也因为他骄傲耿直的性格 ，他无法与其他官员同流合污，还发表了很多得罪人的言论，就被别人当作出头鸟栽赃陷害。他常常在新党和旧党之间摇摆不定，当对方下台了，他又会心软觉得对方可怜，因此他不受在野派喜欢，也不受掌权派待见，两头不待见，成了孤家寡人。在他被流放期间，他的党派其实重新成了掌权派，就因为他的耿直和容易心软没有诏他回京，他的仕途就一直坎坷不顺了。 可能也正是因为苏轼的仕途坎坷，才成就了我们现在所见的苏轼。 北宋政坛上涌现过许多杰出的人物，苏轼就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位。可是，为什么德才兼备的苏轼仕途那样不顺呢？ 一、苏轼生不逢时 ，他守制结束回到朝廷，正是王安石开始熙宁变法的时期。苏轼对新法提出异议，被新党排挤出京城。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苏轼性格过于刚直，不够圆滑，其实纵观整个熙宁变法时期，因为对新法提出不同意见被贬谪出京的，还有王安石亦师亦友的吕公著、学生郑侠等人，岂止是苏轼一人，难道都是因为性格不够圆滑吗？主要还是王安石代表的新党没有容人之量所作的排除异己的错误做法。 等到王安石罢相以后，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掌握朝政大权的时候，旧党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政治大清洗，苏轼就事论事，认为完全废止新法并不合适，又被打入了被清洗的行列，贬谪南荒。 二、苏轼的才华在同一时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与之比肩，他参加科举考试的文章更是被欧阳修等人称赞，他的制科考试成绩甚至可以说空前绝后，皇帝认为这可是宰相之才。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苏轼招致了很多人的嫉妒之心。 第一个就是王安石。王安石虽然在文学上也是很有造诣，但是和苏轼比起来，还是稍逊一筹。苏轼对他的新法提意见以后，他表面上没怎么样，暗地里给苏轼穿小鞋，把他弄到开封府担任繁杂琐事最多的负责案件审理核查的推官一职，结果人家苏轼游刃有余。王安石拿苏轼没辙了。后来苏轼负责开封府科举考试某一场的出题考官，他出的题目映射王安石在朝廷上搞一言堂，这下王安石开始对他打击报复，苏轼不得已自己申请到地方去任职。 第二个就是沈括。沈括和苏轼本来还算是朋友，但是他作为王安石新党成员，到杭州去看望苏轼，然后把借来的苏轼最新诗集全都画上重点，回到京城，就向皇帝打了小报告。也许沈括不够腹黑，没找出太明显的黑材料，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第三个就是炮制出乌台诗案的文字狱小集团，包括李定、舒亶、王珪等人，他们用苏轼的诗文断章取义，弄出了宋朝第一起文字狱。苏轼在狱中三个多月，备受折磨和逼供的耻辱与痛苦。 对于苏轼因为诗文招致牢狱之灾，差一点丢了性命，也有人认为完全是苏轼自己不够谨慎，纯属不作不会死的那一伙。这么说就有一点过了。所谓文字狱，就是鸡蛋里挑骨头，就连神宗皇帝对李定那几个整出来的所谓罪状都不以为然。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王珪就解释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则回答：＂诗人之词，怎么能这么牵强附会呢？苏轼诗句说的是桧树，关我什么事儿？＂ 综上所述，苏轼始终不被重用仕途坎坷不顺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外部的政治环境因素，身陷新旧两党的党争之祸，这个影响，一直到苏轼故去，都没有消除。徽宗年间甚至公开查禁苏轼的诗词文章。 另一个就是人的因素。当时政坛上从朝廷重臣到奸邪小人，无一不对才华横溢的苏轼有着强烈的嫉妒心理。这一点，从王安石到李定等人都一样。在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之下，苏轼就是有经天纬地之才，根本不能在仕途上有所进取，只是在贬谪的路上颠沛流离了大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