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王震的荣耀之地

　　自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设立西域都护府以来，新疆便正式成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经两千年的风霜雨雪，在新疆这片土地上不断上演着外敌入侵和收复疆土的故事，直到今日它仍然是我国西北边陲的重要脊梁。
　　而新疆，同样是王震将军的荣耀之地。谈何此言？从始到末，可见真知。
　　王震一、风起云涌边疆地
　　从清王朝覆灭到新中国建立的38年间，新疆的局势的确可称得上风起云涌，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乱不断，阴谋与暴力成了新疆这一时期难以抹去的伤痕。稍微回顾历史，检索出一条清晰的时间轴，我们就不难体会到那时新疆的混乱状态：
　　1912年，北洋军阀政府首脑袁世凯任命杨增新为新疆都督；
　　1928年，杨增新死于内部政变，政务厅长金树仁平定政变，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新疆省主席兼总司令；
　　1933年，新疆＂四·一二＂事变爆发，金树仁出逃，盛世才夺取新疆最高统治权；
　　1944年，因苏联方面施加压力，盛世才被国民政府调回南京，艾力汗·吐烈在新疆伊宁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公开实施民族分裂的叛乱活动。
　　短短的三十余年，新疆的政治权力几经易手，且内有血腥的权力之争，外有苏联的大国运作，使得新疆问题充斥着复杂性与残酷性。 权力的争夺令人眼花缭乱，但不可忽视的却是新疆人民的饱受苦难，一面要遭受地方军阀的严酷盘剥，一面要面临民族分裂之危机。
　　直到1949年，国共内战末期，解放全国的步伐正在大步前进。虽然在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渡江战役的胜利解放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但离完全解放所有的国土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
　　这些尚未解放的国土多处在边陲地带，且大多地区都因为交织着民族问题而显得更加复杂，新疆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加之毗邻新疆的大国苏联对新疆问题的干预，也使得新疆成了解放任务最为艰巨的地区。正是在此艰危之秋，三湘子弟王震将军壮士请缨，力挽狂澜。
　　二、三湘子弟王胡子
　　王震于1908出生于湖南省一个普通佃户家庭。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投身于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从1929年开始，他便致力于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而王震的军事才能也同样是出类拔萃。
　　在战术思想上，坚决反对以王明为首的＂左＂倾错误军事思想。1933年，王震在九渡冲战斗身先士卒，最后此役红军共歼敌500余人，俘敌千余人，为红军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
　　红军长征期间，王震先后任红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委员，带领红六军团为中央红军侦查探路，肃清前敌，并在此期间参与指挥十万坪、陈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园等战斗，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震最大的壮举莫过于，在1944年10月根据党中央部署南下开辟新的战略根据地，此后转战于8个省份，历经大小战斗无数，跋涉两万余里，于1946年凯旋延安。该壮举被毛主席誉为＂第二次长征＂，堪称一部抗战时期的壮烈史诗。
　　王震将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功勋累累，但他的至高荣誉最终还是在新疆这片命途多舛的大地上获得的。渡江战役前夕，解放全国的任务刻不容缓，当党中央将主要的精力集中于国民政府的大本营南京时，王震将军却敏锐地察觉到解放新疆的紧迫性和困难性。
　　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向毛主席请缨：＂我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一切需要去的边疆去，到新疆去！＂ 而毛主席也对此表示肯定：＂你到新疆就是去演红娘，唱主角，为那里的各族人民做好事＂。
　　新疆的偏远与艰苦人尽皆知，连王震将军手下的战士们也不例外。在他手下的军中甚至流传这样的抱怨：＂现在连西安也待不住，兰州也住不了，要去那些最远、最穷、最荒凉的地方。唉，跟着王胡子，一辈子吃了大苦，没好日子过。＂
　　＂王胡子＂本是毛主席给王震取的外号，因为王震天生胡子非常茂密，而且越刮越长。此外王震在1946年在南泥湾突围后，曾发誓如果不将部队平安带回延安就一天不刮胡子，结果到了延安时，他的胡子已有一尺之长。
　　所以＂王胡子＂这个外号实际上是对王震将军勇于担当，奋勇拼搏的褒奖。
　　解放西北的任务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承担的，王震1949年相继担任第一野战军第二军军长兼政治委员和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在彭德怀和王震的努力下，兰州和西宁相继于8月26日和9月5日解放，而新疆就成了整个大西北解放的最后一环，也是对王震的重大考验。
　　三、引得春风度玉关
　　解放新疆就如同蜀汉丞相诸葛孔明平定南方一样，虽说是平蛮攘夷，但也要遵循着＂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的理念。毛主席对此也是秉持相同的观点，即在解放新疆的问题上，用兵绝不能是上策，特别是在民族问题和国际问题交错复杂的背景下。
　　毛主席认为：＂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吾尔族的紧密合作，在此基础上迫使国民党就范，并使张治中、陶峙岳等为我服务，使新疆能够和平地少破坏地接收过来并有秩序地改编国民党部队。＂
　　而后来陶峙岳将军和新疆主席包尔汉宣布脱离国民政府，促成新疆和平解放，也印证了毛主席的战略规划。但这一战略规划的落实却是困难重重，而这些困难就落在了王震将军的肩上。
　　一、物资问题。 新疆与内地咫尺千里，从内地长期性大规模向新疆运送粮食显然不合实际。既然无法依赖内地，便只能自力更生。早在南泥湾时，王震就有了屯田垦荒的丰富经验。
　　如今，王震便将这种经验复刻到新疆这片更为广阔的大地上，在这里建立了一支兵农合一、自给自足的生产建设兵团。随后，生产建设兵团如雨后春笋般在新疆大地上兴起，甚至毛主席都称赞这是一片＂大南泥湾＂。
　　二、思想问题。 如前文所述，王震壮士请缨远赴新疆，其艰难困苦令其手下将士也难免心怀疑虑，以至于在军中流传这样的顺口溜：＂抗日战争打硬仗，南下北返饿肚肠，烂（南）泥湾里去开荒，胜利以后去新疆，成了光棍，丢了爹娘＂。
　　王震深知，这样必然会涣散军心，扰乱士气，思想问题不解决，早晚会不攻自破。他对同志们说：＂中国的地图本是一片秋海棠叶，因为外蒙古的独立而被咬去了一大块，现在我们还要愿意新疆这一块再丢掉吗？＂
　　在王震的心中，解放新疆是最艰巨的任务，也是最神圣的使命。
　　为了破解将士们心中对新疆的恐惧和疑惑，王震还请来许多新疆本地的历史学家、商人以及其他维吾尔族的朋友，给干部和士兵们当随军老师，为他们讲解当地的风土人情。甚至对于官兵们的个人问题，王震还曾向随军将士们保证说＂我绝不会让我们的部队里出一个和尚＂。
　　三、民族问题。 处理好汉族与维吾尔族的关系，是解放和建设新疆最艰巨的任务。王震的基本原则仍然是要优先处理好敌我关系。
　　民族关系处理得当，维族人民就是我们坚实的盟友，我们就能与兄弟民族建立血肉相连的关系。而对于顽固凶残的敌人，则＂必须用大炮讲道理，用刺刀去教训＂。
　　1949年9月25日、26日，陶峙岳和包尔汉分别宣布起义，新疆和平解放。但没隔几日，驻哈密的国民党官兵就发生叛乱。次年3月，迪化地区又爆发了一次更大的叛乱，叛乱分子与土匪头子乌斯满和境外势力勾结起来，成为解放区的重大隐患。
　　对于叛乱分子，王震宁肯重拳出击，也要打击叛乱与分裂势力的嚣张气焰。
　　王震派出的剿匪部队是第十六师的主力，配备了41辆装甲车，240辆汽车，1架侦察飞机，可谓尽显刀锋。经过两年的艰苦战斗，乌斯满匪徒最终于1951年4月29日被公审枪决，王震为新疆的稳定解决了一个心腹大患。
　　同时，对于被乌斯满胁迫的牧民，王震下令，缴获的牲畜和猎枪一律物归原主，并且不追究牧民们的责任。这些政策使新疆的牧民放下了对解放军的戒心，消除了他们的怀疑和误解，使叛乱和分裂分子逐渐被孤立。
　　四、干部问题。 没有党的干部，便无法真正巩固入疆以来的成果，无法真正凝聚力量和分化敌人。为此，王震努力在新疆各地筹建党组织，吸收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入党，巩固新疆的解放和建设成果。
　　在入党的少数民族干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主动投诚的原新疆省主席包尔汉，他在入党宣誓时记录下了自己的心绪：＂从此以后，我的全部工作乃至整个生命，就同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直接而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从1950年初开始，截至1951年4月，新疆地区已发展了1057名党员，其中维吾尔族占45%。截至1952年底，全疆81个县市都建立了党组织。一支强有力的忠于党中央的领导队伍就在新疆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诞生了。
　　到1953年，新疆的工业生产总值约为1949年的36倍。王震为新疆战争创伤的修复呕心沥血，奔走东西，倾注了无数的血汗。
　　遥想昔日，左文襄公带领三湘子弟远赴西域驱逐外夷，力保国土不失，可谓＂大将筹边尚未还，湘湖弟子满天山＂。为新疆鞠躬尽瘁的王震将军逝世后，同样是埋骨天山，他不仅解放了新疆，而且重建了这片满目疮痍的地方，其功勋与左宗棠抬棺入疆之举可谓不相伯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