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最后的结局怎么样了？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许许多多的革命人物都会被屡屡提及。其中，有一位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被遗忘的，他本不是中国人，却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还曾经担任过我军的重要领导职务，此人就是李德。
　　今天，文史不假本着客观和公正的态度，竭力为您讲述和还原李德所经历的那段历史。
　　奥托·布劳恩（1900年9月——1974年8月），笔名＂华夫＂，化名＂李德＂，奥地利人。他对中国革命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洋顾问＂，至今都充满着话题和争议。
　　奥托·布劳恩虽是奥地利人，但却生于德国，长于德国。青年时期，他就树立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内外局势，毅然加入了德国共产党。
　　他积极参与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政府，推动了共产主义思想和运动在德国的传播。不过，面对强大的反动政权，革命还是遭到了失败，奥托·布劳恩被关入了柏林莫比特监狱服刑。
　　1928年春，布劳恩被营救出狱，辗转从德国逃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还进入了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因为思想进步，因为成绩优异，他在毕业后被苏共推荐进入莫斯科陆军大学继续深造军事。在此学习期间，他加入了共产国际并被不断委以重任。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占据了中国东北并且成立了伪满洲国。苏联对于日军的下一步究竟是＂南下＂还是＂北上＂，显得极为关注。
　　1932年初，布劳恩被共产国际秘密派往中国，携带着一本奥地利的护照成功抵达了哈尔滨，后来辗转来到了上海。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给潜伏在上海的苏联＂佐尔格小组＂运送经费，以刺探日军的情报。
　　完成秘密任务后，共产国际希望布劳恩能利用自己奥地利的身份进行掩饰，留驻远东局驻上海的机构工作。期间，他与博古、洛甫等青年同志有了频繁的接触，因为共同的留苏经历而迅速走近，建立起了惺惺相惜的关系。
　　在共产国际的盲目扶持下，王明、博古等人逐渐在中国共产党内掌权，开始推行起了以＂教条主义＂和＂媚苏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路线。很快，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了国民党接连不断的破坏，甚至就连党中央都有随时暴露的危险。
　　为了长期革命，中央总部决定搬离上海，转移到位于江西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那里在毛泽东和朱德的经营下已经非常稳固。动身前，博古担心自己缺乏军事指挥经验，难以在苏区立足和服众，特意请求共产国际将奥托·布劳恩作为军事顾问也派往苏区工作。
　　经由共产国际批准，奥托·布劳恩从上海秘密出发，终于抵达了中央苏区。自此开始，他正式使用了中文名字＂李德＂，正式参与了中国革命。
　　在博古的支持下，李德很快就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份走马上任，掌握了根据地的军事指挥权。事实上，他比博古也强不了多少，既没有军事指挥的实践经验，又没有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只是在苏联读过几年军校而已。
　　除了军事领域的冒进，李德还在政治上积极向博古的＂左＂倾路线看齐，大肆排斥毛泽东和朱德等人的正确主张。甚至于，作为中央苏区的创始人，毛泽东被剥夺了政治权和军事权，只剩下了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这一个职务。
　　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中央红军虽然历经苦战，但苏区的面积还是越来越小，已经失去了可以＂诱敌深入＂和＂聚而歼之＂的可能。就这样，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了，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踏上了万里长征。
　　在长征初期，李德作为＂最高三人团＂的成员继续掌权，全权进行错误的军事指挥。之前，他是＂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豪横，寸土必守，寸土必争，导致了大量的无畏牺牲；此时，他又变成了纯粹的＂逃跑主义者＂，完全被国民党军队追着打，毫无章法可言。
　　到了1935年1月，红军在攻占贵州遵义后进行休整，期间深刻分析和严肃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史称＂遵义会议＂。会后，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为成员的军事指挥小组，正式终结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面对全党、全军的一致反对，博古、李德只能黯然接受了这样的结果。此后，博古不再作为中央的主要领导，而李德也不再拥有军事指挥权。
　　得益于毛主席的正确指挥，红军终于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当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中央在四川懋功的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张国焘反对联合北上，公然提出了分裂红军的言论。
　　对此，中央再次重申了自己＂北上抗日＂的主张。而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李德也真正认清了形势，明确支持了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正确主张，驳斥了张国焘南下的逃跑路线和分裂倾向。
　　在红军成功抵达陕北后，李德虽然没有恢复军事指挥权，但还是担任了军事研究编委会的主任，主要从事理论的研究、编写和翻译工作。 随着抗日形势的变化，党中央成立了抗日军政大学以培养高级人才，他又担任了抗大的教授。
　　在抗大期间，学校的教育长李特私下串联，拉拢原红四方面军的学员继续追随张国焘。对此，李德与他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激动之下两人甚至还用俄语对骂。
　　不过，李德还是对自己被剥夺军事指挥权一事耿耿于怀，多次提交申请希望离开中国。1939年秋，周恩来赴苏联治病，李德也被批准同机返苏。就这样，他结束了在中国的生涯，从此再没有踏上过中国的土地。
　　返回莫斯科后，共产国际并没有再次重用他，只安排了一些军事著作的翻译和政治理论的研究工作。作为中国革命的亲历者，李德是唯一一位完成长征的外国人，对于长征也进行了比较中肯的评价:
　　长征付出了巨大牺牲，但从政治上看仍是一次胜利。红军突破了坚固阵地和重重包围，给敌人以数十次的打击和成百次的袭扰，这是不可磨灭的功绩，也是中国红军伟大、勇敢和坚毅的明证。
　　1954年，李德终于被批准回到了民主德国。此后，他继续从事翻译工作，甚至还在60年代担任了作协的第一书记。在中苏关系紧张后，身处民主德国的李德开始转变自己原先的立场，不断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政治进行负面的评论。
　　1964年，李德在德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德意志报》发表了署名文章＂毛泽东以谁的名义在讲话？＂，公然批评毛主席的言论。
　　1969年，李德又在《地平线周刊》发表了长篇连载＂从上海到延安＂，之后又通过补充和修订，正式出版了《中国纪事》。书中，他竟然歪曲了事实，有意诽谤和诋毁中国革命。
　　为了澄清历史真相，为了消除不良影响，我国的《红旗》杂志以伍修权的署名发表了一篇＂遵义会议的光辉不容玷污——驳李德对遵义会议的污蔑＂。伍修权在文章中提到:
　　我作为李德当时的翻译和遵义会议的列席人员，有责任和义务，用确凿的历史事实驳斥李德的种种诽谤，以正视听。
　　现在越来越多的史学家认为，李德对中国革命前后不一的评价，或许并非完全出自他的本意，只是当时的一种政治姿态而已。但是，如此不负责任地歪曲历史，如此不负责任地抹黑中国，实在是令人气愤不已。
　　1974年8月，李德病逝于德国柏林，走完了自己充满争议的一生。@文史不假
　　李德（1900年 1974年），奥地利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1900年9月28日生于德国慕尼黑，1974年8月15日卒于柏林。原名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笔名华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德国共产党。1918年参与创建巴伐利亚苏维埃。1926年被德国政府逮捕监禁。1928年越狱逃往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春毕业后，进入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因与王明较熟,被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东北收集日军情报。1933年9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顾问。在指挥红军作战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战术，反对游击战，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致失败。红军长征开始时，是军事最高领导三人团成员之一。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被撤销指挥红军的权力。后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抗日战争初期，任中共中央军委军事研究编委会主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教授。1939年夏去莫斯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加入苏联红军。1941至1948年在克拉斯诺戈尔斯克任教。1949年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定居，潜心著译。1964年任德国列宁著作德文版主编。对中国革命历史事实有一定程度的歪曲。1974年，病逝于德国柏林。
　　最早提出红军放弃中央苏区进行长征的，正是所谓的＂洋顾问＂李德，此人虽然战术指挥比较拙劣，基本的战略形势判断还是有的。在1934年的春天，面对敌人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李德已经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跟博古谈到红一方面军要撤出苏区进行一次战略大转移，只是当时还没想到会跋涉25000里，目的地为红二、六军团活动的湘鄂西苏区，这一点，在伍修权的回忆录中有过专门的记录。
　　（红军时期的博古）
　　之前撰文介绍过，李德这个＂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其实是个冒牌货，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生于德国慕尼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加入德国共产党，被捕后越狱逃到苏联，后来成为红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局的情工。1932年春奉命到上海送一笔特别经费的，这笔钱是为了营救被逮捕的远东情报局上海工作站负责人牛兰夫妇，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苏方派出了两个交通员分头行动，每人携带20000美元，两个人也都辗转欧洲顺利抵沪。
　　其中一个完成任务后就回去了，而另外一个叫奥托·布劳恩的德裔交通员，在上海却意外碰到了老熟人。这个熟人就是博古，刚刚出任临时中央总负责的年轻人，他跟奥托·布劳恩曾经都在莫斯科求学，一个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一个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进而相识。博古时年24岁，既没抗过枪更没打过仗，出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以后，经常要面对苏区的反围剿情况汇报，而他对此却一窍不通，很是着急。
　　（延安时期的博古）
　　现在刚好来了一个＂很懂＂军事的老熟人，又是从莫斯科来的，可谓是雪中送炭，所以博古就邀请奥托·布劳恩留了下来，两个人在上海一起工作生活了一年多，互相建立了较深的信任。1933年10月，在白色恐怖更加严重的情况下，临时中央决定迁往苏区，于是奥托·布劳恩就跟随博古一行人来到了红都瑞金。要理解一点，我们党当时的上级是共产国际，而奥托·布劳恩并不是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他也没有接到共产国际任何关于＂军事顾问＂的任命。
　　共产国际派来的真正的军事顾问名字叫弗雷德·施特恩，在博古和布劳恩等人动身前往江西后，弗雷德到达上海。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以后，共产国际已经改变了对中共的指导形式，其派来的代表或者顾问只列席政治局会议，提供建议和作为联络人，不再享有决定权，所以派来的军事顾问弗雷德也没有去苏区工作，而是呆在上海，实际充当共产国际和江西苏区的军事联络员，他甚至只把李德作为了解苏区情况的一个观察员和工作助手。
　　（延安时期的李德）
　　事情还是坏在博古的身上，在苏区举行的欢迎会上，他单方面给布劳恩冠以＂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这一身份（共产国际没有批准这个身份），同时称其为＂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斗争经验丰富的国际主义战士＂，还亲自给他起了个中国名字：李德。由于苏区的党政军领导们不十分清楚共产国际、苏军总参谋部的关系，也没有机会了解李德的来龙去脉，遂在博古的大力推介下，只能承认了他的身份。
　　事实上，现在的党史资料已经仅称其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情报员＂。博古是临时中央总负责，自然成为苏区党的最高领导人，而他又将军事领导权拱手相让，于是李德莫名其妙地掌握了红军的作战指挥权，一开始他也是心里惴惴，毕竟没有共产国际的正式任命，并且在上海还有真正的军事顾问呢。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德发现自己的权威已经树立起来了，也就习惯了新的身份，他的日记中写道：＂博古也许有意识地容忍这种误解，因为他认为，这样可以加强他的威望＂。而博古和李德的到来，也就剥夺了朱毛的作战指挥权，后来成立了一个由博古、周公和李德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全面负责军政大事。
　　当时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前线来的电报，都要先送到李德住处，查明电报所述的地点和方位后，完成翻译绘成简图由李德负责批阅，他的意见再被译成中文转交周公（伍修权是翻译），然后发布命令或者提交中革军委讨论。两个特点，其一是博古根本不懂也不过问军事，其二是李德首先给出的意见，基本也就决定了作战命令的基调。
　　李德刚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没多久，根本没有实战经验，他把苏联军校里面学习来的＂正规化＂作战方式完全照搬到苏区来，提出了＂游击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的论调，指挥红军跟优势的敌人死打硬拼，号称要用鲜血保卫苏维埃。而这样的打法，是老蒋和他的德国军事顾问们喜闻乐见的，敌人兵力和装备皆占绝对优势，消耗下去的结果，就是红军的牺牲越来越惨重，而苏区的面积却越来越小，到广昌保卫战失利后，红军主力撤出苏区已成定局。
　　长征初期，李德搬家式的行军方式，继续给红军造成了严重损失，湘江战役后广大指战员的不满到了顶点，终于在遵义会议上拿掉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新成立的最高三人团由主席、周公和稼祥同志组成，意味着红军从此恢复了机动灵活的战法。
　　（彭总发怒）
　　主席后来曾尖锐地指出：＂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作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所以在长征后期，李德已经失去权力而成为了红军大学的教员，如此也就失去了在中国存在的意义。在延安期间，李德对长征后期的军事行动表达了肯定，对自己曾经的错误也有反省和公开的承认。抗日战争初期，任军委军事研究编委会主任和延安抗大的教授，主要从事编写和教学工作。
　　1939年8月28日清晨，李德突然接到通讯员送来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速来机场，你飞莫斯科＂，署名是张闻天，李德只好上马直奔机场而去。原来，这天有一架飞机送胳膊意外负伤的周公去苏联治疗，而莫斯科也曾要求李德回去述职，便借这个机会同行了，李德想带上着自己的中国妻子，但没有得到批准，只好一个人匆匆离去。
　　苏德战争爆发后，李德正式加入了苏联红军，但是并没有上战场，而是在莫斯科近郊的军事学校里面任教，二战结束以后的1949年转赴东德定居，在中苏交恶的年代，也曾经写过一些歪曲历史的文章配合宣传，是不是违心的只有天知道了，1974年8月因病离世。
　　（李德的影视形象版本不少）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李德的结局也不错。
　　其实，李德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央苏区的顾问，而且是顾问的副手。
　　李德有一定军事能力，是伏龙芝军事学校的高材生，担任过苏联红军骑兵旅旅长。
　　但李德之所以被派到中国的上海，主要他常年从事谍报工作，经验丰富，还会说好几种语言。
　　在上海期间，李德由于工作关系同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博古认识，两人私交不错。
　　而当时博古他们虽有政治能力、地下工作经验，但没几个懂军事。
　　1933年博古他们进入中央苏区时，就要求李德一同前往，作为军事顾问。
　　苏联表示同意，但强调李德不应该掌握指挥权，只能作为顾问有建议权。
　　当时计划由共产国际驻上海的总军事代表曼弗雷德·施特恩进入苏区做总顾问，李德只是他的副手。
　　但因为各种原因，曼弗雷德无法进去苏区，倒是李德得以进入，成为唯一的外籍顾问。
　　但博古进入苏区以后，由于军事形势非常严峻，蒋介石开始碉堡战术围堵苏区。
　　当时大家都没有好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李德却提出了短促突击的理论，有信心打破碉堡战术。
　　于是，博古等于将指挥权主动交给了李德。
　　但李德此人顽固强横，又不能很好的了解中国国情，他的短促突击战略是无用的，最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惨败，红军被迫长征。
　　长征初期湘江战役惨败，红军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可以明显看出李德军事指挥的死板和笨拙。
　　当时中央红军在生死存亡关头，不能任由李德胡乱指挥，最终在遵义会议解除了李德和博古的指挥权。
　　李德随后只是帮助红军训练训练骑兵，做做军事教学工作。
　　不过，他还是有一定军事素养的职业军人，认为张国焘南下攻击成都战略是荒谬的。
　　在毛泽东和张国焘的斗争中，李德站在毛泽东一方，并且跟随部队到了延安。
　　因为这个加分，加上毕竟是共产国际的顾问，李德也没有遭到批判。
　　李德到了延安就靠边站了，从事一些边缘工作，他很想回到苏联去。
　　不过，他的朋友王明警告他不要此刻回去，因为斯大林正在大清洗。
　　于是，熬到1939年，李德才坐飞机回到苏联。
　　到苏联以后，李德被暂时软禁，让他交代在中国的情况，以及可能出现的指挥错误。
　　李德如实交代了一切，被认为没有大的错误，涉险过关。
　　期间，他可能被软禁了2年时间。从1941年开始，李德在苏联担任军事教员的工作，生活平淡。
　　到了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他被批准回到祖国东德居住，主要从事编辑和翻译。
　　到1974年，73岁的李德才去世。有意思的是，他去世的时候正在保加利亚度假，也算是幸福的死去了。
　　李德在中国期间，有过两个妻子。
　　第一个妻子叫做萧月华，主要是组织上安排的婚姻，让萧照顾李德。
　　萧月华是一个卫生兵，不会说德语或者俄语，李德不会说中文。
　　两人虽然生了孩子，但夫妻感情恶劣，经常吵架甚至打架，大概在1937年前后离婚。
　　第二妻子则是自由恋爱，叫做李丽莲，是一个知识分子和演员，会说流利的英语，同李德可以沟通。
　　他们夫妻关系很好，但李德在1939年接到的命令是独自回到苏联，无法带上妻子李丽莲。李丽莲听说自己无法同行，认为李德很可能是被押回苏联枪毙，吓得当场昏厥过去。
　　而随后李德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其实也是处于戴罪立功状态，不能将李丽莲接到苏联。
　　夫妻两人，再也没有见面！
　　李德在回忆录中，写下了很多对妻子李丽莲的思恋之情。
　　李丽莲建国后任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和对外联络部部长，主要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和妇女儿童事业，1965年病逝于北京，还没有丈夫李德长寿。
　　这个问题老梁来回答。
　　结局咋样？咋说呢？李德这人，是唯一一个跟着咱完成长征的外国人。咱也别说他的结局咋样了，咱就从他怎么来到中国，又怎么离开中国，之后又干了什么，嚼咕嚼咕吧！李德的到来。
　　这事要说起来，就得拉得长一点了。因为他的到来，看起来就像是一连串的巧合。
　　话说在1931年六月一号的时候，英国的警察蹲在新加坡这块，将一个叫约瑟夫的人给抓了起来。
　　原因是他是一名来自共产国际的信使，而他的一个任务就是向马来西亚的共产党人转交经费的。
　　而这笔经费是来自于咱大上海。
　　好吧，一件外国人的事，和咱家算是扯上了联系。
　　那么这个联系，被英国人直接捅到了上海。为什么是直接呢？很简单，那个时候，咱家的各种租界不算多，他也不算少，在上海恰好有一个英租界。
　　所以这事英国人自己就能办了，这帮子英国人很快就找到了两个外国人。
　　一个叫诺伦斯.鲁格，另一个叫格特鲁德.鲁格，他们是一对夫妻。
　　由于这次的抓捕实在是太过突然了，很多东西没法隐藏，什么密码，什么账簿的就全部被英国租界给捞了过去。
　　说道这里估计有很多小伙伴会好奇：＂这对夫妇他们是干什么的呢？＂
　　他们有三个任务，一个是替咱接受来自于共产国际，青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的各种文件，邮包，或者是将他们转到别地方去。
　　第二个就是为那些个要去苏联的人，办理手续。而第三个就是接收来自共产国际发到咱这里的经费，或者转发到其他国家的一些个经费。
　　说白了，牛兰夫妇这里是一个对接国际事务的中转站。
　　那么这对夫妇被捕，显然对咱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说实话，牛兰夫妇的被捕，其实是可以避免的。他们两个人本来有着多国的护照，化名都有好几个。
　　为了隐蔽，他们不仅有八个信箱，七个电报号，还有十多处住宅。当然这是背后的，明面上他们还有三家贸易公司，而且是在上海口碑相当不错的贸易公司。
　　本来约瑟夫被抓，英国人撑死了就知道上海有这么个中转站，他们想要抓到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但约瑟夫估计是为了自己方便，害怕脑子记的不够清晰，或者记错了什么的，他居然把牛兰夫妇在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政信箱，贴心的记在了他的文件当中。
　　这是一次违规操作，操作的结果就是，牛兰夫妇被捕，而上海的中转站被破坏。
　　当然事情到这里，还是有挽回的余地，毕竟牛兰夫妇被捕之后，租界里头的人，拿到的什么账簿，什么密码的，这压根就构不成什么证明。
　　毕竟那会的大上海，啥人没有，明面的，暗面的，合法的，不合法的人到处都是。干这些事的人，谁还没有一堆的账号和密码。
　　但要命的是，咱家出了一个大叛徒——顾顺章。
　　咱家中央特委，是领导全国隐蔽战线工作的一个机构，而这个机构拢共就三个人，这顾顺章就其中的一个。
　　您就知道这人知道的东西，何止是多啊！
　　但顾顺章在牛兰夫妇这里，他只知道有一个叫牛轧糖的，是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一个负责人。
　　其实牛轧糖和牛兰是在发音上出现了理解失误造成的，但国民党当时拿到牛轧糖这个消息的时候，很快就和牛兰夫妇联系了起来。
　　于是就出现了，国民党要求从英租界引渡牛兰夫妇，至此牛兰夫妇就被押去了南京。
　　国民党是如获至宝，咱可就要积极营救了。
　　而这次营救工作就落在了一个叫理查德.佐尔格的身上了。
　　那么营救工作，比较复杂咱这里就不过多的解释了，总之在营救的过程中，是需要钱来运作的。
　　其实那个时候，咱的人被国民党抓了的话，有时候通过钱来，就是可以解决的。
　　那么既然用到了钱，这就需要有人把钱，从共产国际带到上海来。
　　于是莫斯科这里筹钱，派人给佐尔格送去两万美元。
　　而这两万美元是由两个彼此不知道对方存在的人，分两条路穿过东北给拿过去的。所以这次送过去的其实是四万美元，只是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做的一个备选。
　　当时考虑到了东北已经被日本人控制了，而日本人和德国人的关系还不错，所以这次运输这四万美元的两个人就是德国人。
　　估计小伙伴们就已经猜到了，这两个送钱的德国人，其中一个就是李德。
　　而当时的李德，并不是叫这个名字，而是他的本名，奥托.布劳恩。
　　当然，这次秘密押送钱款，两个人都圆满的完成了任务。
　　对于这段历史，李德一个字都不愿意说，要想了解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能靠另一个德国人赫尔曼.西伯勒尔来观看了。
　　这位老先生，老态龙钟的时候，在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还是安奈不住激动的心情。
　　反观李德对于这件事的说法，就有点尴尬了，不仅日期都说错了，对他自己和这件事有什么联系都不愿意多说一个字。
　　本来这件事到这里，就算是圆满，李德就要和另一个押送钱款的人，一起回去了。
　　但谁也没有想到，李德这来，就没有回去了，后来更是做起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
　　一个送钱的，这就转眼做起了军事顾问。
　　说道这里，咱说一下牛兰夫妇，这两个人被判处了无期徒刑，1937年的时候，咱开始抗日，局势混乱，牛兰夫妇就从监狱里跑了出来。
　　直到1939年的时候，他们才通过新疆回到了苏联。好了，咱记者说事，李德的身份转化，咋就做起了军事顾问，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他这身份的转换，其实是来自于他的老熟人，也就是咱们历史上，和李德一块被经常提及的古博。
　　而李德之所以能够被留下来，也是因为古博的原因。
　　这些个史料，是小编在看金一南《苦难辉煌》中了解到的，咱不防来简单的了解一下。
　　话说，当时中央特委一共三个人，其中的顾顺章被捕叛变，而向忠发也被捕。
　　那么中央特委三个人就剩下周恩来一个人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周恩来是不能再留下了。周恩来只能选择转移，事实上周恩来在转移的过程中，哪怕再多耽搁五分钟，就会被陈立夫给抓到了。
　　后来陈立夫对于这件事有点放不下，当时就说，只差五分钟啊！
　　是啊！五分钟的距离。
　　而能够得知顾顺章的叛变，能让周恩来将中央机关和人员提前完成转移，在转移完成之后，还能让周恩来提前五分钟离开的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钱壮飞。
　　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上海的中共中央，这就成为了临时中央，而这个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就是博古。
　　那么博古和李德为什么是老熟人呢？
　　因为博古曾经在中山大学学习，而李德是在伏龙芝军事学员学习，而这俩学校都在莫斯科。
　　博古不懂军事，而李德学习过军事，至少在大名鼎鼎的伏龙芝学院学习过。
　　所以两层原因，李德被博古留了下来。
　　说道这里估计有小伙伴要问了：＂照你这么说李德和博古是在上海办公了，那么他们又是怎么去的根据地？＂
　　咋说呢？因为临时中央，博古算是负责人。当时不仅是上海的白色恐怖严重，全国的白色恐怖也是相当严重的。
　　他们也就坚持了一年的功夫，临时中央也在上海待不住了，所以在1933年的时候，博古就打算去中央苏区，也就是根据地了。
　　而李德的这个李德名字，也是博古给起的。
　　至此李德博古这两个名字，在那段岁月里头，就被经常的提及起来了。
　　说道这里估计有小伙伴要问了：＂李德这个军事顾问的身份又是怎么来的呢？＂
　　当时博古要离开上海，他向共产国际给李德进行了争取，争取来的。
　　而共产国际虽然给了李德军事顾问的头衔，但并没有赋予他指示权利，仅仅是建议权。
　　但在以后的行事过程中，博古将这一点掩盖了。
　　所以在历史中，我们就看到了前方送过来的电报，先送到李德这里，李德看完翻译过的电报，提出处理意见，然后送到周恩来这里。
　　经过周恩来的看法，做处理，一般问题周恩来做决定，但有了重大问题就要上军委讨论了。
　　说实话，虽然李德打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学校是名牌学校，但他这个学生真不咋的。
　　毕竟他这理论压根就没有经历过实际检验，再说中国有中国的实际情况，跟学校里头学出来的东西能一样吗？
　　而李德是紧靠着博古的，不仅在军事上，在政治上他俩一块向着左倾路线看齐。
　　军事冒进开始出现。
　　李德的原则是，用鲜血保卫苏维埃，不能被敌人吓到，要消灭敌人于阵地之前。军人不能拒绝战斗，不能拒绝进攻堡垒。
　　于是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被取消了，红军开始了实施李德这套理论。
　　一场硬碰硬的战斗开始了，而高兴的估计只有国民党了。
　　面对一次次硬碰硬的战斗，部队伤亡很大。
　　别的不说1933年十二月丁毛山战斗，九个连队就阵亡了十三个连级干部。
　　最终在这种硬碰硬的战斗中，我们迎来了第五次反围剿。
　　而这次反围剿，李德他亲自出马要来指挥了，也就是这一次反围剿，红军几乎就拼光了所有的主力，接着我们就不得不走上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那么在这一个过程中，李德博古两人排挤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而毛泽东更是被剥夺了政治和军事上的权利。
　　于是在五次反围剿之后，咱红军被迫转入长征，路上遵义会议对李德博古两人的错误路线提出了批评。
　　从而终结了李德在军事上的指挥权利。
　　后来的事情，大家伙都知道了，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咱四渡赤水，强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
　　在一次次的危难中，将红军从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当中，冲了出来。
　　后来咱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而这一次的会师，却因为张国焘的原因，造成了一次分裂。
　　当然真理就是真理，在真理面前大家伙都认识到了毛泽东路线的正确性。
　　这一次李德也站出来驳斥张国焘的逃跑路线和对红军的分裂倾向。
　　长征结束之后，李德主要工作做一些个文职工作，已经没有了军事指挥权。
　　后来咱建立军政大学的时候，李德担任了抗大的教授。
　　其实在长征结束之后，李德也多次提出想要离开中国，但因为一些个事情，没有实现。
　　直到周恩来要去苏联治病，李德这才和周恩来一块搭机回到了苏联。
　　那么在回到苏联之后，李德从事的依然是一些文字工作。
　　再往后，他就回到了民主德国。
　　接着李德的言论就发生了改变，开始攻击咱的改革，甚至是政治。
　　这种抹黑的言论，通过歪曲事实，诋毁咱中国。
　　李德的言行如此的前后不一，就知道这个人就不行，他的一生和咱纠葛，但却是通过这种抹黑和歪曲事实做了结束语。
　　真的很让人无语。
　　最后李德病逝在了德国，那已经是1974年的事了。
　　好了，今天就写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加个关注，顺手点个赞呦！
　　不要跟歪果仁讲道义，他们听不懂！我们的五常美德，对于他们是无感的！
　　但是你跟他们讲利益，保准他们能听懂！
　　我们是有底线有道德有稳定公知的民族，可是他们就是裸机狂奔！
　　李德，德国慕尼黑人（祖籍奥地利），生于1900年，死于1974年。他早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32年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在中国期间，李德还有一个化名叫＂华夫＂，至于他的原名叫＂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
　　李德来到中国后，先在中国东北收集日军情报，后来跑到上海。1933年9月，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份，来到中央苏区的红都【瑞金】。当时，苏区的军事领导体制分两部分，后方（瑞金）有中革军委领导机关，项英担任＂代主席＂；前方设立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以朱德为总司令，以周恩来为政委。
　　中革军委具有红军行动的最高决策权，但受到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的遥控指挥，李德是他的下属。你没看错，这个奥地利人，遥控指挥苏区的军事行动，他的指令苏区必须贯彻执行。简单来说，项英、博古、曼弗雷德·施特恩三人掌握军事行动权，李德的到来更是添乱。
　　李德是一个有革命热情的人，但是他并不了解国情，更不了解中国红军的特点。当他掌握红军第5次反＂围剿＂的作战指挥大权时，你完全能想象军事指挥上的＂一团糟＂，加上异地补刀手——曼弗雷德·施特恩的节制。
　　毫无疑问，第5次反＂围剿＂的作战，几乎必然会失败。1934年，李德在跟曼弗雷德·施特恩的争斗里获胜，后者黯然离场，前者成为共产国际在华唯一军事顾问。同年，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按照中共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的原定计划，渡过湘江后即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回合。蒋介石看出红军意图，急调20万兵力在湘西南、黔东布置一个口袋阵，企图围歼红军。
　　李德没有察觉到国民党部队的部署变化，跟博古一道发出行军命令，让红军按原计划往蒋介石的口袋里钻。十万火急时刻，毛泽东挺身而出，提出红军应该马上转战黔东，跳出包围圈。当年12月中旬，在中央政治局通道会议上，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
　　很快，毛泽东意见在会议上通过，红军的行军方向改变，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1935年1月7日攻占【遵义】。遵义会议上，李德受到批判，被取消红军的最高指挥权。接下来，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上演一系列逆袭的壮举，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
　　至于李德呢？虽然对中国革命造成很大损失，但这个人还是有点硬气，没有脱离红军队伍，而是一直跟着到达陕北。要知道，红军在这期间也有不少乱子，最典型如张国焘，反对北上、公然分裂红军。1935年10月19日，红军胜利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随队的李德此后在【抗日军政大学】教书。
　　1939年秋，李德离开中国，返回苏联。1941年，虽然李德是德国人，还是拿起枪参加苏联卫国战争。战后的1949年，李德回到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变身为德文版列宁著作的主编。1961年后，他还担任东德作家协会的第一书记，留有美化自己的作品《中国纪事（1932-1939）》。1974年，李德病逝于东德，也算是结局比较好，经历这么多大风大浪，还能活到74岁。
　　先说结论：李德最后以一名东德翻译的身份去世，享年74岁。
　　以下主要讲述李德在遵义会议之后的经历以及最后的结局，主要分为离开中国前、在苏联被审查和回到德国后。一，离开中国前
　　遵义会议之后，李德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但仍可作为顾问参加会议。此时的李德虽然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但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有些时候李德的意见也是有作用的。在1935年6月26日的两河口会议上，李德明确同意中央的北上甘肃抗日方针，反对张国焘南下，也算是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选择。1935年7月红军大学成立后，李德被派去担任教员讲授军事理论课。
　　图为李德
　　在红军大学任教期间，李德的表现还是颇为不错的。在红军大学教育长、原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拉拢红军大学的四方面军学员跟随张国焘分裂逃跑时，李德与李特进行了坚决斗争，表示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是正确的，任何人未经毛泽东同意都不能私自把部队拉走。
　　李德任教期间还曾负责协助训练了红军骑兵团，还曾兼任中央军委军事研究编委会主任，负责总结红军在之前革命中的经验教训。
　　走完长征，到达陕北后，李德曾对埃德加·斯诺说：＂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总是行得通的＂。某种意义上来说，李德承认了自己犯下的错误，并相信毛泽东等人的领导是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但这些话在他晚年似乎遗忘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交恶时，又完全推翻自己曾说过的话，极尽抹黑中国之所能。
　　图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作者：埃德加·斯诺
　　1935年10月，李德跟随红军到达陕北。在延安恢复了与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后，李德向张闻天提出请求回到共产国际工作，1939年共产国际回电同意李德回到苏联。1939年8月27日，李德从延安出发跟随去苏联治伤的周恩来，经兰州、甘肃回到苏联。二，在苏联期间
　　李德在中国的6年间对中国的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必须负相应的责任。因此，李德被共产国际隔离审查。
　　在对李德审查时，在莫斯科的任弼时、刘亚楼、师哲也参加了对李德的审查会、批判会，并对李德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包括李德的德国同袍在内的所有人都认为李德在中国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
　　对于批判，李德也很紧张，但他仍一再辩解，表示承认在中国犯下的错误，但这是因为自己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是好心办坏事。
　　对于他的辩解，一名德国共产党员说，你既然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为什么要瞎指挥？
　　李德犯下的错误，即便最严厉的处罚也无法弥补对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但不知道是因为他是由共产国际派出的，还是由于当时共产国际纪委会主席沃洛列也是德国人的原因，李德的审查结论是虽然在中国犯下了错误，但仍是同志内部的错误。等于说将李德内部处理了，之后李德被调离共产国际到苏联外文社工作，负责编译马列著作。
　　李德是德国人，毕业于伏龙芝学院，由他翻译原版德文的马列著作也算比较合适，最起码比让他指挥军事更为合适。
　　二战开始后，身为德国人的李德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战争结束后李德回到外文出版社工作。
　　图为苏联卫国战争
　　李德在中国是指挥千军万马的顾问，但在苏联仅是一名普通的战士。由此看来，对于他的能力，苏联老大哥还是清楚的。三，回到德国后
　　1954年，李德回到德国。二战后的德国分为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作为共产党员的李德自然去了民主德国。
　　回到德国后的李德还是从事在苏联的老本行—翻译工作。精通俄语的他负责将列宁的著作翻译成德文，并翻译一些苏联的文学著作。可能是因为翻译文学著作在广义上也算是作家，李德在1961年之后担任了3年的东德作家协会第一书记。
　　图为晚年的李德（居中者）
　　中苏交恶后，1964年到1969年，李德发表了一系列文章，1973年又对这些文章加以补充，写成了《中国纪事（1932--1939）》一书。书中，李德极力迎合苏联，对我党革命时期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极尽歪曲，并用较大篇幅极力为自己的错误辩解，极力攻击中国。
　　李德在中国所犯下的错误是有目共睹的，中国的革命差点葬送在他这个德国人的手里，共产国际也认为他犯下了错误，他自己也表示承认。但晚年又极力歪曲事实，可谓是为黑而黑，完全是为了给苏联站台而抹黑中国，他当初在陕北对斯诺亲口所说的话，也故意遗忘了。
　　1974年8月15日，李德在民主德国去世，享年74岁。
　　李德和他的名字一样，＂离德无才＂，让我们损失惨重，晚年时污蔑我国的言论也是实打实的。
　　学习中国早期革命史，尤其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几次反＂围剿＂的历史，有一个人物绕不过去，那就是李德。
　　栋子刚开始了解这段历史，看到李德错误指挥让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踏上长征时，还以为他是一个想要办事但不了解中国实际的人。
　　但是，随着对李德的认识加深，栋子发现，李德完全是以＂上等人＂的姿态来到中国的，与中国革命者不像是同志的关系，反而像＂上级对下级＂的关系。
　　确实，李德有着军事才能，但他错误地把苏联的方法搬到了中国，且态度高傲，听不进去别的意见，导致红军损失惨烈。
　　而且通过当时人的回忆，栋子发现李德的私德也不怎么样，难怪他在老年时发表了一系列污蔑中国革命的言论。李德是谁，来我们国家干什么来的？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出生于德国慕尼黑，19岁时加入德国共产党，29岁时去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32年，李德进入了共产国际东方部，被苏联情报机关派往中国东北，收集日军情报。
　　当年秋天，李德来到上海，遇到了老朋友博古。时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的博古邀请李德来中国当军事顾问，并逐渐把中国红军最高指挥权交给了他。
　　于是，本来来中国做情报工作的李德，转身一变，成为了中国红军的军事顾问。
　　1933年10月，李德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恰逢第五次反＂围剿＂，鉴于他的共产国际军事代表与顾问身份，军队指挥权完全成为了李德的。在革命早期，李德做过什么事情，让红军损失惨重？
　　李德晚年时承认，他的一生中，衡量一个共产党人的试金石是他对苏联的态度：
　　这一认识一直指导着我在中国的活动，而体现在苏联政府政策中的苏联人民的利益，就我认识到的和力所能及的，在完全孤立的情况下，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我始终是捍卫不懈的。
　　所以说，难怪李德在当时的中央苏区，成为一个＂太上皇＂，听不进去不同意见，一味用苏联方法套用中国，失败后还指责他人，为自己找理由。
　　他来到中央苏区时，正赶上第五次反＂围剿＂，蒋介石调集了5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并逐步推进，妄图对红军＂斩草除根＂。
　　毛主席当时正坐着＂冷板凳＂，可他仍然建议放弃一部分地区，诱敌深入，打游击战，逐步歼灭敌人。
　　但李德不同意，他主张采取阵地战，＂御敌于国门之外＂，之后又主张分兵把守，与敌人打＂消耗战＂。
　　天可怜见，几万红军怎么可能与五十万国军硬碰硬啊？毫无疑问，红军节节败退，伤亡惨重。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李德不仅不指挥红军轻装上阵，快速转移，反而要＂大搬家＂式转移，行动迟缓，被敌人追上。
　　于是湘江战役，红军继续惨败，出发时的86000人，只剩下30500多人，红军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了。
　　而且，长征开始前，李德建议让毛主席留下，还是周总理反复做工作，才同意带上毛主席。
　　朋友们，你们说，照李德这样胡搞下去，中国革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成功呀？
　　遵义会议上，李德、博古的最高指挥权被剥夺，这才不让他继续胡搞下去了。
　　当然，李德也有办的好的地方。长征途中，张国焘想要搞分裂，想把红四方面军拉走，李德据理力争，成功阻止了他的分裂行径。到了延安，李德是不是成为一个＂旁观者＂？
　　其实，从遵义会议开始，李德就成为红军长征队伍中的＂闲散之人＂，到了延安后，他的地位更是变得极为次要。
　　确实，他可能是对中国革命出于好心的，但他的态度、他的行为、他的做法，让中国革命损失惨重，还不如没有他呢。
　　陈士榘回忆，李德刚到部队上时，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希望有个中国女战士陪他睡觉。真的是可笑之极！
　　在中央苏区时，李德经常有骚扰女性的举动。他看上过一个在团中央工作的女干部，想要和她睡觉，吓得那位女同志的丈夫向领导反映。
　　长征之初，李德仍然态度高傲，能言善辩，经常拿凯撒、拿破仑等人的话来举例，就是不说＂人＂话。
　　长征条件本来就艰苦，李德还是要求喝咖啡，吃面包，抽雪茄，当然前提是要战士们搞到这些东西。
　　周总理的警卫员顾玉平回忆，那时除了年龄偏大的朱老总有炊事员，就是李德要求要炊事员了。
　　而且，他的态度高傲，必须要住最好的房子。朱老总的司号员邵永清回忆，因为换房子的事，李德竟然拿棍子敲他的腿。李德回到自家国家后，干了什么？
　　在延安时，李德就应该有过回苏联的想法了，可惜道路不通。
　　1939年8月，周总理要乘飞机去苏联治伤，捎上了李德。李德这一去，再也没有回到过中国。
　　回到苏联的李德，受到共产国际的审查与批评，认为他从东北区上海市畏战逃跑，并批评他冒充共产国际的代表瞎指挥中国红军。
　　后来，李德在苏联外国文学出版社工作，1954年，回到了民主德国，从事翻译工作。
　　但他晚年时写过一系列文章，如《毛泽东以谁的名义在讲话？》，公开批评、污蔑我国革命，实在是不能原谅。
　　他在《中国纪事（1932-1939）》里，用极大的篇幅为自己的错误辩护，歪曲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
　　真的是＂不知廉耻＂呀！
　　1950年3月，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李德的错误：
　　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了解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不作调查研究，听不得不同意见，生搬硬套在苏联有效在中国行不通的战略战术。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到处吓唬人。包办代替，盛气凌人，指手画脚，强加于人，像个钦差大臣，神气十足。李德和博古等人在军事上的一系列错误的战略战术，使我们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惨重的血的代价。
　　建党百年了，回顾历史，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那么艰辛，究其原因，绕不开一个德国人，他就是奥托·布劳恩（李德）。
　　上图：1934年，中共中央＂三人团＂成员（左起）博古、李德、周恩来
　　一、奥托·布劳恩来中国前的经历
　　奥托·布劳恩1900年生于德国上巴伐利亚州慕尼黑附近的一个小镇，成长于一所当地孤儿院。在师范学院求学期间应征在德意志帝国的巴伐利亚军队服役，那时他18岁。由于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奥托·布劳恩所在的部队并没有投入过战斗。
　　停战后，他回到师范学院完成学业。1921年，他加入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开始了他毕生的共产主义职业生涯。
　　上图：奥托·布劳恩
　　那时的德国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国内政局动荡。奥托·布劳恩表现积极，经常为党报写文章、参加民兵训练和武装活动，还负责反间谍工作。他先后两次被捕，但均成功越狱逃脱。
　　1928年他第二次越狱后，他和同为共产党员的女朋友奥尔加·本等人一起逃往莫斯科，随后在共产国际开办的列宁学校学习。接着，奥托·布劳恩被派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他的女朋友则先后在苏联、法国和英国从事反法西斯活动，1931年被派往巴西，并与巴西著名革命领袖卡洛斯·普雷斯特（Luís Carlos Prestes）结婚，最终被巴西独裁政府引渡到德国，1942年被毒死于狱中。
　　上图：奥尔加·本在巴西受审
　　二、奥托·布劳恩的中国经历
　　1.改名＂李德＂，负责指挥红军军事
　　奥托·布劳恩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据说是因为与王明有过交往，算是了解中国的共产国际人。1932年，苏联军事情报第四局派遣他经哈尔滨抵达上海，在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工作。
　　由于当时国民党在上海搞白色恐怖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以及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开展工作都很困难。奥托·布劳恩于是在中共临时中央迁到瑞金后不久，他也来到了红色瑞金。
　　上图：毛泽东、李德、朱德、翻译吴光伟
　　奥托·布劳恩有两块成色极高的金字招牌：一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二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于是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军事顾问。当时他获得了百分百信任，负责指挥军事。
　　后来的故事熟悉红军历史的人都知道了，他本不会打仗，还看不起毛主席的战法，由他指挥军事，把红军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二万多，差点把中国革命历史改写了！
　　好在1935年遵义会议召开了，清醒的红军将士们不再迷信李德，收回了他的军事指挥权，才取得了长征的最终胜利，安全地在延安扎下根来。
　　失去权力的李德随后随红军走完长征，在延安红军学校从事教学工作。
　　上图：左起：博古周朱毛
　　2.在中国的两段婚姻
　　奥托·布劳恩来到中国时33岁，繁忙的中国革命事务并没有降低他旺盛的荷尔蒙，相反有点抗不住。比他年龄小7岁的负责人博古同志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博古决定通过组织上，在红军女同志中为李德找一个政治上可靠的妻子。
　　前妻：肖月华（1910 1983年），广东梅州人，参加了中央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与李特结婚，育有一子。1937年离婚。抗战时期曾任中共陕甘宁三边地委妇女部长、地方妇女联合会主任，热河承德市中共第一区委员会书记等职。1949年在湖南工作。1960年，被调回部队离职休养，按正师级授予大校军衔。1982年，调为副军级安置离休。1983年在广州病逝。
　　上图：肖月华（右二）
　　妻子：李丽莲（1914-1965年），上海人，电影演员，1937年底与江青等从上海来到延安。两人于1938年初结婚，直至1939年李德离开中国再未相见。
　　李丽莲建国后任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和对外联络部部长，主要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和妇女儿童事业，1965年4月病逝于北京。
　　三、离开中国后的李德
　　1939年，李德接到张闻天转自共产国际的通知，要求他返回苏联述职。李德临行前想带李丽莲走，可李丽莲没有签证而作罢。
　　此时的苏联政治环境比较险恶，许多在苏联的外国共产党员也受到了肃反牵连。李德运气还不错，在苏联恢复了原名，到了莫斯科外国语出版社担任编辑和翻译工作。
　　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奥托·布劳恩改用＂瓦格纳委员＂这个名字，被派往战俘营从事策反被苏联红军抓获的德军军官工作。
　　1946年至1948年间，他在莫斯科州克拉斯诺哥尔斯克（Krasnogorsk）的反法西斯中心学校（antiffasistcentralschool）任教。之后，他又在莫斯科外语出版社工作了一段时间。
　　上图：克拉斯诺哥尔斯克反法西斯纪念馆
　　斯大林去世后，1953年，奥托·布劳恩才被允许在流亡20多年后返回祖国。
　　奥托·布劳恩抵达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后，成为执政党社会主义统一党（SED）中央委员会下属的马列主义研究所的研究员。他的主要职责是用德语出版列宁的著作。
　　从1961年到1963年，他是民主德国作家协会的一等秘书。退休前后，他一直做一些俄语的翻译。
　　布劳恩还获得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共产主义政权的许多荣誉和勋章。
　　四、直到1964年，德国共产党才发现他就是李德
　　1964年，民主德国执政党的机关报《新德意志报》（neuesdutschland）披露，参与1930年代中国长征的李德，其实不是别人，正是德国人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
　　20世纪60年代末，奥托·布劳恩开始撰写回忆录，但很多内容被评价为自私和有违事实。回忆录于1973年以书籍形式出版，并翻译成中文、英文和其他语言。
　　奥托·布劳恩1974年在保加利亚的瓦尔纳度假时去世，享年74岁。他被埋葬在东柏林，他的讣告刊登在《真理报》和《纽约时报》上。
　　上图：柏林弗里德里希费尔德中央公墓里的奥托·布劳恩坟墓。
　　五、结语
　　一个德国人，在三个国家从事共产党员工作，还能传奇般地被赋予军事指挥大权，真是造化弄人。
　　但有一点，他39岁离开中国，直到他晚年，64岁时才被发现是在中国指挥红军，叱咤风云的李德，可见他的性格是低调沉稳得出奇之人。
　　感谢阅读，疏漏之处，烦请斧正，点个赞再走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