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两江流域的女真各部为了生存，对中央王朝与高丽的战事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以便在两大强权的夹缝中生存发展。 女真在两江流域战事的频次与女真的应对措施 辽、金、元三代，女真在两江流域经历了多次战事，其频次与区域各有不同。 辽代女真在鸭绿江流域的战事约30次，图们江流域约47次，共计77次。 金代在鸭绿江约9次，在图们江则有13次，共约22次。元代在鸭绿江约3次，图们江则约23次，共26次，总数为125次。 辽金元时期，发生在图们江流域，共有83次，占比66%，鸭绿江则有42次，占比约34%。图们江与鸭绿江区域相比，总体比例约为1.9：1。 以辽代为例，从后唐天复三年至辽天祚帝天庆四年间的211年，女真对鸭绿江每隔7年进行一次抄掠，每年进行0.14次抄掠，在图们江地区，从辽圣宗统和二十九年（显宗二年1011）八月至辽天祚帝乾统九年（睿宗四年1109）的98 年间， 女真每隔2年进行一次抄掠，每年进行0.5次抄掠，足见其频次远超鸭绿江地区。 女真在两江流域的战事呈现出区域性的变化，由最初战事主要发生核心区域为鸭绿江口、鸭绿江中上游、图们江口及以南曷懒甸区域，后则经历了由鸭绿江向图们江流域以及由图们江以南向北的区域变化。 如在辽灭渤海国后，女真沿着鸭绿江上游而下 ，开始集中在鸭绿江入海口地区，抄掠辽的边界州城，此时战争的核心区域在鸭绿江口地区。 而在鸭绿江中上游地区，女真则与定安国等反辽势力共同袭扰辽的州城。辽圣宗征女真后，发动了对高丽的战争。 辽将本属于女真的鸭绿江南岸数百里之地割与高丽，鸭绿江口及中下游成为辽和高丽的边界，女真失去了生存空间，只得向东移动，战争区域也开始东移。 此后，女真开始以图们江流域为主要区域，并以此为基地抄掠高丽的东界并向曷懒甸地区发展。 此时，战争的核心区域转为图们江及曷懒甸区域。 女真寇抄高丽的海上路线从最开始在朝鲜半岛东南部地区，逐渐向北缩短，从高丽的东南部沿海地区逐渐北缩至曷懒甸以南的高丽沿海州城， 战争区域呈现出自东南向东北方向的变化，这种变化与陆上袭扰战的情况相似。 辽末，高丽在成功阻击女真在东部的海上劫掠后，开始大举进攻居住在曷懒甸地区的女真人，以此阻止完颜部统一女真部落，由此爆发了曷懒甸之战，战争路线开始北移至图们江以南的曷懒甸地区。 金朝建立后，由于女真成为了统治民族，在两江流域维持了大体稳定，只是在后期由于控制力下降，与高丽产生了边界摩擦，主要集中在鸭绿江地区。 但在金末元初，随着蒲鲜万奴建立东夏国，女真人大量集中在图们江流域，他们开始以此为基地，不断袭扰高丽的北部边界地区，战争区域完全北移至图们江流域， 此地再次成为战争的核心区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元代。 女真为应对两江流域的复杂战事，采取如下应对措施。 第一，女真以抄掠中央王朝与高丽边境州城为生存手段，女真还处于通过抄掠增加财富的阶段。在渤海国灭亡之时，分布在两江流域的女真诸部就利用辽放松对其管控之机，联合定安国等渤海遗民势力对辽的边界州城进行大规模抄掠，以获得大批的人口和物资。 辽与高丽战争结束后，女真诸部被迫纳入辽的封贡体系之中，其居地被辽割与高丽，女真失去了鸭绿江中下游的家园后转移至图们江流域地区，开始以此为根据地。 他们在完颜部的领导下，逐渐形成了统一的军事大联盟。 据《金史》所载：＂自白山、耶悔、统门、耶懒、土骨论之属，以至五国之长，皆听命＂，统一的女真诸部对高丽的东部沿海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抄掠，同时在陆地上向鸭绿江方向的高丽州城进行抄掠。 金末，女真为维护自身生存和发展，迁徙至图们江地区 ，建立东夏国，＂国号大真，改元天泰＂女真在图们江流域地区多次抄掠高丽的边境州城，给高丽造成很大威胁。 蒙古太祖十三年，东夏女真兵与蒙古曾联合出兵，对盘踞在高丽境内鸭绿江以南江东城的契丹叛部喊舍，提高了东夏国地位，成为图们江地区的女真政权。 元代，东夏国被蒙古征服后，东夏国女真人通过随蒙军征高丽取得了元朝的信任。 此后女真官兵不断抄掠高丽边境州城。 至元末，女真趁元朝统治衰微之际，重新活跃在两江流域地区，并不断寇抄高丽的北部边界州城。 第二，女真通过迁徙寻求生存空间。 辽朝在迁徙东丹国后，原渤海国控制的两江流域出现真空状态。一些渤海遗民进入鸭绿江流域地区，盘踞于此建立反辽政权定安国。 女真迁徙至鸭绿江流域地区后，获得新的生存空间，从而使得女真初步在两江流域获得发展。 辽与高丽在鸭绿江的边界形成后，女真的居地被辽朝割与高丽，女真遭到高丽的驱逐，被迫从鸭绿江中下游南北两岸向鸭绿江上游及图们江流域地区迁徙， 此后女真诸部活跃在图们江流域及曷懒甸地区，此地成为了女真的迁徙地。 此后女真诸部向南扩展生存空间，在与高丽曷懒甸之战取得胜利后，图们江流域成为女真诸部发展的基础。 金代，女真成为统治民族，遍布于两江流域地区，但在金末，随着蒲鲜万奴在图们江流域建立东夏国，在辽东地区的女真人大量迁徙东夏国，使得图们江流域自辽末以来再次成为女真人集聚地区，并在蒙元和高丽之间寻求发展空间。 女真在两江流域的曲折发展 在中央王朝的封贡体制之下，居住两江流域的女真诸部受王朝发动战争的影响，其生存发展已呈现如下三种状态： 一、在战事中不断离散； 二、在两江流域内迁徙并逐步重聚； 三、在朝贡体系下保持独立的地位。 第一，女真在战事中离散。 辽初女真在迁徙两江流域后，开始集聚在鸭绿江口一带。由于此时辽朝注意力在北宋，高丽的注意力则在于灭后百济和完成统一，无暇顾及边疆地区建设， 于是女真便对辽和高丽的边界州城进行多次大范围、大规模的抄掠 ，其生存空间不断扩大。 辽圣宗即位后，为稳定后方，开始进入鸭绿江流域征讨女真。辽圣宗统和二年二月，辽命宣徽使萧蒲宁征女真，据《辽史》载：＂奏讨女直捷，遣使执手奖谕＂。 同年四月，辽又派宣微使、同平章事耶律普宁、都监萧勤德征女真，＂献征女直捷。＂辽圣宗统和六年，辽朝命东路林牙萧勤德及统军石老帅军征女真，《辽史》载： ＂以击败女直兵，献俘。＂ 辽与高丽战争结束后，辽朝仍派军队进入女真各部驻地＂俘获人马牛豕不可胜计，得降户二百七十＂。 开泰年间，辽圣宗派辽军进入图们江地区，＂掠数百户＂以归。 在辽连续不断的打击下，女真在鸭绿江流域损失惨重，无力在鸭绿江北岸再对辽进行抄掠。同时，在辽和高丽边界形成后，女真在鸭绿江南岸的土地被辽赐予高丽，女真失去了在鸭绿江口活动的空间，而高丽北进至鸭绿江地区后，也针对女真发动战争， 开始驱逐女真，并在辽末发动入侵曷懒甸的战争。 在此背景下，女真部诸被迫离散，一部分女真留在原住地，被迫纳入辽的属国属部体系；一部分女真投靠高丽，为高丽守备边城，另一部分女真则选择向东，即鸭绿江中上游及图们江流域迁徙。 辽末，女真开始集中于图们江地区，形成军事联盟，并取得了酡甸之战的胜利，初步摆脱了高丽的控制。至金末，两江流域陷入战乱。 蒲鲜万奴起兵反金，并在图们江流域建立东夏国，女真各部再次集聚图们江流域。 之后，蒙古在进攻高丽受阻后，发动了针对东夏国的战争，蒙古太宗五年九月，＂擒万奴＂后，东夏国的女真人成为蒙古的属民，并被胁迫参加蒙古对高丽的战争，致使多数女真人成为蒙丽战争的牺牲品。 可见，女真在两江流域受王朝战事的影响，被迫臣服于大国，虽有金代女真民族发展的高峰出现，但曲折离散仍是女真各部的主要状态。 女真在迁徙中重聚 在辽代，鸭绿江口地区的女真各部遭到辽的不断征伐，其中一部分向鸭绿江中上游及图们江流域迁徙。这些迁徙而来的女真人通过重新凝聚获得生存发展空间。 辽丽战争结束后，契丹军队＂入女直界徇地＂，女真对高丽进行抄掠，其范围遍布北部和东部沿海州城， 可见女真应是分散在鸭绿江中上游和图们江流域的广阔地区。 此后，随着高丽设置北界和东界，并不断实施北进，开始对这两个地区的女真人实施驱逐。女真各部最终迁徙并定居在图们江流域地区，并将抄掠高丽的范围逐步缩小至图们江及以南的曷懒甸地区，由此爆发了曷懒甸之战， 女真的胜利使其保住了在图们江流域的生存空间。 因此，图们江流域地区成为女真的核心发展之地，女真开始在此地重新集聚，不断发展壮大。金朝建立后， 女真在两江流域发展至顶峰并成为该地区的统治者，建立了完善的管理体系。 但是，随着金朝的发展，图们江流域的的女真人被迁往中原地区定居。在金末，金朝统治岌岌可危，受蒲鲜万奴的影响，女真人从其他地区重新集中于图们江流域，建立了以女真族为主体的东夏国。 此后虽然为蒙古战败，但是仍旧留居在图们江流域，并通过对蒙古的助战取得了生存地位，在该地区得以重聚。 第三，女真生存于两强的夹缝中，处于两属地位。 一方面，辽在征服两级流域女真后，设置大王府等机构，将其纳入封贡体系之中，对女真予以羁縻、半羁縻统治。 女真成为辽的属国属部，对其履行臣属义务。金元两朝，对两江流域实施直接统治，专门设置行政机构予以管理。 另一方面，两江流域的女真受到朝廷的打击，在孤立无援时会寻求高丽的保护，因此常处于两属的状态。如女真接受高丽授予的大相、大匡、元甫、正甫等官职，以取得高丽的信任，并向其朝贡。 据统计，在辽代，女真向高丽朝贡多达350余次。应当指出的是， 女真向高丽朝贡多为经济利益驱使，与政治属性无太大关系。 两江流域的女真各部处于弱势地位，为生存必然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女真被高丽辱骂为 ＂人面兽心，饥来饱去，见利忘耻＂ 。 为了自身发展，女真各部对高丽＂今虽服事，向背无常＂。上述所述是处在中央王朝和高丽夹缝中的女真各部曲折发展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