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书评 本书主要解答了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诞生的,把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从后人评价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重新置于当时的环境中去,主要研究的是一个前后时间仅两年左右涉及人数不足百人的历史现象。 首先,本书就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如何深受同时期日本、欧美(特别是美国)社会主义的影响进行了探讨。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正式开始的一年,而马可思主义在中国被知识分子接受是必须通过文字即书籍来学习的,所以获得知识和革命运动之间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也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称为知识革命,其带有两层意义:首先,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一个综合性思想出现于五四时期混沌不清的中国思想界的,对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通过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论以及革命完成后将出现共产主义美满世界的预言,提供了根本解决的方法和对将要到来的时代的信心从而引起了一场知识革命。另一层意思是通过这种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知识体系所指导的新型的革命运动被带进了中国,换言之,有理论根据的革命运动从此在中国出现。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印刷媒体的发展也获得了长足进步,纵观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五四时期可以说是杂志发行空前繁荣的时期。如:在北京的《晨报副刊》上刊载了欧洲、日本等国的有关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以及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对李大钊的影响,这都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由于五四运动的洗礼,1920年以后《新青年》杂志性质发生了变化:由之前宣传新文学、思想启蒙为主,变为转变为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政治革命为主。此外,还有来自美国的社会主义书籍取代了来自日本的同类书籍面发挥了显著的影响。 其次,本书讲了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对中共于1920年正式开展工作,派遣魏金斯基一行赴华,以及中国伪共产党的有关情况。魏金斯基赴华,既是试图影响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始,同时也是俄共和共产国际一直推行的接近西伯利亚和远东工作的一个结果。其是在共产国际第一次和第二次大会召开的背景下开始的,特别是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重点讨论了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开始关注东方。在魏金斯基赴华之前还有布尔特曼、波波夫、阿格辽夫、波塔波夫等人来华,为魏金斯基的工作做了前提准备。其中李大钊最早接触俄国使者布尔特曼,这也许是李大钊成为我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先驱者的原因之一吧!魏金斯基等人来华的活动以及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中国人的接触,促进了中共的诞生,但由于苏俄、共产国际对远东工作的混乱产生了与陈独秀等无关的另一个中共,致使在魏金斯基指导下开始启动的创建中共的过程变得复杂起来。1921年初魏金斯基回国,直接造成了成立中共活动经费的中断。就在陈独秀等人的活动暂时停顿期间,受苏俄对华工作的推动,另有一部分人正在活动创建中共,如重庆的共产党、北京的中国共产主义同志会等,这些杂牌共产党都是潮流自然激起的浪花。但是,黄介民、姚作宾组织的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结成,因而与陈独秀等人的共产党之间实际上形成了互争正统的关系。最终,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上获得承认的中国代表是张太雷和俞秀松,即陈独秀等组织的共产党。 此外,本书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过程。以陈独秀为中心的上海的激进知识分子,自1920年下半年起,加快了成立共产主义组织的行动。1920年78月由陈独秀等在中共第一次大会前结成的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是有比较完整的党纲,称共产党或社会党。但关于其的具体详细时间和成员仍众说纷纭,不过其为中共的成立做出的贡献确实毋庸置疑的。中共成立初期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的共产主义小组活动十分活跃,北京的李大钊、广州的谭平山与陈独秀并称南陈北李、南谭北李中间陈。关于中共的成立是发生在1920年11月有两个根据:《共产党宣言》是1920年11月决定的,和《共产党》月刊的创刊(1920年11月7日)。 最后,本书讲了中共一大召开的相关事宜和一些早期年轻的党员。1921年张太雷就任远东书记中国科书记,共产国际方面出现了促成中国共产党召开代表大会的动向,向中国派遣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一大在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先在上海、最后一天移至浙江嘉兴南湖举行。一大时的许多党员都是十分年轻的,他们通过新文化的洗礼转变成共产主义者的青年。如施存统,经过吸收新思潮和对社会改造的各种各样的摸索之后,在参与创建中共的过程中,逐渐由无政府主义转而信奉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 本书的描述总体上倾向于考证,不是像其他有关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研究轻易地相互借鉴,甚至以讹传讹。这样以来就使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描述更加细致,可信度更高。此外,本书叙述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并不仅仅局限于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对中共成立的重要影响,其中也注意到了日本、欧美等国的有关共产党的资料,并通过分析对比来叙述其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大影响。这对我国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进一步研究均有一定的启发和推动作用,而且本书注重考证并用回忆录来对以公开的第一手资料进行引证和纠正、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料、并非按照时间轴来进行比较等方法,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角度,对历史学的研究有很大的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