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袭制疆域范围，来看夏王朝的建立

　　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都城阳城，通过漫长的治水活动形成，并且在治水活动中建立巩固的国家系统。
　　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政权，其身上有深刻的治水活动留下的痕迹，并深远地影响着后世。
　　世袭制
　　最高统治权力由公天下转移成家天下，由部落首领共同推举演变成某一个家族世代垄断相袭。它的出现是中国古代早期国家出现的重要标志。
　　《史记夏本纪》记载：帝舜荐禹于天国号曰夏后，姓姒氏。
　　结合伯夷、禹和稷的身份，此处的后即为部落首领的称谓，而到禹成为天子，后也成为了国家元首的称号。
　　禹通过治水建立起了国家，从而成为名正言顺的国家最高领导者。作为通过禅让制获取部落联盟首领职位的禹，在建立起国家后，对于王位的传承则不再是通过禅让，而是将王位变为自己家族的私产。
　　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史记》和《孟子》皆记载了禹将天下传给益，但是因为益没有什么威望，不能服众，在禹死后，诸侯拥护的是禹之子启，益无奈只能将王位让于启。
　　但是其他古本记载中却不一样，《竹书纪年》记载：益干启位，启杀之。
　　《韩非子外储说下》记载：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
　　《战国策燕一》记载：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
　　启的王位是通过武力争夺的方式而不是以和平的方式而取得。从这些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不同的文献对启获取王位的方式有不同的看法，但归根到底还是启继承了禹的位置，开启了血缘继承世方式的传统。
　　摩尔根认为在原始社会发展的阶段中，尽管原始民主制度发展得并不完善，但是原始民主原则能够发展的基础在于氏族成员的血缘关系和部落首领的选举方式，禅让制则包含了这一原则。
　　但是却有着许多标准：禹避之子于阳城，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因此，对于通过禅让的方式获得部落首领的位置，就需要避让前一任的亲子。同时，还需要其他部落的人认可，禹避之子于阳城，天下之民从之，天下未洽，故诸侯去益而朝启。
　　因此，尽管《孟子》、《尧典》这一类古籍吹捧禅让制，但实际上禅让制并不是原始社会民主制的典型，这种传承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能够被选为禅让对象的人都是与首领之间有着一定血缘关系且本身具有一定号召力的领导人物，他们并不依靠民众自主选举而成。
　　首领的更换是会引起民众的注意，所以也会组织一系列的会议，摩尔根则解释了这一现象：组织大会原本在于履行推举首领的仪式。
　　作为首领，在保证自己拥有合法性的特权地位的情况后，必然也会要求将部落首领的继承权由具有一定血缘关系之间的继承方式过渡到明确的亲子继承方式，由此，在确认继承人后，就会逐步提高该继承者在部落中的地位，以此形成部落居民对其的拥护，保证他的特殊地位。
　　与部落联盟时期各部落首领轮流成为执掌部落联盟中的最高权力不同，部落联盟时期的联合体不论是禅让还是相互争夺，权力都无法长时间的存留在某一个人或家族手中，而在禹治水过程中，通过权力的集中，逐渐改变了各部落之间的力量对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其他部族的力量能够与禹所在的夏部族抗衡。
　　对于通过禅让制获得首领位置的禹，并不能改变禅让这一制度，直接将王位传给启是没有办法的，因此，禹在死前名义上将王位禅让给益，但是益并没有真正的管理过国家事务，辅佐禹的时间十分段，因此得不到诸侯的信任，没办法获得王位，反之，启跟随其父禹已久，经过长时间的治水活动以及国家的建立工作，各首领认可了启，故诸侯去益而朝启。
　　无论是《尧典》《孟子》记载的益让位于启，还是《竹书纪年》等书记载的启通过武力夺取的王位，禹都在国家建立过程中，极力希望其子能继承位置，由此将其带在身边以告诉各部落首领，从而使得启能名正言顺的获得王位，各诸侯皆能在其获得王位对其臣服。
　　因此，当天下为公的禅让制度被废除，转而演变成天下为家的传子世袭制，体现了禹建立的夏朝是具有划时代的政治意义。
　　启继承了王位，开启了家天下的制度，传子不传贤破坏了部落联盟时期的军事民主制，是奴隶社会私有制和特权阶级垄断权力的象征，遂禅让制废除，世袭制确立。从此，出现了家天下的政治格局，儒家盛赞的禅让制寿终正寝。
　　至此，王这个象征最高权力代表的称号专属于某个人物，不再是公共权力产品，不再代表全体部落成员的利益。疆域范围
　　《史记夏本纪》详细记载了禹的治水过程，在治水过程中，开始按照地区对治水区域进行了细致的划分，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也就是九州。
　　这些区域位置与《尚书禹贡》中记载的九州范围大体一致。
　　按照地理位置的划分，《史记》和《尚书》记载的九州分别是：冀州在今天的山西、河南和河北省，兖州和青州都位于今天的山东、河北两省，徐州、扬州、荆州主要位于今天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豫州应在今天的河南境内，粱州、雍州应在今天的陕西、四川一带。
　　而在上博简《容成氏》中，同样也有关于九州的详细记载，文中的九州分别对应的是夹州、涂州、兢州、莒州、蘸州、荆州、扬州、叙州、虐州，根据学者们的考据，《容成氏》中的夹州应是《史记》禹贡的兖州，涂州属于徐州的一部分。
　　镜州、莒州在徐州境内，藏州在冀州境内，叙州是豫州，荆州、扬州在两本古籍中同名，因此它们的州域是相同的，虐州则是雍州。
　　它的大致范围是西起华山，东到郑州，北至山西汾水，南到河南汝水，而夏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大致在豫西黄河以及周围河流流经的河谷盆地地区的四周。
　　在当时，这一带的气候较为湿润，且水源充足，农业较为发达，社会生产力较其他部族更为先进，因此能够成为最先进入文明国家社会的部族。夏人活动的大致范围与九州记述的范围是大致相同的。
　　就区域而言，豫西夏人活动最为集中，夏文化的典型区域就是二里头夏文化，二里头遗址主要位于古伊洛河一带。根据文献记载，能够推测出阳城、阳翟、斟寻等夏代的中心城市都分布在这一地区，豫西地区应是夏统治下的中心地区。
　　山西晋南夏传说较多，也有二里头东下冯文化。因此，晋西南地区应该是夏王朝的重要统治区。在豫东地区，也有一部分关于夏人活动的传说，并不活跃，也没有发现典型的夏文化，但是有一定遗址的存在，也能印证这些地方应属于夏的范畴。
　　因此，能够推测出夏代疆域的大致范围应是分布在今山西省西南部、河南省中东部以及山东省中西部地区，在河北省、陕西省都有一定的踪迹可寻。
　　由此可见，此时夏王朝的疆域较为广阔，同时，也将夏族文化向周边部族辐射，推动了周边部族向其的臣服，夏代实际上能够控制的疆域也更为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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