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湘军最终突破天京城防 随着天京的沦陷和李秀成的被俘，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无可奈何地进入尾声。 天京被破后，城里燃起了大火，＂万室焚烧，百物荡尽，而贡院幸存＂。曾国藩不承认是湘军放的火，他认为大火是太平军自己放的。但事实上，这一说法随着湘军攻克天京甚嚣尘上，引发了所谓的＂圣库＂疑云。 所谓＂圣库＂，指的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于水西门灯笼巷建立的国家金库。鉴于太平天国长期控制富庶的江、浙、皖、赣等省份的诸多城市，有好事者认定天京城内＂金银如海，百货充盈＂。可湘军破城之后，曾国藩奏报搜查＂贼赃＂的情况时却说除了二方伪玉玺和一方金印，别无所获。一时间物议沸腾，多指其为谎言。 对于这些指责，曾国藩不得不做出解释：＂城破之日，查封贼库，所得财物，多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充军饷，酌济难民。乃十六日克复后搜杀三日，不遑他顾，伪宫贼馆，一炬成灰。逮二十日查询，则并无所谓贼库者。讯问李秀成，据称：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兵向无俸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苏州存银稍多于金陵，亦无公帑积贮一处。惟秀成所得银物，尽数散给部下，众情翕然。此外则各私其财，而公家贫困等语。臣弟国荃以谓贼馆必有窖藏，贼身必有囊金，勒令各营按名缴出，以抵欠饷。臣则谓勇丁所得贼赃，多寡不齐；按名勒缴，弱者刑求而不得，强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饷无几，徒损政体而失士心。因晓喻军中：凡剥取贼身囊金者，概置不问；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所以悯其贫而奖其功，差为得体。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 曾国藩的这番说辞固然还是在替湘军开脱，但毕竟承认了湘军破城之后曾搜掠财物用于贴补军饷。清政府随后也表示理解，认为＂逆掳金银，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前据御史贾铎具奏，故令该大臣查明奏闻。今据奏称：城内并无贼库；自系实在情形＂。皇帝、太后的不追究，并不能挡住上下臣僚甚至湘军内部对曾氏兄弟的＂羡慕嫉妒恨＂，一时间关于曾国荃在天京缴获各种奇珍异宝的谣言甚嚣尘上。甚至连天王府殿上＂大于五石瓠，黑柱内撑如儿臂，而以红纱饰其外＂的四个灯笼，也被说成是元代的文物。至于什么＂大如指顶，圆若弹丸＂的珍珠，什么＂大于栲栳，裂一缝，黑斑如子，红质如瓤，朗润鲜明，殆无其匹＂的翡翠西瓜，更是传得有鼻子有眼睛。最终种种谣诼汇聚成一句掷地有声的指责：＂闻忠襄（曾国荃）于此中获资数千万。除报效若干外，其余悉辇于家。＂此后曾氏家族用了各种方式进行辟谣，然而成效甚微。 除了不满曾氏家族独占太平天国的＂圣库＂财富之外，湘军攻破天京，克尽全功的说法，也很快便遭到了质疑。在俘获李秀成之后，曾国藩很快便得知了＂幼天王＂洪天贵福已经成功突围。但为了不节外生枝，曾国藩还是奏报称：＂城破后，伪忠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乘夜冲出，被官军马队追至湖熟桥边，将各头目全行杀毙，更无余孽。又据城内各贼供称：城破后，伪幼主积薪宫殿，举火自焚等语。＂果然在龙颜大悦的情况下，清政府以＂次第荡平，歼除元恶＂的大功，对曾氏一族＂特沛殊恩，用酬劳勚＂，一次性封了侯、伯、子、男四个爵位。 但很快，左宗棠在汇报湖州军情的奏折中毫不留情地指出：＂据金陵逃出难民供，伪幼主洪填福（洪天贵福）于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二十六日，堵逆黄文金迎其入湖州府城。查湖郡守贼黄文金、杨辅清、李元继等皆积年逋寇，贼数之多约计尚十余万，此次互相勾结，本有拼命相持之意；兹复借伪幼主为名号召贼党，则其势不遽他窜可知。且江西兵力渐集，李世贤、汪海洋诸逆如不得逞于江西，则遁入浙、闽，复与湖州踞逆相首尾，亦未可知。＂曾国藩很快便抓住左宗棠奏折中的漏洞，指出：＂由金陵至广德，县县有兵，层层密布；其中如驻句容之刘铭传、驻溧水之王可陞、驻建平之李榕、驻东坝之郑魁武，皆晓事不欺之人，又奉严防逸贼之札。若谓洪福（洪天贵福）仅带零贼剃发潜遁此数处者，或不知之；若贼至二三千之众，而谓此数处一无闻见，既不截剿，又不禀报，此事理所必无也。＂ 左宗棠不顾昔日情谊，公然揭露湘军冒功的行径，令他与曾国藩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向来睚眦必报的曾国藩随即在奏报中还以颜色：＂至防范不力之员弁；是夕，贼从缺口冲出，我军巷战终日，并未派有专员防守缺口，无可指之汛地，碍难查参。且杭州省城克复时，伪康王汪海洋、伪听王陈炳文两股十万之众，全数逸出，尚未纠参；此次逸出数百人，亦应暂缓参办。＂收复杭州本是左宗棠足以自恃的政治资本，此时曾国藩指出此战不过是太平军主动突围，顿时令左宗棠灰头土脸。左宗棠不得不再度上奏解释：＂臣战余杭，蒋益澧战杭州，屡次破垒获胜；臣奏两城贼势窘蹙，并未以贼数众多为言，每与交战，逆贼多不过一万数千而止。迭次奏报甚详，尤堪复按。曾国藩称：‘杭城克复，十万之众全数逸出。’所谓‘十万’‘全数’，果何据乎？两城之贼于二月二十三夜五更窜出，官军皆于黎明时入城；夫以片时之久，一门之狭，而谓贼众十万从此逸出，殆无是理！＂ 曾、左两人在奏折中互相揭短之时，李鸿章始终保持着作壁上观的姿态。毕竟鸟尽弓藏的阴影已经悄然笼罩在湘、淮、楚等地方团练武装的头顶上，与其高调争功、相互攻讦，不如考虑如何保全手中的军队和地盘。 早在即将攻陷天京时，河南巡抚张之万便于1864年7月13日率先奏上《裁勇练兵折》，建议整顿制兵以代替勇营。朝廷当即下旨，认为此议＂实为目前要务＂。攻下天京后，又有御史陈廷经等奏请＂妥善安置勇丁＂，或挑补兵额，或遣撤归农。朝廷随即于8月12日下旨，令各督抚＂妥慎办理，毋贻后日无穷之患＂。一时之间，镇江冯子材、扬州富明阿部防勇，以及驻扎淞沪之贵州勇、水师广勇等部纷纷遭裁撤。这股撤军的浪潮，俨然马上就要扩大开来。 作为湘军最高统帅的曾国藩，此时首先要考虑的自然是如何减轻朝廷对他的疑忌。裁撤自己一手打造的湘军虽然有切肤之痛，却势在必行。但另一方面，为了保全湘军集团的政治势力，应对下一阶段追讨太平军残部以及北方捻军等起义军，在裁撤湘军部队的同时，还必须保有一支足以信赖的军事力量。左宗棠的表现令曾国藩极为失望，而淮军在驰援天京战场中的让功之举，使他对李鸿章颇为信赖。在写给的李鸿章信中，曾国藩阐释心机：＂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良非无因。＂可见扶持淮军以逐步取代湘军的方案，已逐渐在曾国藩的脑中成型。 （上图）李鸿章 对于曾国藩所谓＂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的论调，李鸿章固然欢迎，但在湘、楚两军均遭大幅裁撤的情况下，李鸿章也不得不拿出实际行动来配合朝廷的统一部署。 按照李鸿章的方案，淮军将撤去一半或三分之一的兵力，保留精锐主力。李鸿章这样做，除了可以缓解遣撤时发还欠饷的实际困难，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以备海防＂的国防需要。 李鸿章坚持要保留一部分军队的意愿，与他带兵沪上后，与洋人打交道时愈发深刻地认识到列强的侵略意图和贪欲是密不可分的。早在同治二年秋，他就指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同治三年春，他又上书总理衙门，提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极力陈述中国欲自强，非从练兵制器、培养人才入手不可。及至＂平吴＂战事结束，他又发出对＂千古变局＂的呼吁：＂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沈胥耶？＂同治三年九月十一日，他在致总理衙门大臣薛焕的信里也说：＂惟朝廷为远大之计，仍须及时变易绿营旧制，酌留劲旅，厚给粮饷，精求火器，择置能将，使各国勿轻视之心，即当局有操纵之术。＂ 在这些议论里，李鸿章设想以湘淮、勇营为主体建立一支新型国防常备军的方案，比起曾家兄弟功成身退、尽撤湘军以轻疑谤的做法，无疑要高出一筹。因此＂裁湘留淮＂既是李鸿章凭着对时代潮流的领略和顺应，获得朝野上下认同的结果，也是他迎合恩师持盈保泰的心理，在恩师的主动支持下，争取到的一个较圆满的结局。这对淮军日后的发展并充当国防军，无疑是十分有利的。当然，在某种层面上，李鸿章可能也有取曾国藩而代之的小算盘，只是他或许并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得如此之快。 本文摘选自《中国明清时期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