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明朝朱元璋借丞相胡惟庸谋反且太子朱标逝后,便大肆剔除开国功臣,几乎杀戮怠净,并取消了中书省这一机构并不再设立丞相,与中书省一起取消的还有大都督府和御史台,这两是军事和监察的首脑机构。由他集所有权利于一身,直接统领六部,所有事物都要由他亲自定夺,便由此产生了一个超强的集权体制,但国家事物多如繁星,取消的这些机构本就是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的机构,而今只由皇帝一人处理,就算片刻不停,也是分身乏术,所以后来在洪武十五年设立了若干大学士来帮助他起草诏书商谈国事,这便是内阁的前身。没有了大都督府,便设立了中左右前后等五军都督府主管统兵且统辖各地卫所,五军都督直接向他负责,但若需调兵,却需经由兵部。而后设立督察院取代御史台,再建立锦衣卫来负责监察官员。整体上官员数量不多,政府不大,全国的官员当时也就两万四千余人,所以只要政府保持这个规模,每年的税额养活政府绰绰有余了。 但是洪武皇帝因出身于对经济较无知的环境,一路走来对斗争有着丰富的经验,对金融 财政 贸易等则不太懂,在统一之前便开始建立新的金融体系,最初效仿唐宋铸造铜钱进行流通,但因战乱铜矿开采陷入停滞,转而又让民间销毁铜器上缴用来铸币,又引起民间不满。后来又效仿元朝发行‘大明宝钞’纸币,但是此纸币无信用背书,虽然规定了与铜钱黄金白银的兑换比例,但是只能民间用这些去政府兑换纸币,却不允许民间用纸币在政府兑换真金白银,且以法令禁止民间使用金银,只能使用纸币和铜钱,因此纸币泛滥以致到宣宗英宗时代终于民间不顾禁令而以白银作为交易媒介,由此确立了银本位,反而使明朝有了稳定又长久的金融秩序。 财政方面明初规定了严格的户籍与土地清查制度,税赋严重依赖土地,因此政府收入也不具有大的扩张性,但战争,河政,官员俸禄等的支出却是有无限增长可能的,民间有限的人口土地资源便成了明政府取之不尽的赋税来源。 贸易方面开始闭关锁国,禁止中外普通贸易,只准外商以朝贡名义前来,而又给予进贡人过高的奖励,硬生生把自唐宋开始的能给国家带来大笔利润的贸易变成亏本买卖。 靖难之役后,明成祖迁都北京,又同时在南京留下一套领导班子,中央官员数量一下子扩大一倍,成祖一生北征蒙古,南攻安南,又派郑和七下西洋,财政逐渐吃紧,加之后世整个的官僚系统更加膨胀,到明宪宗时全国文武官员累计就有十多万人,除官员外,到隆庆末年,在籍的皇室宗亲更有八千多人,禄米更达近千万石,勋贵们除了俸禄外还有或受赏赐或兼并的大量田产,到这时,洪武皇帝按照小农思想建立起来的财政制度已难以运行,历代皇帝不断挣扎着,但又受制于祖宗制度,在明朝这样以孝治本处处因循祖制的王朝里无法变革,只能处处将就。就在这样沉疴丛生的背景下,满怀政治理想的张居正登场了,只一上任,便遇到了广西剿匪正需军费,潮白河修缮工程款紧缺的问题,国库无银,两京官员俸禄亦成一大问题,不得已两京官员胡椒苏木折俸,因明朝伊始便是低俸政策,俸禄又从来都是一部分现银另一部分折为实物发放,而此次,张居正刚上任便全部实物发放,这一下两京官员和皇亲贵胄们不得炸窝了,别有用心之人更不得趁此兴风作浪。高供遗党王希烈正可借此设计,贪财如命的李国丈不得满腹牢骚? 天下兴亡,重在吏治,朝廷盛衰,功在财政。 纲举目张,所谓"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 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迁就谓之善处"的颓风。重诏令,振纪纲,方能"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做到"法所当加,虽费近不宥,事在所枉,虽疏贱必申"。由此进一步强化君权,加强中央集权,增强内阁事权,由内阁通过六科、都察院控制六部,而各省抚按则听命于六部。最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都由内阁控制,使内阁成为改革的中枢,皇帝只用控制内阁,便控制了整个政府。 在朝堂,当无德之人满口子曰,无才之人窃居高位,鱼龙混杂,冗员充斥,治事贪 散 懈,或吟风弄月或道德文章或蝇营狗苟,整饬吏治便是首要之急,若不把干事之循吏任用在关键职位则后续一切改革措施则难实行,当时冗员泛滥,这是吏治腐败的产物,同时又刺激着吏治更加腐败,裁汰是必要的,而终张居正任首辅的十年,裁汰冗员是持续在进行的。况且此时整个进行机构调整,罢免贪官污吏和阻止改革的官员是后续改革能够顺利进行的必要保证。 下一步,对官员省议论,核名实,推行"考成法","器必试而后知利钝,马必驾而后知优劣",遏制办事拖沓,公文繁多而无实效的严重官僚作风,大力提高行政效率,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不披靡" 此时皇帝幼龄,李太后听政,张居正既为首辅,又为帝师,进贤用能,消除朋党政治,拔擢慷慨任事之能臣,清巨室而利庶民,才是改革之重,为此便相继起用在东南抗倭立大功的谭纶、戚继光、王祟古、方逢时、李成梁等,主持蓟镇、宣府、大同、山西和辽东边务,任用著名治河家,潘季驯主持治理黄河,解决黄河之患;任王国光为户部尚书理国家府库,使金学曾为政令推行的前锋干臣...... 朝廷捉襟见肘,各省夏赋还未解银入京,九边近六十万将士需衣甲换季,江淮几处治理工程,广西四川剿匪,皇上经筵等都等着大把银子,在主要依靠土地人口辅以工商税收的明朝,定然是税收不足的问题,且历年税收多有欠缺,而原因所在,一是漏收少收,二是地方克扣以假账蒙骗朝廷,三是明朝开国以来禁绝边境茶 马 盐的贸易更是利润颇丰,导致有不少人铤而走险去走私,巧取豪夺,一夜暴富后回头再拿钱来买通官服,官商勾结,牟取暴利,几成风气,而这一部分也是没税收的。因当时税赋均为地方代收,而要有效征收,就需改为由户部直接任命各大税关的征税御史,此一改,地方州府便少了一块肥肉,推行难度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大明自开国,已历十二帝,每个皇帝都曾对皇亲国戚近侍功臣赏赐肥沃土地,称为子粒田,而这子粒田是不用缴税的,皇上赏赐田地,其实就是赏的民脂民膏,天下土地财富额有定数,此处赏的多了,彼处就会减少,如今这天下的财富,上不在朝廷,下不在百姓,都让一些豪强权势大户占去了。若仅从宗亲的子粒田中每亩抽取三分税银,朝廷一年就能多出一百二十多万两银子,便可相当于蓟辽总督麾下十万将士一年的开支,若是全国子粒田都依此办理,那能解决的问题不知得有几个十万了。但此让这些宗亲勋贵出血的事岂能不招至一片怨恨,尤以贪鄙的驸马都尉许从成为主的宗亲们恨不得个个活吞了张首辅,京城中的戚畹大户纷纷奔走串联,往国丈府游说,幸以开明的李太后允准且以身作则先从自己慈宁宫的子粒田率先征收,此事才得以推行。紧接着一份《请裁抑外戚疏》更进一步将宗亲贵胄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新政似乎在一步步有条不紊的推进者,转眼隆冬便至,京城的北风一阵紧过一阵,刮面似刀,一连几天的暴风雪使大片世界银装素裹,古北口长城上的守备士兵就更难过了,那风更是能推墙墙倒推山山裂,守卫士兵的棉箭衣都被北风撕裂了,一夜过去,竟有十九名士兵被冻死,原因竟是这棉衣的棉布似网棉如芦花,霉迹斑斑,戚继光大帅连夜入京御前申状,一番究查,此棉生意衣竟是国丈李伟做的,这一申状,正可以对宗亲们杀鸡儆猴,同时又进一步和皇亲贵胄们交恶,面上最不好看的当然是小皇帝和李太后,最终,以替死鬼身死李国丈只是庭前听受训诫落幕,不过,这也使皇亲们受以压制。但十九名守国门的将士性命,真个不如宗亲面子重要?这些有权有势而又贪鄙不堪的人多了,国本不可能不动摇。 从万历二年开始,整顿财政一直是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的主要内容,从子粒田征税到万历四年开始的驰驿制度的改革,都使朝廷得到了实惠,在一系列治理下,不但吏治逐渐清明,国家财政也彻底摆脱了困境,张居正也成了大明开国以来最有权势的首辅。 然而对于税赋改革,子粒田抽税也只是开始 一来因为明朝中后期朝廷行政效率的低下,征税的田亩数额还是遵循着几代以前,如某一丁门小户之家,在几代之前有着十亩地,那就按十亩的田赋缴纳,可是后来因为天灾人祸的变故,实际可耕种的只有五亩了,但赋税缴纳还是按十亩,灾害频仍时,一年收成还不够纳税,故此朝廷征税不全,且天下流民众多;二来龙子凤孙贵胄勋戚遍布,这些人的田亩又不用缴税,故此可以大肆兼并土地,而子粒田也只是其田产中的极少部分;三来一些民众为了逃避朝廷的重赋及各种苛捐杂税,会自愿把田地交给这些勋贵,农户变成无田户,一经核实后就不用交税,而这些勋贵变成了民义上的田主,农户只用给他交比朝廷少的薄税便可,这些勋贵也是各地官员们惹不起的存在。故此从根本上来说,赋税不足其实因为天下人丁与田亩不清,也因此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而要化解这种矛盾,那就需要"清田",丈量天下土地,梳理税源,可理小民而监控巨室,此是对整个地主阶级的一个打击,这也为张居正死后整个地主阶级反扑清算致使其身后抄家险有灭门之灾埋下了伏笔。 清田既毕,税源理清,所测量结果竟比政府此前已有记录多出了2亿多亩,有此基础,下一步就是重新制定税收标准及方式了,称其为"一条鞭法",在一条鞭法未实行之前,历代王朝采取的是赋税、徭役分开的制度,最典型的莫过于唐朝的租庸调制度。赋税根据田亩多少进行交纳,并且是该地区产什么便缴纳什么,而缴纳之物的好坏优劣以及折价均由征收的官员自己评判;而徭役由家庭中男丁的多少进行征集。除此以外还有很多杂乱的征税项目,比如说"方物,土贡"。这样很容易加重农民负担,同时也增加政府工作负担,也让腐败更有可乘之机。 简单来说,"一条鞭法"实行之后,首先在徭役上,过去都是按户丁摊派,是必须去的,现在将徭役与田亩户丁结合起来纳税,将原本必须每户所应的劳役改为由政府雇人进行。 二是将之前的夏税,秋粮以及其他杂税核编为一条,由政府统一征收。 三是无论税粮,差役现在一律改为直接征银。 随着一条鞭法的实行,社会的阶级矛盾逐渐得到了缓和,经济也得到了一定发展,农民的负担也有所减轻,也使得农民对集权政府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 而终张居正任首辅的十年,其也可说是历代宰辅中威权最盛的,一方面是明朝的政治体制所导致,再就是其深得明朝当家李太后的信任和支持,而其终其一生也是衷心耿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其对于当时时代的贡献也是无人能及,在勋贵宗亲,官绅地主的土地兼并之风日益剧烈,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剧烈的时代,张居正有效的对这种矛盾进行了缓解,使空空的国库日益充盈,使大批可能沦为游民或土匪的农民能安居乐业,也同时刺激了私营经济的发展。在河政上,使年年泛滥的黄患有效治理,大益民生。在官员俸禄上,后期也大幅提高金银比例,相当于是涨薪。在开放和加强边境贸易的过程中,也使民族矛盾有所缓解。在军事上巩固了北部边疆,巩固长城,这使得明末袁崇焕等一批名将能够凭借长城抵御后金的进犯。而满清直到明王朝的最后几年才通过绕道首次突破长城,进犯北京。其对于吏治的整饬,更是一改之前刘瑾乱政及严嵩当政的数年病态疲态。这一系列动作成功的为明王朝续命几十年。 历代改革家往往都落得身死或名裂的结果,张居正也不例外,因为其改革首先触及到的就是宗亲勋贵和地主阶级的力量,而这股力量的支撑其实就是高高在上的朱家天子,自朱元璋之后对于宗亲犯罪行为的处理就不断在松懈和让步中,导致法令形同虚设,这些拥有特权的蛀国白蚁越长越肥,也越来越自私,越来越凌驾于法令之上,也越来越护食和没有底线。而在任何朝代,古今概莫能外,当越来越多的特权群体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时,国将不国。所以张居正的改革也可以说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但也只能如此改革,只能依附于皇权进行,所以在身死之后改革措施也在特权群体的摧残下渐渐被废弛。 除了得罪于权贵地主阶级之外,其在改革过程中也得罪于读书人,当其父死,在回乡丁忧守制与夺情之间,使道德文章家门的矛头纷纷对准了他,这些个卫道者们一个接一个的跳了出来,因为夺情一事挑战了儒生们敬天法祖的价值观,在那个将一切的技术问题或是政治问题都可以转换为道德问题的时代,父死不三年守制,哪怕再利益天下也要被视为楚狂人或是大奸大恶之徒,这些个好表名节亮风骨的清流腐儒们没有铁肩担道义的任事气概,没有真正为民请命利益家国的概念,平时除了金玉锦绣的文章没有什么他们崭露头角的机会,此时正是他们跳将出来扬名立万的时候,而历史往往由这群人写就或编造,手里的笔杆子比背后的暗箭更危险,满口道义用来作斗争的时候面目比任何时候都狰狞。灵魂的丑陋本没有什么丢人,但丑态蒙着道德的皮,这就令人作呕。 由此,这群平时清高到就是用清水洗脸都怕水脏了脸的道德家们,开始弯着腰去和吃人的勋贵们合流,最后,此事在李太后的支持下小皇帝以杖责吴中行 艾穆 邹元标等并流配三千里的铁腕手段下收尾。 再到后来张居正禁全国私设书院禁民间讲学中,更使自己到了千夫所指的境地,原因是明朝的讲学之风是历来最盛,但其所讲或所谈论,尽皆是以四书五经的道德来评论时政政策,没有多少立志于学或利益民生之真学问,知识仅成了形而上,圣贤书也只是成了道德外衣。对明朝后期的衰弱与灭亡也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东林党们深深证实了这一点。 身死而政废家殁,似乎这也是一种必然,在宋朝从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而以此观点著述五经,再到朱元璋将被阉割过的四书五经作为科考之依据时,便给后来历史的封闭,落后,屈辱埋下了伏笔。 一场大改革,十年裱糊匠。看似最后是败于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中,实则是落于封建体制的禁锢中。成也因皇权,败也因皇权,成长于被张居正教导和压制下的万历皇帝,不得趁机彰显皇权,摆脱张居正的阴影,正好落得个顺水推舟。但这却实也不是个多么合格的皇帝,因人而废政,论叛逆不如祖上正德皇帝,论帝王之术更不及其皇祖嘉靖皇帝,一场立太子之争和朝臣抗议几十年,最后也未能如愿。 历史没有相同的细节,但过程却总是重复的相似,王朝更迭,战争 建国 封赏 特权阶级出 地主阶级膨胀 失衡 起义,又再下一个王朝。直到蒋介石败走,地主阶级对政权的威胁才在历史的政治舞台上谢幕,当只为维护少数群体的利益而不择手段致法令于不顾的时候,失败是必然的。现在看来,当时的一句"打土豪,分田地"是多么简单的号召,又是多么伟大的创举,从"君权神授"到"治权民授",从愚民以弱民到唤醒人民十四亿,由"小农经济"到"商业经济",资源的核心不同了,金融经济政治更加融合的紧密了,对于政府的权威与民主,法制的健全与公平更是面临重重考验。但相信,在我党的带领下,人民的力量必将大放光芒,人民的力量空前的团结,人民的信仰愈加的坚定,对党和政府的拥护和爱戴愈加的浓烈。我们在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我们 终将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