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役法与司马牛

　　王明政
　　免役法的出台，宋神宗、王安石是极为慎重的。早在熙宁元年六月，宋神宗就说：＂州县差役仍重，劳逸不均，喜为浮冗之名，不急之务，以夺其时，而害其财故也。愁痛亡聊之声上干和气，深可伤悯！其令逐路转运使，遍牒辖下州军，如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宽减者，实封条析以闻。＂动员臣民自下而上献计献策，解决这一难题。
　　熙 宁 二 年 ( 1069 年) , 制置三司条例司起草了 一个 ＂计产定赋, 募民代役＂ 的草案, 又派若干官员携带草案到各州县征求意见。 然后, 任命吕惠卿主持起草役法条例, 并准备在一、 二州内试行。
　　熙宁三年，王安石又派林旦、曾布相继典主其事。熙宁四年，宋神宗先试着取消许州衙前管理公使库差役，＂由军校主之，后行于诸路，人皆便之。＂这还不算， 在这个基础上, 宋神宗、王安石又责成判司农寺邓绾、 曾布正式拿出了一个针对开封府的免役法方案,方案规定:＂乡户自四等、 坊户自六等以下勿输＂其余人户均须 ＂岁以夏秋随等输钱＂ 国家拿到这些钱后, 用钱募 ＂三等以上税户代役＂根据差役的轻重予以报酬。 ＂揭示一月, 民无异词＂后， 才成为正式文件。
　　酝酿试验了四年之久，直到熙宁四年十月一日才颁布实施免役法。免役法让原来不交钱的官户、寺庙、道观，都要缴钱，取缔了他们的特权，＂举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释天下之农，归于畎亩。＂体现了公平原则。这样稳妥、公平法规的出台，能是愤青所为吗？
　　关于助役钱的征收和使用情况，熙宁九年有统计可查，＂是岁，诸路上司农寺岁收免役钱一千四十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三贯、石、匹、两：金银钱斛匹帛一千四十一万四千三百五十二贯、石、匹、两，丝绵二百一两；支金银钱斛六百四十八万七千六百八十八两、贯、石、匹；应在银钱斛匹帛二百六十九万三千二十贯、匹、石、两，现在八十七万九千二百六十七贯、石、匹、两。＂
　　助役钱摊算到熙宁八年（因熙宁九年人口统计无记载）全国人头上，当年计丁二千三百八十万七千一百六十五口，折合人口一亿二千万，人均年负担87文，国家计划免役钱之外年征收宽剩钱二百六十九万三千二十贯、匹、石、两，而实际一年只收了八十七万九千二百六十七贯、石、匹、两。人均年负担不到7文。总计人均一年负担94文，不足一个劳力一天的工资（当时治河的民夫一天所得为米三升，铜钱100文）。
　　百姓花很少的钱却解除了百姓破产赔偿、家破人亡之苦，又解决了差役人员薪资及免役法其他支出。而士大夫之所以拼命反对免役法，不仅仅是因为要他们交点钱，而且让他们丧失了原有的优越感。
　　免役法毕竟利国利民，长期试行之后，连很多原来反对官员都改变了看法。元丰年间，苏轼在黄州自我反省，曾给一起反对新法的滕达道（初名甫,字元发,后以字名。改字达道,）写过一封信：＂……盖谓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 至有同异之论，虽此心耽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 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 益觉疏矣。……＂
　　元祐更化，司马光废除一切新法时，就连一贯反对新法的苏轼、范纯仁都觉得青苗法、免役法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不可轻率言废，为此，这一天，苏轼对司马光说：＂下官欲面见相国进一言的原因，是因为我辈在新法之初，辄守偏见， 以至提出不少异论，虽此心耽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 很少有符合情理的，现在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想以往之所执， 益觉疏失了。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
　　司马光很不高兴：＂看来子瞻对当年抨击新法，颇有悔意，你倒是说说，介甫有哪条新法不是害民的？＂
　　苏轼立即说：＂差役法行于祖宗之世，多有弊端，编户充役，不谙公事，胥吏穷凶极恶，多使之破产，贫苦之民长年不得休息。免役法使民按户的高下出钱，而无执役之苦，施行免役法十六七年后，光免役宽剩钱一项就积累了三千余万贯石，相公只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全部恢复差役法，子瞻独独以为不可。＂
　　司马光勃然变色，丢下一句：＂你以后不要再和我谈免役法！＂说罢抬脚便走。苏轼跟在他后面，一直来到政事堂，边走边劝：＂王安石固然有许多不对，我们也不应该不问青红皂白，一概因人废法。＂司马光吼起来：＂吾意已决，不得多言，你不要跟着我！＂
　　苏轼停下脚步，盯着司马光远去的背影，大声喊道：＂司马牛！真是司马牛！你不要忘了，你当年就向先皇献过花钱雇衙前的办法，怎么现在就不认账了，你的拗脾气比当年的拗相公有过之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