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说皇帝的 "内库" 。《庆余年》中把内库说到了笑。 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内库指的是皇帝贮存私财的仓库,它的全称很多,有大盈内库、内藏库、内承运库等名目,内库是一种统称。与内库对应的概念是国库,也就是贮存国家财富的地方。有人如此称赞这种制度设计: "(宫廷必须)量入而出,不能去抢朝廷的钱,朝廷的钱是统治国家、管理国家用的,分得非常清楚。当宫里没钱的时候,实在没办法了,可以去找朝廷借点……" 但真实情况绝非如此理想。一是,历朝历代皇帝的"私房钱",都是来源众多且数额巨大;朝廷与宫廷的账目也很难"分得非常清楚"。皇帝花户部的钱办自己的事,比如盖个房子,这如何算?比如嘉靖皇帝。 二是,皇帝花钱缺乏制约,经常入不敷出,需要由国库补足差额;在有些朝代,皇帝往内库捞取私房钱的力度极大,又导致国库枯竭时必须求助于内库。有些皇帝全天下是自己的还不满足,还卖官再敛财。比如汉灵帝。 一、皇帝的生财之道 早在先秦时期,周王便已掌握有专供享乐的私财;到了汉代,又有"少府"专门主管皇室的私产。从唐宋到明清,内库的规模一直在不断扩大。 内库财物的由来历代不同。其中 最直接也最常见的,是地方官员的进贡 。比如,汉灵帝即位后: "多蓄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国贡献,先输中府。" 所谓中府,就是内库之一。汉灵帝让地方官员直接向自己进贡的奥妙在于,官员们置办贡品耗费的是地方财政,贡品到了汉灵帝手里,却变成了皇帝的私产。这一手转化,实可谓敛财有道。 唐代也是如此,税赋纳入国库,而"贡献宜归乎天子,以奉私求"——节度使、刺史等地方官员进贡的财物,归皇帝私人支配。到了唐代中后期,地方官员又发明了"日进"、"月进"等名目——他们在国家正税外,开征各种杂税,然后将所得的十分之二、三进贡给皇帝,剩余部分全部收入私囊。唐宪宗后来发动削藩战争,依仗的便是各地进贡到内库的财物。 宋代将"上供"绢帛定额化,要求各地每年均须按规定额度向内库上交财物。地方官员为按时"上供",常巧立名目盘剥百姓,以至朱熹感叹说,"此民力之所以大穷也"。也可能是潜规则的宋代时的表现,并不只是吴思所说明清时才有。 朱熹对"州县岁入多作上供"的批评 皇帝内库的第二项收入与土地有关,主要手段是 通过侵占土地设立皇庄,来收取地租。 汉代皇帝的名下,有大片的园林与沼泽。百姓在其中耕田、打猎、打渔、砍柴等,均需缴纳"假税",意即租借土地的税。这些"假税"收入全归内库,由少府管理。 皇庄这个名称出现于明代,意思是皇帝私有的土地。明孝宗时期,皇庄面积有120万多亩,按照"亩征三分银输内库"计,内库一年至少可从皇庄获利二三十万两白银。清代的皇庄,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地区,乾隆年间皇庄总面积达185.9万亩,年收入在白银15万两左右。到了宣统年间,内务府每年仍能从皇庄获利约10万两。 清代内务府广储司铜印,引自《文献丛编》1934年第21期 内库的第三项大宗收入,是 国家正税以外的税费 。具体包括工商税、新铸钱币、卖官鬻爵、签发度牒、金花银等名目。 工商税的情况历代不同,以明代"矿监税使"的盘剥力度为最大,实际上相当于在正规赋税征收系统之外,又另造了一套征税系统。其中"矿税"一项,仅自万历二十五年到三十三年,征入内库就有约白银300万两。"矿监税使"是晚明一大弊政,无数家庭因之破产。有考证说,明朝税率低,皇帝只好额外征税。 "金花银"是明代内库的一项特别收入。它的本意,是将那些"不通舟楫"省份的田赋折算成银两征收,金花银便指足色有金花的上好银两。这笔钱名义上看着属于国家正规税赋,其实绝大部分入了内库。明英宗时代,"金花银"一年可收白银100万两,其中约90万两成了内库存银;明神宗时,"金花银"每年的定额增加至120万两,也是几乎全部进入了内库。 明代金花银银锭,引自上海博物馆官网 清代皇帝的内库中,还包括了数额巨大的"盐课"收入。两淮盐政在乾隆三十五年,向内务府纳银50万两。张家口、山海关等地关税盈余直接上交内务府,其中崇文门一地,在嘉庆五年便向内务府造办处上交了税银3万余两。清代内务府还有一项独特收入,叫做"人参变价"。即将宫中多余的人参(当时东北人参采挖由皇室垄断,所得人参全部送入宫中)拿到市场上出售。鼎盛时期,内务府每年可从人参获利数十万两。 此外,官员缴纳的罚金、官员被查抄的家产等,许多时候也是直接进入内库。严嵩被抄家时,查出黄金3万余两、白银300余万两,便是半数充作军饷,半数归入内库。 严嵩像,引自《梅成栋题历代功臣像册》 二、皇帝们究竟有多少钱? 为了保护自己的私产,皇帝们制定了许多政策。 北宋由三司使主管全国财政,但三司使不能干涉内库。宋真宗还规定:"内藏库专副以下,不得将库管钱帛数,供报及于外传说,违者处斩。"意思是,内库官员若泄露库中财物数额,将被处死刑。有了这样严酷的保密制度,内库"储积盈缩,则有司莫得详也",外界谁也不知道皇帝究竟有多少私产。 宋室南渡后,为优先确保内库收入,宋孝宗(宋高宗之后的皇帝)还曾下令:"诸路转运司行下诸州军,自今起发纲运如未敷内库正额,不许先纳宽剩。"意思是,地方政府必须先交足"上供",然后才能去缴纳国家正税中的"免役宽剩钱"。 明清两代的户部,同样无法干涉内库。但明代皇帝觉得财用不足时,却常常自国库中搬取银两。以明神宗为例,万历八年为皇太后祝寿,从国库支银15万两;万历九年,为赏赐宫人,再从国库拿走20万两;万历十年,又要求国库拨出30万两。 此类记录在《明神宗实录》中非常之多。其直接后果,便是国库日趋枯竭,军费无以为继。 明代国库"太仓库"亏空情况(见刘颖《明代内承运库试探》) 清代前期,内务府常向户部申请拨款。到了雍正及乾隆早期,户部每年仍要给内务府拨白银20~100万两,称为"库储内府备用银两"。晚清的情况也是如此,内务府的盐课、关税等收入,因受战乱影响而锐减,但宫廷已经扩张的开支又很难收缩,于是便常常不得不找户部借拨款项。户部当时财力也很匮乏,无奈皇帝与太后总是站在内务府一边,户部无法违抗旨意,只好一再向内务府拨款。 自咸丰七年至同治十一年,户部拨给内务府的白银,高达1150余万两 。到了同治末期,户部的存银一度仅剩2万余两。 几乎所有的皇帝,都天然有着扩张内库的本能。与内库规模急剧扩张相伴而来的,则是国库的萎缩与空虚。一旦遇上大的变故,便需要皇帝自内库中拿出钱来。如汉灵帝虽然贪财,打黄巾军,也拿出了"私房钱"。唐宪宗要发动削藩战争,国库无力支持,也只能大量使用内库中聚敛的财物。宋代也是一样,自宋真宗时起,内库每年要拨60万缗给三司,作为日常经费;三司每年还要向内库借出约300万缗。内库对三司的援助,名义上是"借",实际大都不必也无力偿还。 宋神宗时,内库向各政府机构借款情况(董春林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整理) 大多数皇帝内库财富的数据已不可考。好在,台湾历史学者赖惠敏的《乾隆皇帝的荷包》一书,以翔实的史料,还原了一位皇帝"苦心经营"数十年后,他的私人财富可以达到怎样的规模。该书的结论是: "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他私人的三座银库:广储司银库、圆明园银库、养心殿造办处银库,获得 四十余万两黄金;八千万两以上的白银;数百万斤的铜、铁、锡、铅,以及无数的绸缎、珊瑚、珠宝等 。 八千万两白银大约是乾隆时期国家两年的赋税收入,皇帝个人的收入即占全国税收的3% ,是十八世纪欧洲各国皇室难以匹敌的。"⑪ 换句话说,乾隆皇帝大概是他所处时代的世界首富。显然和珅不是首富,即使是,也只是保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