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年间，李绂的仕途为何屡遭坎坷？

　　李绂是清代著名的理学家，主张＂陆王心学＂，学术甚优，但是仕途却屡经坎坷，起伏骤然，尤其是在雍正朝。
　　第一次仕途危机
　　康熙六十年（1721年），李绂在会试中任副考官，其爱才好士，取士不弥缝考生试卷。考官看人录用，主观意识就占很大权重，这是不符合当时规定的，于是被御史参劾革职，戴罪发往永定河。雍正元年（1723年），李绂的仕途得到了转机，被特旨给还原职，并署吏部右侍郎。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康熙晚年的储位之争中，礼部侍郎、后任四川巡抚的蔡咬向胤禛的大力举荐，称＂李绂人品操守，为满汉中少有＂，这给雍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雍正即位后，即将李绂以戴罪之身从永定河工地上擢升重用，并于两年以后出任广西巡抚，一跃成为封疆大吏；仅隔一年有余，又被拔擢为直隶总督，大有青云直上之势。然而又仅过了两年，这位雍正朝的新贵却是另一番从政命运。
　　雍正为人性格刚毅，有综合治理政务的能力又怀有较高的政治抱负，他对朋党争斗非常敏感，因此，雍正继位后特别注意利用各种政治力量打击朋党、整肃吏治。几起整饬朋党的大案，几乎都牵涉到了李绂。
　　李绂与年羹尧案
　　李绂在雍正元年被起用为吏部右侍郎，时值吏部议叙捐造营房一事，第一名就是年羹尧之子年富，吏部有人要比照军前效力的标准从优议叙，李绂却认为有违成例，不肯同意。这次冒犯使得年羹尧对李绂怨恨在心。
　　雍正元年，李绂奉旨截留湖南等地的漕粮并于天津收贮。在按常例估变米价之后，盈余五千两银子。后李绂赴广西任巡抚时，因事属直隶管辖，就写了一道奏折送给当时的直隶巡抚李维钧，邀他联名上奏，报告这批款项的去向。年羹尧却指使李维钧隐瞒，自己亲自在雍正面前诬告李绂把这笔钱贪为己有，欲置李绂于死地。
　　李绂就斥责年羹尧＂阴谋叵测，狂妄多端，谬借阃外之权，以窃九重之威福＂＂大逆不法，法所难宽＂，要求诛戮年羹尧。
　　李绂虽然不肯趋附年羹尧、处处站在年党的对立面，但因维护皇权，为雍正所喜，雍正对李绂说，＂汝乃为朕所特用之人＂，称赞＂诚然不党者李绂也＂，在年党对其倾轧时，雍正不仅加以保护还不断地加封重用，当年即擢升李绂为直隶总督。
　　李绂与科甲朋党案
　　＂科甲朋党案＂是雍正整饬朋党的又一桩大案，而对＂科甲朋党＂的整饬又始于李绂与河南巡抚田文镜的互相参劾。
　　雍正四年（1726年），从广西赴直隶总督任的李绂道经河南。当时河南风传巡抚田文镜为政严苛，自己出身监生而不容科甲士人。向来以好士闻名的李绂当面指责田文镜＂有心蹂践读书人＂，在雍正前参了田文镜一本，＂贤否倒置＂＂负国殃民＂。
　　雍正将李绂的奏折裁去头尾发给田文镜要其复奏。田文镜将奏折中对自己的指责一一辩解后，又不失时机地提醒雍正＂屡颁特旨解散朋党，而此等瞻顾同年，徇私捏奏即为私党＂，对雍正来讲，正中下怀，雍正决定以＂田、李互参案＂为开端，展开一系列整饬科甲朋党的政治运动。
　　雍正派钦差到河南审理田、李所争的黄振国一案。经查，黄振国并没有被田文镜害死狱中，这样李绂就有做伪证的嫌疑；田文镜属下、上蔡县令张球确属贪婪不法。这样看来，田、李双方均有过失，然而雍正对田文镜不加深责，对李绂则以＂喋喋之辞，而见轻于朕＂为由严加申饬。这一结果显然无法为当时大多数士人所接受， 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劾奏田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十罪＂，雍正一见即认为有朋党倾轧之嫌，先李绂密奏，又谢济世陈奏，认为这是＂公然结为大党，扰乱国政，颠倒是非＂，雍正＂疑咬使绂入告，不纳，又唆济世露章论劾＂，李绂因此被调离直隶总督。
　　在＂田、李互参案＂中，李绂攻击田文镜，的确有因同年之谊而有意偏袒黄振国、张玢、邵言纶等人的因素，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李绂与谢济世、蔡咬等人结成朋党。但是当雍正想要达到警诫科甲士人并挑中他们做靶子的时候，他们本身是否结党已经不重要了。
　　自此以后，李绂逐渐不再为雍正帝所信任，雍正对其屡加贬斥，于是众大臣中也有人出来以李绂＂举士不当＂为由弹劾，随后，议政大臣议定李绂二十一宗罪，按律当斩。然而，雍正却格外宽免，令其在八旗志书馆效力行走。乾隆继位以后，李绂历任光禄寺卿、江南乡试正考官等职，在仕途上可以说已经没有太大作为。
　　结语
　　从本质上来讲，李绂是一个典型的文人，胸怀安邦济世的雄心，苦读圣贤经典，希望能够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上报圣心，下安黎庶＂，然而，其学问虽然得以精进，仕途却未得心应手。
　　雍正性格聪敏刚毅又猜忌刻薄，＂欲以一人治天下＂，继位后不断加强集权，尤其善于利用打击朋党来整饬吏治，以保证政令的推行。雍正帝振刷吏治、打击朋党非常讲究策略，他既利用各种手段打击、孤立政敌，也善于利用对典型人物的巧妙处理，来警示官员群体，使得人人知畏，从而严格按照他所设定的为官标准行政。在整饬年羹尧势力时，由于李绂等人不肯附逆年羹尧，雍正就对他们大力提拔，外放为地方督抚，授以实权；在整饬科甲朋党时，注意拣选像李绂这样在士人中威信甚高的科甲渠魁加以整饬，也就戒绝了士人中的请托容庇、结党援营的习气。
　　仔细分析李绂的学养性格和信仰追求，其人虽文名甚著，但也瞻顾因循、迂腐疏阔，这就决定了他在雍正整肃吏治中必然多多犯忌，结局也无疑成为雍正整饬朋党的工具。所谓工具，也并不在于针对李绂本人，例如，在科甲朋党案后，朝廷议论李绂的二十一项大罪时，雍正以其＂悔过认罪、学问尚好＂为由加以宽免；同样，对李绂的处置并不是针对其本人，只不过是杀鸡儆猴，借助李绂来实现其政治目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