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不仅巨款资助毛泽东闹革命，还曾力促他与杨开慧的婚事

　　章士钊
　　章士钊与毛泽东同为湖南人，两者年龄相差12岁，一位是资产阶级的旧文人，一位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半个多世纪的交往中，两人建立起了至深友谊和感情，为人们留下了传颂的佳话。
　　力促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婚事。
　　章士钊是湖南籍文化教育界的名人，是毛泽东恩师杨昌济的挚友。1917年11月，章士钊受蔡元培之邀前来北京大学文科院担任教授，主讲逻辑学。他来后不久，就力推杨昌济担任北大伦理学教授，两家成为世交。
　　杨昌济一家到北京后，正赶上北洋政府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杨昌济即将这一消息告诉了他的两位最得意的学生毛泽东和蔡和森。毛、蔡立即行动，组织湖南学生来到北京，进行出国前的语言、西俗以及相关技能的培训。
　　毛泽东早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已闻章士钊大名，并特别喜欢读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而章士钊也早在一些同乡和朋友处听说过毛泽东的种种事迹，对青年毛泽东甚为赞许，只是没有机会认识毛泽东。
　　毛泽东
　　1918年8月毛泽东到达北京后，开始住在杨昌济家中，后在杨昌济的介绍下，到北大图书馆李大钊手下做图书管理员。毛泽东一边在图书馆工作，一边旁听学校老师的课程，有时也听章士钊的课。章士钊非常关注着湖南来的这个小老乡，常常见到这个坐在后面、高出其他学生半头的学生，长长的头发朝脑后梳着，露出了宽宽的额头，天庭饱满，意气风发。毛泽东听课全神贯注，很少记笔记，偶尔记上几笔，也是落落大方，有时提问问题十分独到和深刻，也让这位年少成名的章士钊十分欣赏，认为此子定能主宰纲常，前途无量。
　　一天，章士钊到杨昌济家做客，恰好杨开慧为他沏茶。章士钊随口就问杨昌济：＂令爱是否已经许配人家？＂正为女儿婚事犹豫的杨昌济没有隐瞒老友，如实回答道：＂我有一位叫毛泽东的学生，与开慧很是亲密，他们有说不完的话，互相都有好感，开慧很喜欢他。我的这位学生，学识、人品都很不错，有远大志向。可就是年龄比开慧大八岁，她妈妈有点犹豫。＂
　　章士钊听后，不假思索地说：＂杨先生，你们不要犹豫了，我看毛泽东不是一个一般的学生，他有常人不一般的远见卓识，以后必定为国家之栋梁。＂章士钊的劝说打消了杨昌济夫妇的疑虑，听从了章士钊的意见，同意了这桩婚事。这桩婚事，也由此开启了章士钊与毛泽东两人半个多世纪的亦师亦友情。
　　巨款资助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
　　1919年，章士钊离开了北京大学，前往南方担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次年他作为南方代表在上海参加南北和平会谈，并因工作需要在此长期滞留。
　　1920年5月，毛泽东带着杨昌济的信函前来拜访他。
　　毛泽东作为湖南新民学会的负责人、本籍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近两年来一直为勤工俭学事宜在长沙、北京、上海等地奔波，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尽可能多地送出留学生。由于每个学生的留学费用比较高，有的学生家庭困难无力承担，毛泽东已经想了很多办法，四处筹措费用。这一年，毛泽东再次经北京来到上海，为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向警予、萧三等人送行。从北京前来上海之前，毛泽东和蔡和森前往医院看望重病之中的恩师杨昌济。临离开时，杨昌济在病床上专门书信一封，交待他们如果有困难可带信直接找章士钊。信中称：＂吾郑重语君：毛、蔡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须先重二子。二子当代英才，望善视之！＂
　　杨昌济
　　毛泽东到达上海后，在为赴法人员继续筹措经费、安排各项善后的同时，又去拜会了陈独秀，陈独秀委托毛泽东在湖南建立党的早期组织。
　　赴法人员需要经费，创立党的组织同样需要经费，为难之中，毛泽东想到了章士钊。有恩师的举荐，毛泽东便鼓起勇气，登门拜见，请求帮助。时刻关注家乡动态的章士钊得悉后，当即发动上海社会各界进步人士捐款，并将筹集到的2万银圆悉数交给毛泽东。这笔钱在当时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可谓巨款，解了毛泽东的燃眉之急。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这笔钱派上了大用场，一部分用于资助赴法学生，一部分他带回湖南闹革命去了。
　　重庆谈判时劝告毛泽东＂走为上计＂。
　　抗日战争期间，章士钊在重庆陪都国民政府中任职，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了国家的和平大计，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在重庆期间，章士钊非常担心毛泽东等中共一行人的安全，两人相见时，毛泽东咨询章士钊对形势的看法，章士钊认为蒋介石无和谈诚意，重庆之地不可久留。在众人面前章士钊又不好对毛泽东直言，于是章士钊在手心上写了一＂走＂字，示意毛泽东，然后凑到毛泽东耳边小声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短短几个字，体现了章士钊对形势的看法，也体现了对毛泽东安危的担心，使毛泽东深为感动。
　　文革期间提醒毛泽东要团结。
　　1966年，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运动中，章士钊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切关照，没有受到大的冲击。但是当他看到红卫兵要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时，章士钊认为，这样的搞法很不妥当，会把国家搞乱的。于是他不顾个人安危，坦率直言，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并希望党中央的领导要团结，有错误，可以批评，不要一下子把他打倒。
　　毛泽东接到章士钊的信后，立即回信表示：＂为大局计，彼此同心，个别人的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
　　当然章士钊并不了解党内的斗争情况，更不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在那种非常的情况下，虽然毛泽东并没有听从章士钊的劝告，但也没有将其打成反革命，就算对他是客气的了。
　　毛泽东亲为章老校对《柳文指要》。
　　《柳文指要》是章士钊晚年撰写的一部大作，全书分上下两部，近一百万字。章士钊从1960年开始着手撰写《柳文指要》，他几乎把自己全部精力投入到这部作品中，到1965年，完成了全书初稿。对柳宗元文集的研究，在这之前，虽然也曾有人发表过文章，但像章士钊这样系统地、全面地研究柳宗元文集的专著还是第一次。所以，毛泽东得知《柳文指要》初稿写出后，就让徐秘书与章老商量，提出能不能把书稿先送他一读。
　　先＂送毛泽东阅示＂，这是章老的心底愿望。所以，徐秘书一提出此事，章老就很高兴地立即派人将《柳文指要》初稿送到中南海毛泽东处。《柳文指要》初稿，章老皆是用毛笔书写的。章老行书字得心应手，自成风格，堪称一家。毛泽东素来爱看名人墨迹，所以，自收到书稿后，从头至尾，逐字逐句地阅读，这里当然也含有对章老墨迹的欣赏之意。
　　对章士钊的这部力作，毛泽东不仅从头至尾非常仔细地阅读，非常认真地把原稿中的错别字改正过来，而且还逐章逐段地研究，凡是他认为不恰当的地方，他都一一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有若干处还亲自作了修改。
　　照理说，《柳文指要》出版应当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可是，修改后的书稿刚刚送到中华书局，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形势的突然变化，使本来要出版的《柳文指要》被搁置。
　　大约到了1970年，章士钊又给毛泽东写信重提《柳文指要》的出版问题。收到章士钊的信，毛泽东才知道《柳文指要》还没有公开出版。即让徐秘书给有关方面打电话问及此事。在毛泽东的关心和催促下，有关部门方决定将文稿发排铅印。1971年9月，《柳文指要》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发行。
　　章士钊
　　《柳文指要》是章士钊一生中写作篇幅最长、最完整的巨著。章含之说：父亲拿到出版的新书时，激动得两手都发颤了。
　　在文化大革命的岁月里，像《柳文指要》这样的书能够得以正式出版发行，没有毛泽东的支持和关照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本书一出版，章士钊就用自己的钱买了上百部，首先是送给毛泽东、周恩来各一部。章士钊送给毛泽东的那部《柳文指要》，1976年9月毛泽东辞世时，还放在他卧室里的书架上。从1971年9月到1976年9月几年中，毛泽东时常翻阅《柳文指要》。
　　毛泽东＂十年还债＂见深情
　　章士钊当年慷慨资助的义举，毛泽东一直铭记于心，并带无限感激之情。据章士钊女儿章含之（时任毛的英语老师）回忆：＂1964年初，主席读完英文之后，要我陪他在寒风中散步，主席身体极健，不戴围巾、帽子，我却‘全副武装’还觉得冷。散步时，主席突然问我：‘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欠了他一笔债还没还呢？’我以为主席在开玩笑，我说父亲没有讲过。要是主席欠债，父亲是必定不会催债的。主席却很认真地说：‘也许行老忘了。这笔债我见到你，想起来了，早该还了！’于是，毛主席告诉我，1920年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主席去上海找到父亲，当然没有告诉父亲要成立共产党，只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父亲帮忙。父亲立即答应，随后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由于父亲的影响和努力，最后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圆，全部交给了毛主席……毛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还他这笔欠债，一年还2000元，10年还完2万。’＂
　　几天之后，章士钊果然收到了毛泽东派秘书送来的第一笔钱2000元。章士钊要女儿转告毛主席说不能收此厚赠，并说当年这些钱都是募捐来的。当章含之把父亲的话带给毛主席时，毛泽东笑了：＂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从此，每年春节初二这天，毛泽东的秘书总会送2000元到章家中，章推也推不掉。
　　1973年春节，毛泽东见到章含之时突然问道：＂今年的钱送去没有？＂当得知2万元已还清没有再送时，毛泽东笑着对章含之说：＂怪我没说清，这个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哪里能真的十年就停，我告诉他们马上补送。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还利息。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
　　所以，与其说毛泽东向章士钊＂还钱＂，不如说是毛泽东对章士钊补偿当年出手援助的一份情谊。
　　现在，湖南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专题展区的展厅里，陈列了一张毛泽东生活费收支报表，其中就有毛泽东给章士钊＂还钱＂的记录，蕴含的深厚革命友情已成为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