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北周乱世的结束

　　随着尉迟迥等三方叛乱的平定，杨坚的权威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朝廷内几乎已经没有人可以向他发出挑战。杨坚能够有这样的局面，当然应该感谢尉迟迥，正是他这个一介武夫的贸然行动，使得本来并不明朗的朝廷形势顿时明朗，朝廷上下不得不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必须要泾渭分明，不能再有丝毫摇摆，这正是杨坚求之不得的事情。
　　这场平叛战争还为杨坚培养了一支忠诚的核心力量，为建立新王朝储备了很多人才。因此可以说尉迟迥拍案而起，不仅没有挽救北周政权，从某种角度而言，反而让朝廷完全丧失了对杨坚的制约，甚至说将北周政权送进了历史也不为过，所以说站在杨坚的角度来看，他应该感谢尉迟迥。
　　杨坚虽然平定的是一场叛乱，但这场叛乱是打着匡复北周旗号的叛乱，因此不管杨坚是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都难掩盖其想取代北周的目的，而且当时的主客观形势也都逼迫杨坚不得不迈出取代北周这一步。主观方面是杨坚自己的野心，客观条件是朝廷上下对他无条件的支持，因此《隋书柳机传》上的一句话，就概括了当时的形势时周代旧臣皆劝禅让。
　　当时没有人看不清这种明朗的形势，周静帝年龄幼小，杨坚是皇帝的外祖父，现在又借助平叛成功进一步提升权威，这就是改朝换代的形势。事实上，早在杨坚刚上台时，夫人独孤家就派家将李圆通入禁中告诉杨坚骑兽之势，必不得下，勉之。其实就是暗示杨坚应该代周自立。
　　平定叛乱后，随着形势逐渐明朗，杨坚又再次想起李圆通对自己说过的话，这更加让他坚定信心。
　　取代北周事关整个政权结构的变化，以及高层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杨坚首先必须得到整个上层集团核心人员的绝对支持。而三方叛乱无情地迫使朝廷上下要及时表明政治立场。这些人在杨坚的治下，不论有何想法，都不会有人站在尉迟迥一方，为即将分崩离析的北周政权而舍生取义。因此三方叛乱这场军事摊牌反倒省去了杨坚需要拉拢人的工夫，这是杨坚的意外收获。
　　当时北魏旧家世族，例如皇族元氏、长孙氏、源氏，以及弘农杨氏、博陵崔氏；荥阳郑氏、河东薛氏、柳氏；陇西李氏、安定梁氏等，全都明确支持杨坚。杨坚建国后，在开皇十七年（597年）四月的时候，特意钦定了开国功臣的名单，共有十七个人，其中绝大部分是上述这些世家大族的人。
　　从杨坚钦定的这些功臣来看，来自代北塞上的军事贵族与关陇河东的世家大族基本都倒向杨坚一边，而这两大势力曾经结合起来共同建立了北周政权，因此他们倒向杨坚局面的出现，就意味着北周政权的社会政治基础发生根本转移。针对这种现象，英国剑桥大学的崔瑞德教授有过一番评论在当时不过是一次宫廷政变，是西北的一个贵族家庭接替另一个家族即位隋不仅使由西北各贵族大族组成的小集团的政治优势得以绵延勿替，它还通过前一世纪已被北方诸王朝采用并行之有效的制度继续组织它的帝国。
　　这个论断很精辟，正确指出了北周以及后来的隋唐时代特定的几个家族轮流执政，从而保持政治活力及延续性的现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为什么政权交替会出现在北周政权的高层内部？因为他们有很强的政治实力和威望，并始终处于或者接近权力中枢地位，这些必备条件已经毫无保留地淘汰了大部分野心家，而且经过长期的少数民族统治后，新一代的统治者肯定会由经历过民族融合与胸怀宽广的汉族世家来担任，同样少数民族的人也不为广大汉人所接受。
　　因此杨坚能够脱颖而出，除了时运以及努力之外，深厚的时代背景是最根本的原因，只有像杨坚这样起自社会基层、深受少数民族习俗熏陶、身上流淌着混合血液的汉人才能被少数民族和汉人两方接受，这也反映了当时民族融合以及社会经济文化恢复与发展这个历史进程所达到的水平。我们都知道，南北朝二百年历史是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到了杨坚这里，这种融合才真正达到了一个高度，或者说是完成了中华民族的一次换血。
　　值得一提的是，在前文说到的世家大族功臣里，包含了一个值得重视的变化，那就是出身北齐旧境的山东世家大族不但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且在关键时刻为杨坚政权的巩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山东世族和关中、河东的世族有共通之处，都想通过拥戴具有汉族血统的杨坚取代少数民族的北周政权，进而获取汉族的领导地位。因此，在他们看来，拥戴杨坚显然比拥戴宇文家族更有吸引力。
　　至此，杨坚已经获得了众多的支持，他现在已经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可以更加主动地进行改朝换代的准备。为了加快步伐，他以襄助军机为名，派遣名士薛道衡到梁睿军中，暗示梁睿上表劝进，从而争取到掌握西南军政大权的首脑的支持。
　　随着三方叛乱的平定，杨坚的声望日益隆盛，朝廷上下更是纷纷大唱颂歌，当时就有人立即上表劝进周历已尽，天人之望实归明公，愿早应天顺民也。天与不取，反受其咎。
　　更有甚者，还秘密上表劝杨坚诛杀北周宗室以绝后患，例如石州（今山西离石）总管虞庆则就劝杨坚尽灭宇文氏；武山郡公郭衍也劝杨坚要杀尽北周诸王，并尽早行禅让之事。这些劝进的人当时都得到了杨坚的极力赞赏而飞黄腾达。可以说在那段时间，劝进成为朝廷上下政治态度的试金石和晋升的台阶。
　　杨坚在一片劝进声中，大大加快了取代北周的步伐。司马消难的叛乱刚一平定，杨坚就以叛臣之女为由，废周静帝的皇后司马氏为庶人，而后又以周静帝的名义废除了丞相之号，仅设大丞相一职由自己担任，不久后又加自己为大冢宰之职，大权独揽，完全复制了当年宇文护专政的局面，到了年底又晋位隋王，以十郡为国，距离面南称帝只有一步之遥。
　　随着各地叛乱的相继平定，北方又重新恢复了安定，进入581年后，杨坚以周静帝的名义下诏改元大定，以显四海宁静、八表无尘之意，同时让各地推举贤能，以显示出各地已恢复秩序，也是向所有人表示新王朝即将诞生。
　　为了让新王朝尽快诞生，杨坚让术士虞季才制造舆论。根据虞季才的推算，此前两个强大的王朝都在二月甲子登基而享国长久，所以他也建议杨坚选择这一天完成开国仪式，而且这一天是惊蛰之日，意味着大地万物复苏，是一个吉祥的日子，杨坚采纳了虞季才的建议。
　　从杨坚决定之日起，改朝换代、除旧布新，所有的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杨坚的心腹李德林为周静帝起草了禅让诏书，其实谁都知道这只不过是个程序而已，7岁的周静帝只是个顽童，就算没有禅让仪式，作为外公的杨坚也会把自己的外孙哄下皇位。
　　对于虞庆则提出的诛杀北周宗室的建议，杨坚很赞同，高颖和杨雄却不敢苟同，但他们看到杨坚十分赞同，也不敢公开反对。事实上，南北朝时期，由于改朝换代而屠杀旧宗室的事情不在少数，可是北周开国时并没有诛杀西魏宗室，这算是开了一个好头。当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宇文家族政权由几大派系构成，轻易诛杀西魏宗室很可能会造成人心不稳，而且在此之后北周内部虽然多次出现政治斗争，但是胜利者都小心翼翼地将斗争局限在一定范围。
　　现在杨坚要重新大开杀戒，势必会为人们留下难以消除的阴影，因此李德林据理力争，想要阻止杨坚做出非理性的决定。但让李德林想不到的是，在他心目中一直是虚心纳谏的杨坚，这一次居然勃然大怒，斥责李德林是书生之见，结果李德林不仅没有达到劝阻杨坚的目的，反而被杨坚逐渐疏远。
　　据史料记载，杨坚诛杀北周宗室成员，堪称一场绝对的大屠杀，其中包括周文帝的八个儿子、众多孙子；周明帝的两个儿子、四个孙子；周武帝的六个儿子、五个孙子；周宣帝的三个儿子以及宗室其他诸王。
　　事实上，从某种角度而言，这场屠杀是杨坚心虚的一种表现，其负面作用是容易激起北周旧臣的内心不服，进而对杨坚建立的新政权产生仇恨。但是到了北周末年，真正忠于北周的大臣已经寥寥无几，即使是那些起兵反抗杨坚的人，也并不是真的要匡复北周政权，所以比起北周复辟的可能性，对杨坚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让那些原先和自己平起平坐的北周旧臣能够顺从自己。高压政策虽然能够暂时解决问题，但不能解决人心向背问题，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杨坚只能落个欺负孤儿寡母的骂名。
　　无论如何，南北朝两百年的分裂局面，在杨坚这里终于完成了统一。581年3月，周静帝以众望有归的理由，下诏禅位于杨坚，此时朝阳喷薄，霞光万道，京城内喜气洋洋，所有人共同迎接新王朝的诞生，杨坚则身穿黄袍常服，威仪隆重地走出相府，缓缓踏入皇宫，祭拜祖庙，正式宣布隋朝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