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大授衔，毛泽东主动提出降薪我和你们一样，都是三级干部

　　毛泽东前言
　　1960年，国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的毛泽东问他的工资是多少，当李银桥告知他时，他说：＂太多了，不要拿那么多嘛！把每月的工资减少一些。银桥，这事交给你去办。＂
　　那么，毛泽东究竟拿几级工资？他的工资又是多少呢？ 这还要追溯到五年前全国实行的行政级别工资制。
　　1955年是新中国诞生的第六个年头，我国在借鉴苏联、朝鲜等国家管理模式和经验的基础上，开始在全国实行行政级别工资制，在全军实行军衔制。
　　由于＂定职、定级、定衔、定薪＂，涉及到每一个干部和家庭的切身利益，因此在全国、全军掀起了轩然大波，给他们那一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和印象。
　　毛泽东毛泽东主动提出降薪：我和你们一样，都是三级干部！
　　1955年，当时的＂四定＂工作是由政务院和中央军委负责， 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领导小组在调查研究、借鉴酝酿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考虑到国情和军心民意等因素，对起草的方案进行了反复修改，整整工作了一年，终于拿出最后的方案，呈报中央主席毛泽东审阅、批准。其中军队级别工资的方案如下（并非最终实行标准）：一级：军委主席六百元——毛泽东（大元帅）；
　　二级：副主席五百五十元——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
　　三级：元帅五百元——陈云、邓小平等；
　　四级：大将四百五十元——粟裕、徐海东等；
　　五级：上将四百元——大军区、省、部级正职；
　　……
　　毛泽东
　　毛泽东在仔细翻阅了《方案》后，皱紧眉头久久不语。他一连吸了几口烟，然后说:＂我看不妥,这样不利于安定团结,贫富差距要缩小嘛!＂
　　后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你们让我当大元帅，是想把我放在火炉子上烤呀！我当主席就行了，老百姓叫我毛大元帅会不习惯的。＂
　　他沉思片刻又诙谐地说：＂这样好吧，我们把一级让给马克思、恩格斯，把二级让给列宁、斯大林，我和你们一样，都是三级干部！＂
　　语毕，会场上爆出一片欢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
　　然而，这却让负责具体工作的周恩来颇感为难。如果按毛泽东的指示办，毛泽东的工资收入就要减少一百元，那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工资也都得减少五十元。后来，周恩来和他的助手们想出一个既合理又可行的折中方案，这个方案最终得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批准。
　　这样，从元帅到准尉，从国家元首到办事员，共划分为二十四个级别，工资从四十五元到五百九十四元不等，级与级之间最多相差五十多元，最少只差五元。因地区类别不同，同级地方干部相差十到四十元，军队干部比地方干部平均高出三十元左右。
　　这个方案既借鉴、吸取了国外的先进经验，又缩小了官兵、贫富之间的差距，基本上合情合理，符合军心民意，一直沿用到改革开放初期。
　　毛泽东
　　1956年国家调整工资，毛泽东的卫士田云玉以为自己在领袖身边工作，工资应该能涨不少，但结果下来，他的工资一点都没变。为此，田云玉还哭了。
　　毛主席知道后，对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没到提级时。＂
　　其实毛泽东还是很体谅卫士田云玉的，甚至还提出要用自己的60元给他每月补上。田云玉自然不会接受。毛泽东问田云玉到底拿多少工资，田云玉回答43块。
　　＂43块，是少了些。不过，比我过去强多了。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薪水只有8块钱。我只上街吃过一次包子，那包子可香了……＂毛泽东口角生香，津津有味地说：＂你们现在经常吃包子、饺子吧？＂
　　田云玉难为情地点点头。
　　毛泽东
　　毛泽东笑了笑又陷入了回忆中，他说自己有一次变卖了大衣才买到一张车票去上海，没想到在火车上打了瞌睡，一双鞋子就不见了。
　　＂鞋子穿在脚上还能丢呀？＂田云玉用疑惑的眼神盯着毛泽东那双大脚。
　　＂不是脱了鞋子，光脚丫子缩在椅子上坐嘛！＂毛泽东不好意思地笑了。
　　＂那后来呢？＂
　　＂到浦口下车，我才发现鞋子丢了。俗话说，脚上无鞋，穷了半截。再说，城市不比乡村，赤脚在大街上走总是不太体面。幸好碰上了熟人,又借钱买了鞋子买了票,这才进了上海……＂
　　正当毛泽东和全国人民一道同甘共苦、共度难关的时候，身为党中央副主席的陈云带头提出降级、降薪的请求。 毛泽东得知后拍手称好，说：＂要降，我们一起降嘛。与全国人民共度难关！＂
　　陈云
　　于是就在这一年的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三级降百分之十二，四级降百分之十，五级降百分之八，六级降百分之六，七级降百分之四，八级降百分之二，九至十七级降百分之一。就这样，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大批党政军干部都降了薪。 毛家开支不小，却很少动用毛泽东的稿费
　　毛泽东曾对别人说过：＂我这个人薪水不多，开支不小。＂是啊，他该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他在外面喝一杯茶，即使在人民大会堂、钓鱼台等地接见外宾，也要按规定交一角钱。他花每一分钱都得从工作人员手里过。他有一本账，花钱多少和资金流向都有明确的记载。
　　在实行薪金制之初，李银桥曾为毛家起草过一份《首长薪金使用范围、管理办法及计划》的报告，呈请主席审查指正。
　　毛泽东
　　毛泽东从李银桥手里接过这份报告一看，只见其中写道：
　　副食品一百二十元，日用品十五元，杂支零用十八元，房租费四十九元六角三分，党费二十元……
　　毛家有几项大的开支。第一是吃饭，一百元左右，包括他请客。如请民主人士黄炎培、章士钊等，除了国家正式邀请的那些活动，其余都是毛泽东自己掏钱。
　　不过，毛泽东请客人吃饭比较简单，无非是多加两个菜，主要是谈工作、交流看法。
　　毛泽东没有正式宴请过党内同志，即使开会开得很晚，说是他请客，也就是每人一碗炸酱面，够不够就这一碗。这个钱按理说应该由公家出，但毛泽东还是照样记在他私人的帐上。毛泽东到外地视察也是一样，他不请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吃饭，也不让地方干部请自己吃饭。
　　餐桌上的毛泽东
　　另一项开支是抽烟，每个月近百元。与离不开辣椒和红烧肉一样，毛泽东也离不开香烟。不过他吸烟不讲究品牌质地，只注重烟草是否劲大味足。
　　毛泽东爱喝茶，特别爱喝龙井茶。他不但喝茶，而且还有吃茶叶的习惯，经常用三个指头把杯子里泡乏了的茶叶抠出来，送到嘴里津津有味地咀嚼。
　　那时李敏、李讷上学的费用也都从毛泽东的工资里出。 起初一个孩子每月十五元，后来随着物价的上涨提高到三十元。但她们花钱有约定，这个月花超了,要从下个月扣岀来。江青的姐姐李云露的生活费和李云露儿子王博文的学费三十元，也是从毛泽东这里开支。
　　毛泽东和女儿
　　再一个大项开支是房租、水电费、家具租赁费，都是毛泽东出。毛泽东家中无私产，他的家具都是租的，这些费用每月八十四元左右。冬天要交取暖费三十多元，一共是一百多元。
　　还有一笔开支是老家来人，有经济困难要补贴的，有来看病的，他们的交通费、伙食费、住宿费，走时还要给一点，这些钱都由毛泽东出。身边的工作人员有什么困难，毛泽东也要给些资助。这样一来，钱就很紧张了。
　　钱不够用，怎么办呢？只好动用毛泽东的稿费。除此之外，他没有一个存折，也没有一分存款。
　　通常李银桥会把账本带过来，请毛泽东过目。毛泽东总是摆摆手,说我不用看了，你搞的事我放心。
　　毛泽东
　　每当需要从稿费中支钱，李银桥就会写个条子给主席，毛泽东批示同意后才能支出。这是因为毛泽东的稿费，是由中办特会室保管的。
　　有一天，毛泽东问汪东兴：＂这个稿费，你怎么越搞越多呀？＂
　　＂不是我搞多了，而是你没怎么开支，每年又有利息，当然就越来越多了。＂汪东兴又说：＂你的稿费不能总存在中办特会室名下……＂
　　毛泽东打断汪东兴的话，明确说道:＂任何人无权动我稿费里的一分钱。这个稿费来自于人民，是党的稿费，人民的稿费，是做事情来的，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那你的孩子怎么办？＂汪东兴问。
　　＂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为人民服务，人民会给他们一定的待遇和报酬，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毛泽东时隔半世纪，毛泽东依然记得自己＂欠过债＂
　　春节刚过，张灯结彩的中南海年味还很浓，不时可以听到零散的爆竹声，到处仍是一派＂抬头见喜＂的景象。
　　毛泽东读完英文后，像往常一样，要章含之陪他出去散散步。
　　时值天寒地冻，毛泽东不带围巾，也不戴帽子，伟岸的身躯如院子里迎风傲立的巨柏。而身体瘦弱的章含之却＂全副武装＂，把身体包裹得密不透风，仍冷得直打寒战。
　　章含之
　　章含之是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养女，1953年考入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后入该系研究生班学习。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不久即出任毛泽东的英语老师。 从此，她每逢周日都要到中南海教毛泽东学英语。
　　毛泽东在前面大步走着，章含之在后面快步跟行。就这样，两人一前一后来到了南海岸边。南海的冰面平整得像一面镜子，不但映出了他们的倒影，而且还很反射着暮色的辉煌。
　　章含之快走几步追上毛泽东，略带喘息地说：＂主席，你要的《智囊》我带来了。＂
　　＂那是我向行老借的，看完就还给他。＂毛泽东说。
　　＂父亲说主席爱看，就留下来好了。＂
　　＂那可不行！借书嘛，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毛泽东
　　＂有借有还……＂听毛泽东如此说，章含之想起了她最近听到的一件事：毛泽东听说黄炎培先生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就借过来看。可能是它太珍贵了，黄炎培很是放心不下，刚过一个星期就问看完了没有。毛泽东听卫士说黄炎培打电话来催了，就说这个人怎么也学会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我给他数着呢！到了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
　　可是没过几天黄炎培又来电话了，还把电话直接打到毛泽东的办公室。他煞有介事地先谈了些别的事情，末了才问到他的那本＂真迹＂。毛泽东毫不客气地说：＂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都沉不住啦？＂
　　放下电话，毛泽东不但不生气，反而夸赞黄炎培＂不够朋友够英雄＂。
　　毛泽东
　　到了一个月，毛泽东果然将那本王羲之的＂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地夹好，交给尹荆山：＂送还吧，零点前务必送到……＂
　　毛泽东的问话打断了章含之的思绪：＂小章，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他一笔债没还呢？＂
　　章含之感到意外，以为毛泽东在开玩笑，就顽皮地笑着说：＂主席欠债？从来没听父亲讲过！要是主席真的欠债，父亲是必定不会催讨的。＂
　　毛泽东接着说：＂也许行老忘了。这笔债我见到你就想起来了，早该还了！＂
　　见毛泽东一副认真的样子，章含之将信将疑。
　　毛泽东
　　于是，毛泽东就把四十多年前的这件往事告诉了章含之：
　　那是1920年，毛泽东正在为筹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和部分同志赴欧勤工俭学而终日奔波。当时，他遇到一个大难题：急需一笔数目较大的现款。 可作为一个穷书生，到哪里去弄这笔巨款呢？于是情急之中，他想到了章士钊。
　　当时，担任广州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南方军政府议和代表的章士钊，正在上海出席＂南北议和＂会议。一年前，毛泽东在长沙经恩师杨昌济先生介绍与章士钊相识，两人一见如故，结为至交。
　　于是，毛泽东专程赶往上海找到章士钊，自然不会告诉他要成立共产党，只说是为一批去欧洲勤工俭学的有志青年筹措资金，请章先生帮忙。
　　章士钊二话没说就痛快地答应了下来，随后即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在章士钊的影响和努力下，很快就筹集到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
　　讲完这段往事，毛泽东笑着说：＂行老哪里晓得他募集而来的这笔现款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留学，另一部分我把它带回湖南造反闹革命了！＂
　　章含之像是听了一个传奇故事，完全惊呆了，她睁大眼睛说：＂真有这样的事啊？＂
　　毛泽东用力点点头，告诉章含之，让她回去告诉行老自己要还钱啦。一年还他两千块，十年还完两万。
　　回家后，章含之立刻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章士钊颇感意外，随即又哈哈大笑起来，连声说确有其事，但自己早就忘了，主席竟然还记得。
　　令章士钊父女更感意外的是，仅仅过了几天，毛泽东果真派秘书送上第一个两千元，并捎话说今后每年春节都要送上两千元。
　　毛泽东
　　对此，章士钊有些坐立不安了。思前想后，他决定要章含之转告毛泽东：当时他自己也拿不出这么多钱，两万块银元是募集而来的，因此自己不能收此厚赠。
　　毛泽东听后，微笑着对章含之说：
　　＂你不懂我的意思呢！我是想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用人民币能偿还得了的？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过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就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是绝对不会收的，所以我说是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费中付的。＂
　　毛泽东
　　章士钊听说后，万分激动，只好＂恭敬不如从命＂，收下了毛泽东的这一片盛情。同时他又感叹不已：毛泽东对有经济困难的战友、亲属和民主人士总是慷慨解囊，伸出援助之手。可他自己却一生节俭，尤其在饮食和穿戴方面更是节俭得不能再节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