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该不该亡国？看看明末老百姓有多惨就知道了

　　辽东战场上明军与后金在厮杀，京师朝堂里皇帝和大臣在博弈，国库统计的赤字，皇仓仓底的余粮……大明朝绝大多数＂短视＂的百姓们并不关心那些眼睛看不到的东西，手中饭碗填满与否，寒冬腊月衣裳厚薄，婚丧嫁娶要的酒肉……这些才是他们最关心的东西。
　　1
　　天启7年（1627年），34岁的安徽人吴应箕（ji 一声）在路过河南真阳县（今河南驻马店正阳县）时，被县城外荒凉景象所震惊，震惊之余他将当日所见所闻一一记录下来，为后世提供了明末百姓生活的最真实写照。
　　荒地
　　出城门20里后，放眼看去四周都是黄白茅草，杂草中条条田埂痕迹依稀可辨，而田地之中并无庄稼， 从出发到此，近40里田地全然荒废。
　　据身边车夫（轿夫）说，此县周围地方都是如此，隔壁邻县稍好一些，不过也荒废了近一半。
　　之后一行人进了驿站，除了看火老者外还遇到几个差役。
　　大家坐下聊天时，吴应箕忍不住问为什么这么多田地无人耕种，任其荒芜，难道百姓都不用交税了？
　　大家异口同声说：＂那些都是好田，怎么可能不用交税！＂
　　吴应箕越发好奇：＂既然如此，那为什么无人耕种呢？要交税却不耕种，税从何而来？＂
　　众人回答：＂因为没牛。＂
　　吴应箕接着问：＂为什么没牛？＂
　　接下去，他们开始向吴应箕详细解释起来：＂因为本地官府常常将出钱出力的差事摊派到家里有牛马的人头上，差事要求高时间紧，大家受不了，只能偷偷把牛卖了，避免官府再来摊派。但牛卖了，田自然也就没法种了，种不了田，税却跑不掉，这边种不出粮食，那边税还要交，大家实在活不下只能逃走去别处谋生，所以那些田地也就荒废了。
　　官府收不到弃田逃跑者的税，就把缺额派到他们亲戚身上，亲戚受不了逃走了，官府又派到本村人身上，家境好的人勉勉强强可以交税，而交不起的人便又只能逃跑，所以现在县里人跑得越来越多，田也就荒得越来越多。＂
　　逃荒
　　吴应箕接着问：＂那为什么不干脆把田卖了换点钱？＂
　　众人又回答：＂官府按家有田地大小派税派工，田地越大派得越多，家里亏得也就越多，现在大家都想把田地从自己名下去掉，谁还会买？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现在田地宁可让它荒废在那里，也没人愿意去种。＂
　　＂就没有人去县里找官府反映这个情况吗？＂
　　＂好不容易做了官，除了贪污受贿，还有不择手段完成上面派下来的钱粮指标好保住官位，他们怎么会去管其他的事？之前就有人将情况反映到县里，结果被暴打一顿，从此谁都不敢再去反映了。＂
　　吴应箕不禁又问：＂这里是交通要地，总有别的领导往这里过吧？他们看到这个情况，有没有追问过呢？＂
　　众人回答：＂没人问过。＂
　　吴应箕所记载的这件事虽然发生在天启七年，崇祯要明年才会登上皇位，但明朝百姓的生活早已是进入了一个水深火热的境地。
　　地方官员为了完成上面分摊下来的税收指标，不论税额定得合理与否，只求千方百计完成任务从而保住自己的官位或讨上级欢心，完全无视百姓死活。
　　就记载者吴应箕接触到的情况来说，此时官府为了征税，其手段已然是匪夷所思，丧心病狂了。
　　灾民
　　无力或无法收缴的税款，居然要旁人来交，本来只是一人一户逃跑，小面积人口流失田地荒废，现在却让官府弄得整村整县百姓纷纷逃亡，土地接连成片开始荒芜，而官府依旧不管不顾，继续在尚未逃离百姓的身上敲骨吸髓，以完成征税指标为唯一目标。
　　探究这个人祸根源，其一在人性贪婪。
　　许多地方官府为了贪污常常私自加派，中央摊派下今年税收目标，省、府、县层层加码，经手官员越多，百姓负担越大。
　　另一个就在于整个明朝官僚集团不切实际，不顾民生的强硬管理手段。
　　2
　　地方上税收的足不足，收得多不多被定为考核官员升迁的重要指标，而治下人口多寡，田地荒废与否……一系列民生问题，上上下下无人在意。
　　在这种风气下，稍有良知、希望改变现状的官员必然不能生存，他们无法或不愿去完成这种变态的征税，自然也就无法升迁取得更大的决策权话语权，继而去改变和阻止这种人祸，而情况更糟的是，他们往往因为收不上税被上级贬官撤职，甚至下狱。
　　那些阿谀奉承之辈、心狠手辣之徒，深谙官场规矩者则会想尽办法敲碎百姓最后一块骨，榨干黎民最后一点血，再将这些点点滴滴俱化为银钱米粮的税收垫在脚下，以便自己能爬上高官厚禄。
　　贪官污吏
　　可以说，以征税作官员升迁考核指标不仅仅消灭了大部分良知尚存的官员，还将那种平日里既谈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的中间派官员推到了使事情越发恶化的那一面。
　　当绝大多数官府官员眼中只能看到 ＂税＂这一个东西时，黎明百姓被迫弃田逃跑便应该算是＂水到渠成＂之事了，不足为奇。
　　更为恐怖的是，吴应箕在记载的最后提到，不仅是本地官府不管不顾，所有看到此情此景的官员全是一副见怪不怪的模样，不难看出，官府暴力征税导致百姓弃田逃跑之事并非真阳县一县独有，而是大规模大范围存在的情况。
　　这个大规模大范围是多大？明年上台的崇祯皇帝知道这些事吗？他又会采取什么措施来拯救百姓？
　　3
　　崇祯元年，陕西延安爆发了一场严重的饥荒。
　　延安人马懋（mao 四声）才奉命入陕西调查受灾情况，途中，他将目睹的惨状记录在册，整理之后作《备陈灾变疏》上奏崇祯。
　　崇祯皇帝
　　＂延安府去年一年未下雨……百姓纷纷上山采食蓬草，蓬草粒如谷子壳，味道又苦又涩。十月份后，山间蓬草全部吃完，百姓开始剥树皮吃，年末，树皮吃尽，百姓又进山挖一种称为‘青叶’的土块充饥，这种土块腥味大难以下口，但只要吃一点便有饱腹感，不过数日之后人就会因腹胀而死……
　　……更奇怪的事，小孩或独行者一出城门便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当发现城门外有人在吃XX后，才知道之前那些失踪者都去了哪……＂
　　先吃野草再吃树皮，树皮吃尽又开始吃会腹胀而死的＂青叶＂，最后连同类也开始……
　　之后，马懋才分析造成这种人间惨剧的原因，
　　＂……官府受到上级压力，不得不从严征税。一户只剩一二人，则这一二人交一户税额，一甲（十户为一甲）只剩一两户，则这一两户交一甲税额，以此类推，一里（十甲为一里）一县都是这样……未逃者含恨而逃，飘零他乡，无依无靠，最后聚而为盗，以打家劫舍为生，匪迹遍布关中。＂
　　从天启七年到崇祯元年，从中原河南真阳到关中陕西延安，时间跨度虽小，距离范围却不可谓不大，在延安发生的官逼民逃与河南正阳如出一辙，结合两端材料末尾分析，全国范围不尽可知，但这种人祸至少盛行在中原与关中两地，这些地方人口稠密，受害百姓数量当是不计其数。
　　延安饥荒的起因本是天灾（未雨），当地官府如果做好赈灾本职工作，不说百姓人人得救，避免当地社会秩序全面崩溃总是问题不大。
　　可现实是，天不下雨百姓种不出粮食靠吃草吃土续命，官府不施救济也就罢了，竟然还依旧以常年标准征税，之后便如吴应箕在河南真阳见到的一样，未逃者替逃者交税，继而逃者越来越多，人走田荒，第二年春耕无人耕种，饥荒愈演愈烈。
　　灾荒
　　另一面，外出逃难者为了活下去又开始铤而走险，为强盗为土匪，关中地区正常社会秩序受到全面冲击。
　　官府催税——百姓逃税（弃田）——发生饥荒（天灾或者人为）——税源剧减——官府催税（未逃者），这种恶性循环一日大过一日，大明王朝所剩不多的生命正在快速流失。
　　除以田征税外，各地官府各种肆意加派的徭役同样压得百姓骨裂肉碎。
　　4
　　崇祯七年，大名府（今邯郸大名县）奉命运送一批粮食去天津，按纸面上规定官府调用百姓做工需要支付薪酬。
　　当地官府不仅一毛不拔，还直接将两千辆车的运输指标摊派到当地每户人家头上，强制百姓义务劳动，之后又改为百姓不愿出力或不能出力者，可以向官府缴纳二两银子免去做工。
　　本年间，农民军杀进河南，后金军入侵宣府（今张家口宣化区），中原河北地区正值兵荒马乱之际，远去天津风险极大，许多百姓为求活命，只得无奈交钱，当地官府借此机会大捞特捞一笔。
　　按之前马懋才上报的奏疏，崇祯应当知道百姓们的遭遇，
　　可是终究崇祯一朝，民生方面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反而是每况愈下。
　　难民
　　崇祯三年，朝廷在原有＂辽饷＂基础上加征三厘，崇祯十年加征＂剿饷＂，崇祯十二年再加征＂练饷＂，前后共计多征一千六百七十多万两。
　　这些新加派的税，无疑狠狠一脚将百姓完全踢进地狱，同样的，它也加速了崇祯皇帝自己靠近死亡的速度。
　　以第三方立场来看，身为最高领导人的崇祯皇帝确实有很多不得已而为之之事，但那些被官府催税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百姓们谁又能说他们有义务有责任必须去理解那些皇帝的难处，并示以同情呢？
　　一个不爱人民的王朝，注定会被其人民的尸首所彻底湮没。
　　农民军领袖李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