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近乎不可能之路（四）

　　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四 中国革命在组织上具有高度集权能力和高度分权能力并存的特点
　　高度分权能力的存在是显然的，因为各地都很大程度上靠着分布的力量建立起了星罗棋布的地理上分隔的根据地。甚至在党中央受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之后，像陕北这样偏僻地方的根据地不仅能维持住自身的存在还能有效地接纳党中央这个盘子。到了抗日战争期间，这种强大的分权能力也得到了体现。 没有这种分权能力，不仅华北的根据地工作不可能搞好， 广大的华南地区也存在着基层组织丧失导致战争结束后共产党缺乏根基的风险。
　　此外还有大量的城市地下党和打入敌人内部的特殊人员。他们都有很强的灵活机动自主行事的能力，很多可以在长期得不到上级指导的情况下保存自己积蓄力量。听上去这像是强有力的特工组织才具备的能力， 但我想当时的很多地下工作者恐怕并非训练有素的特工，至少他们没有时间或者不能冒险进行系统的集中培训吧。但从解放战争后期若干城市快速解放和解放后快速恢复秩序和生产的表现来看，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是惊人的，这也是在分权下成长和行动能力的突出体现。
　　在具有强大的分权自主行事能力的基础上，党组织又有非常强大的集权能力。延安时代之前突出的几个例子有：军队接受政治性整编之后被党所绝对领导，党中央主力在消耗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仍然在各根据地具有极高的权威， 手握最大份量重兵的张国焘试图分裂党的行动未经火并就以失败告终，等等。到了延安期间，以整风运动和毛泽东思想形成为标志，党的集权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诸多表现就不赘述了。
　　同时具备极强的集权能力和极强的分权自主能力，这是很难实现的组织目标。在中国共产党之前，我真的想不出还有近代史上还有什么地方出现过这样的组织？也许列宁时期的布尔什维克一度具备这种特征（但斯大林时代就是集权大大压倒分权了）。
　　党组织同时具有这两种超强的能力， 也意味着共和国是真正的民主和专政能力都极强的一个政权。这在后来的共和国历史上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后面也出现过很多次集权与分权的重大转换。很多人调侃组织的时候喜欢说＂一抓就死，一放就乱＂。但另一方面请大家想一想，如果想抓就能抓到死，想放就能放到乱，抓死了还可以放，放乱了还可以抓，抓放可以不断循环，甚至可以在不同尺度上并行存在，这是一个怎样的既充满活力又充满整合能力的组织啊。
　　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五 中国革命打造了极为特殊的军政关系
　　这一特殊军政关系的主要特点有三条：第一，半军事化的政府和政权基层；第二，高度政治化的军队；第三，政权与军队角色之间的强大融合和转化能力。
　　先有共产党，后有共产党创立的军队，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再逐步建立政权。这一历程决定了共产党政权具有很高的军事化特征。
　　历史上通过军事胜利建立军事化政权的情况其实是有很多的，所以军事化政权本身并不稀奇。 但历史上的军事化政权很容易陷入以军控政的地步, 或者为了有力控军而大搞特务组织。而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半军事化的政权被建立的同时，中国实现了军队被政治组织（而不是军队本身）绝对控制，这是军队的高度政治化的根本表现。同样地，这也是由军队的诞生发展历程决定的。党首先是一个政治组织， 而红军在建立之初，就从根子上确立了党绝对指挥枪的原则。在经历了三湾改编，古田会议以及长征的反复锻造之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已经成为了神圣的原则。
　　军队被党控制，不仅仅包括让打哪就打哪，让撤退就撤退，让牺牲就牺牲等等这些已经很难得的军事素质，还包括＂让脱军装就脱军装，让拿劳动工具就拿劳动工具，让忍耐就忍耐，让刮骨疗毒式自净就自净＂等等政治素质。这些特点不仅仅存在于革命时期，也一直存在至今。
　　人类历史的一个基本政治问题就是军队和政府谁能控制谁？中国革命给出的回答是两个选择都不要，谁也不能控制谁。在他们之上还有一个领导一切的党组织，军队和政府都是党组织执行历史任务的手段。尤为重要的是，党组织搞好军政关系的核心不在于划出军政两条轨道然后居中平衡或者制衡（这可能是很多聪明人的第一想法），核心要点在于军和政的功能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二者有很强的融合和转化能力。 大量的政权基层组织即使在常态下都保持着随时转入半军事化动员的潜能，比如大量的人员只要需要就可以立刻转化为民兵，甚至有大量的妇女团儿童团等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执行军事辅助任务。军队则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化身生产队，教育宣传队和政治工作队。从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到解放战争期间快速转化战俘，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等都有突出体现。
　　具体到军队内部，则有军事长官和政委之间以融合协调而非对立制衡为主的基本特征（虽然制衡性也是有的）。这是中国相对于苏联政委制度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关键。要在军队建立双首长而又避免显然很容易产生的内耗，除了党委领导的军事化民主集中，恐怕没有其他的途径。这一套东西说起来容易但执行起来难，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制度设计能够保证它一定能运行好。 只能在长期的斗争中锻造出一批能够玩转这套体制的人，然后由这批人以传帮带的方式培养下一批人。在军事民主集中制保证了军队内军政两条线融合协调的前提下，军队不仅具有了很高的政治属性而且培养出了一大批军政复合型人才。很多人既能做军事主官，又是优秀的政工人员，以至于在军队打下了地盘建立了新政权之后很多军队的人可以立刻化身为地方行政首长并在岗位上作出突出工作业绩。这又从高层方面大大巩固和提高了上文提及的军政融合与转化能力。
　　再有，军事民主很有利于有效地从基层收集信息与经验，并且必然要求将上级的意图充分地传达给基层，使得基层战士哪怕文化水平不高也往往能够充分了解自己的战斗任务，战斗目的和队伍性质。这就保证了军队经常可以做到形散而神不散，进行从纯军事角度看高难度的灵活变化。比如分成若干个小分队行动还能实现总任务的协调，比如在大撤退或者大胜利的阶段可以轻易打散编制重新混编等等。
　　德国、苏联和美国在20世纪也展现出了强大的军事动员能力，并且在大战中实现军队和政权比较强的协调能力。但他们的动员和军政协调与中国革命的情况有根本性的不同。
　　第一，德苏美的军事动员与战时军政协调是一种政治上的非常态，也是对经济有严重透支作用的。而中国革命中的动员与军政协调本身就是党长期生存和斗争的常态， 不仅是可以长期维持的，而且本身就是解决严重经济困境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一点下文还会讨论）。
　　第二，德苏美的动员与协调是建立在强大的工业化基础上的，是有非常强的中央计划的背景的。而中国革命者是在没有工业化的情况下实现了深度军事动员和强大军政协调的，而且虽然大的指导原则是源自党中央但具体的事务安排很多是在分权条件下由各地自己探索出来的，具有强烈的分散自组织特征。但这种自组织又不是去中心化的。中央始终是一个强势存在，中央和地方之间以及中央内部也形成了半军事化的民主集中关系。中央本身也具有强大的学习和反馈能力，一旦有优秀的地方自主组织经验， 很容易通过进入中央的总结推广而扩散到全体系。
　　总之，中国革命打造的特殊军政关系使得中国获得了超乎寻常的动员力，很大程度上能够在缺乏先进生产力和充分经济资源的基础上广泛深度动员全社会的潜力去执行中心任务。而中国共产党的竞争对手由于不理解这一套厉害体系很容易产生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严重低估。日本，国民党，美国，印度都因此付出了沉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