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甘王朝是古代缅族在今东南亚缅甸建立的一个封建王朝（849-1287或1370），共历十五代王。在其最著名的统治者阿奴律陀在位期间（1044-1077），蒲甘完成了全缅的第一次统一。 1210年的蒲甘帝国 1271年，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大元＂，次年定都大都。 元朝版图 1287年元军攻占蒲甘。但是，缅甸分裂局面的出现，并非只是由于元军入侵。国外一些历史著作把蒲甘王朝的衰亡归因于元军入侵，这种看法完全忽视了蒲甘王朝衰落的内因。早在1398年，明吉斯伐修寄在一篇铭文中就已谈到：＂缅人帝国由于内乱而瓦解＂。元军也没有对蒲甘大肆劫掠、破坏。从蒲甘王朝瓦解到1364年阿瓦王朝建立，蒲甘一直是缅甸宗教中心之一。1287年元军撤离后，蒲甘王室的后裔乔苴名义上仍然是蒲甘国王，对元朝三年一贡。1299年掸人三兄弟推翻乔苴的统治，元朝应乔苴之子的请求，出兵干预。1300年，元军包围木连城，久攻不下。缅甸天气炎热，元军人心思归。掸人三兄弟以重金贿赂，统兵元将籍口炎夏瘴疠，撤兵而回。1303年（大德七年），元朝撤销征缅分省，但缅甸对元朝保持着朝贡关系。从1303年（大德七年）到1321年（至治元年），缅甸使臣来朝进贡，不下7次。（缅中行省是元朝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二月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在今缅甸境内设立的一个特殊的军事行中书省。该行省以缅国（蒲甘王朝）所置，类似于同时期元廷在朝鲜半岛设置的征东行省。与元朝其它的行中书省不同的是，其设立于缅国，缅甸蒲甘王朝并没有因该行省的设立而消失，因此保持很强的独立性。行省丞相由缅国（蒲甘王朝）国王兼任，自辟官属，且财赋不入都省。因此，缅国（蒲甘王朝）在名义上受到元朝的直接管辖，与元朝普通行省的性质并不同。缅中行省撤销之后的蒲甘国王几乎仍然是元朝傀儡。） 元朝云南行省 元军虽已退出缅甸，但元朝在今缅甸北部地区，仍有直接影响，并统治着其中一部分地区。1330年（元文宗至顺元年），元设木邦军民宣慰司。木邦地区包括今缅甸北部腊戌、孟密等地区。1338年（至元四年），元朝又设邦牙等处宣慰使都元帅府并总管府，治地在今曼德勒西南。元朝败蒲甘国后，其疆土就开始分裂。掸族乘机发展势力，1368年于缅甸东部阿瓦建立阿瓦王国。而孟族也在缅甸南部发展势力，建都于马达班，1369年迁都勃固，建立勃固王国。这两个王国建立后南北交战。 中缅关系虽然始于汉代，但由于山川阻隔，后来云南又存在南诏、大理地方政权，除了少数几次使节、使团往返，交往受到种种限制。到13世纪，云南成为中国中央政府的一个行省，元朝派几万大军征缅，拓宽滇缅商道，打破双方因＂山川延邈，道里修阻＂而不能进行大规模交往的局面，中国与缅甸的关系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虽然此后两国间的关系也包括了若干次战争，但主流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和联系空前地密切起来，影响巨大而深远，非元之前可比。元朝在包括现在缅甸北部的一部分地区实行与＂羁縻之治＂不同的土司制度，边疆地区＂皆赋役之，比于内地＂。1279年（至元十六年），忽必烈下诏在金齿地区＂定赋租＂。这些措施不仅加深了元朝对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统治，对这一地区的封建制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元朝在云南、特别是在滇缅道上设驿站，对于加深云南与缅甸的联系，也起了重要作用。元军占领云南后，就着手置驿站。至元七年（1270年），已在鄯阐（今昆明）、金齿等地设站。至元十六年（1279年）纳速刺丁将大理军抵金齿、蒲缥、曲腊、缅甸界内，＂即立站递，设卫送军＂。至此，滇缅道上，驿道畅通。 到1297年（大德元年），蒙阳甸（今缅甸包德温附近）金齿＂酋领缅吉＂曾＂遣其弟阿不刺等赴阙进方物，且请置郡县邮传＂，即要求把元朝的驿站制度移到当地，这对当地交通的发展、信息的传递，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到1300年（大德四年），元朝＂增云南至缅国十五驿＂，云南到缅甸的驿路，起自大理，经永昌（今保山）、腾冲进入缅甸。它的开通与完善，大大便利了滇缅之间的交往。 另据缅甸史籍记载，1301年进入缅甸的元朝军队，帮助修建了皎克西水利工程，并开凿了墩兑运河。根据英国人施各脱和勃朗的考证，缅甸北部的玉石矿，也是在13世纪元朝时期，由云南的一个小商贩首先发现的。开采玉石的技术，也由中国传入缅甸。缅甸北部的玉石通过滇缅陆路商道运入云南腾冲加工，也始于元代。 中缅之间的海上贸易，在元代也有新的发展。江西南昌人汪大渊在14世纪30年代曾两次附舶出海，到过东南亚的许多地区。他归国后写了《岛夷志略》一书，有专条叙述缅甸南部马都八（今译马达班）、淡邈（今土瓦）、乌爹（今勃固）的情况。根据汪大渊的记叙，当时中国商人用五色缎、白丝、青白花（瓷）器、粗碗、铜鼎、铁鼎等，去换取缅甸的象牙、胡椒、丁香、豆蔻等。汪大渊还特别提到，在勃固＂每个银钱重二钱八分，准中统钞（元朝的货币）一十两＂。也就是说，当地的银钱同元朝的货币可以折算，而且有具体的比价，这反映了元缅之间的海上贸易关系，已经是相当密切了。 元缅之间虽一度发生战争，但总的来说，元代中国与缅甸的关系特别是经济贸易关系，比宋代还要密切。14世纪60年代以后，也就是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缅中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一步得到发展。 首先，两国之间的官方正式往来增加了。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之初，就非常重视同缅甸的交往。1373年（明洪武六年），他就派田俨、程斗南、张袆、钱允能等出使缅甸。当时明军尚未攻占云南，使者们只好取道越南，由于道路不通，此行未能达到目的。除田俨外，其余三个使者都死于途中。1382年（明洪武十五年），明军攻破云南，打通了与缅甸直接交往的道路。当年即通过八百媳妇国（泰国史上的兰纳王国，在今泰国北部）＂谕意＂缅甸入贡。缅甸阿瓦王朝在1393年派大臣板南速刺赴明廷贡献方物，开始同明王朝建立正式的政治关系。次年又派使者出访中国。1396年（明洪武二十九年），明太祖又派行人李思聪、钱古训出使麓川和缅甸，成功地调解了它们之间的争端，增进了明、缅关系。钱古训回国后著《百夷传》，对当时缅甸的气候、物产、农业生产、风俗习惯、宗教等情况，都有介绍。1407年（永乐五年），明成祖朱棣又派行人张洪出使缅甸，张洪回国后著有《使缅录》。这两部著作对于了解14世纪末15世纪初的缅甸和中缅关系，都很有价值。从14世纪末到16世纪初，阿瓦王朝与明政府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纳贡次数相当频繁，如《咸宾录》所说的，＂其朝贡自洪武至弘治不断＂。 其次，现在缅甸境内很大一部分地方的各族上层分子，在这一时期先后接受明朝的＂土司＂封号。当时，明朝在这些地区设置过的土司有： 孟养军民宣慰使司，始设于1382年（明洪武十五年），初为府，1404年（永乐二年）改为宣慰使司。其地东起今缅甸克钦邦境内的伊洛瓦底江上游，南至实阶省北部的杰沙，西北至上亲敦县。 木邦军民宣慰使司，始设于1382年（明洪武十五年），初为府，1404年（永乐二年）改为宣慰使司，其地相当于今缅甸境内萨尔温江以西的掸邦地区。 缅甸军民宣慰使司，1394年（明洪武二十七年）始设，为缅中宣慰使，不久即废；1412年（明永乐十年）复置，为宣慰使司。缅甸宣慰使司的范围，在今缅甸中部地区，北起太公城，南到蒲甘，驻地为阿瓦。 茶山长官司，1407年（明永乐五年）始设，其地在今云南怒江州西南、腾冲县北部境外的小江流域。 里麻长官司，1408年（明永乐六年）始设，其地在今伊洛瓦底江上游迈立开江以东，恩梅开江以西地区，即江心坡一带。当地居民＂峨昌夷＂，系近代阿昌族和一部分景颇族的先民。 孟密安抚司，1486年（明成化二十年）始从木邦分离出来另设孟密安抚司，（明万历年间才改为宣抚司），其地在今瑞丽江入伊洛瓦底江以东的地区，治所在今缅甸蒙米特。 孟艮衔夷府，1405年（明永乐三年）始设，其地在今缅甸掸邦景栋地区，府治在景栋。 底兀刺宣慰司：1424年（明永乐二十二年）始设。＂底兀刺＂即＂东吁＂，在今缅甸锡唐河流域。据《明实录》记载，底兀刺土司1425年（明仁宗洪熙元年）和1430年（明宣宗宣德五年）派人入贡，但此后即不见于中国史籍记载。 大古刺军民宣慰使团，1406年（明永乐四年）设，在今下缅甸勃固地区，当时孟人在此建立政权。 底马撒军民宣慰使司，1406年（明永乐四年）设，可能在今下缅甸马都八地区，当时孟人在那里建立政权。 明初之所以在今缅甸境内的那么多地区设立了各种名称的土司，其重要原因，是蒲甘王朝瓦解后，缅甸各地出现了许多并存的地方势力，他们统治的地域不大，力量较为弱小，彼此之间，时有战争，而中国的明王朝，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封建王朝，因此他们纷纷向明王朝纳贡称臣，求得支持。明政府则使其按当地的传统治理本地区。明政府有时也派遣使节到这些地区去宣慰和册封统治者，听取有关宣抚使、安抚使、长官司长官的报告，调解他们之间的冲突。但是，由于山川险远，交通不便，主管这些宣慰司、安抚司、长官司的云南三司，对他们常常是鞭长不及马腹。因此，这些土司在当地有很大的独立的统治权力。有的只是在明初受到明王朝的册封，偶尔也遣使纳贡，后来就渐渐断绝了与明王朝的关系，如大古刺、底兀刺等均属此例、它们的地位实际上是独立的。 明朝鼎盛时期版图 尽管如此，在16世纪中叶之前，上述大部分土司地区与明朝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明正统年间平定麓川叛乱之役，缅甸宣慰使积极支持，曾多次出兵协助。特别是在1449年（明正统十四年）之役中，＂木邦、缅甸两宣慰出兵十余万并列于沿江两岸，缅甸备舟两百余为浮梁济师，并力攻破其栅寨，得积谷40万石。军饱，锐气倍增＂。由于缅甸有功于麓川之役，战后明王朝对缅甸＂加赏金币、降救褒奖＂。当然，在平定麓川的过程中，明王朝与缅甸宣慰司在交还麓川首领思任发、思机发的问题上曾发生一些摩擦，差点大动干戈。 明朝时期云南省 在经济上，中缅边境各族人民＂檐相邻而同井饮，籍虽两国之民，居处难分＂，更是密不可分。缅甸宣慰司等土司地区同中国内地和云南之间的交往带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明孝宗实录》载弘治十三年（1500年），云南巡抚谢朝宣在给朝廷的奏文中就已称＂臣闻蛮莫等处乃水陆会通之守，夷方器用，咸自此去，货利之盛，非他地比。……又闻江西、云南、大理逋逃之民多赴之……＂，＂违禁货物＂，＂彼馈送互市＂。明代朱孟震的《西南夷风土记》虽然写于16世纪中叶，但反映了14世纪中叶以来即中国明朝初年以来的情况。据该书记载，＂自孟密以上，山多宝，蛮莫（今八莫）以下，地饶五谷。当国初（指明朝初年）兵力盛时，翦荆刺为乐土，易鳞介以衣冠＂。在孟密土司境内，＂一日一小市、五日一大市＂，出现了＂估客云集＂，＂商贾辐辏＂的盛况。江头城（今缅甸八莫，一说杰沙）商业更为繁荣，＂爽道有走廊30里，至摆古（即勃古）等温城＂。不仅如此，＂江头城外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数万，而三宣、六慰被携者亦数万＂。这个江头城是当时这一地区经济发展与中、缅经济、文化交往的产物。 当时缅甸南部地区，与中国特别是中国南部沿海的福建、广东等省也有密切的经济贸易往来。在勃固王国的港湾中，＂江船不可数，高者四、五尺，长者二十丈，大桅巨缆，周围走廊，常载铜、铁、瓷器往来，亦闽、广海船也＂。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虽然没有到缅甸，但《郑和航海图》却绘有下缅甸沿海城市八都八、打歪（今土瓦）、答那思里（今丹那沙林）等港口，可能郑和曾派分队到过缅甸沿海。缅甸南部沿海也曾发现15世纪初的中国瓷器。 当时也有缅甸商人来中国贸易。明朝初年在昆明设＂缅字馆＂，它的任务除了接待缅甸来使、培养缅语翻译人才，还包括招待来云南贸易的缅甸商人。缅甸商人来昆明，先到＂缅字馆＂，通过翻译后，再与云南商人进行贸易。1405年（明永乐三年），明朝在云南设置＂市舶提举司＂，接待经由云南遣使入贡的诸国和诸土司的使团，这些贡使往往在云南进行贸易。 为适应两国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的需要，明王朝在首都设立缅甸邸，接待缅甸来使，向各宣慰使派出经历、都事各一员，还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培养兼有礼宾、翻译职能的＂通事＂。1407年（明永乐五年），明政府设置＂四夷馆＂，＂缅甸馆＂为其中的一馆，其作用是培养中缅交往中语言、文字翻译人员。在＂四夷馆＂中担任教员的，有的是旅缅华侨。这一时期受明廷招聘入＂四夷馆＂的，有李瓒、寸文斌、寸玉、寸惜阴等。其中以寸玉任职时间最长，明武宗（1506-1521）为表彰他的劳绩，赐予他＂仕佐郎＂之职。＂四夷馆＂有翻译方面的专门课本，称为《华夷译语》，共24篇，第二篇为缅旬译语，这实际上是我国最早的缅华词典。 这一时期中缅文化之交也继续发展，云南德宏地区的傣族在音乐舞蹈中＂作缅国之曲＂。缅甸的小乘佛教可能也在这一时期传入云南境内的德宏和西双版纳。中国人的饮茶之风，则通过云南保山、德宏地区传入缅甸。 觉得文章不错的朋友，不妨点个免费的关注，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