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长达30年不愿上朝，为何自己没有被彻底架空？

　　根据我的记忆，万历皇帝隐藏深宫二十五年以后，再次面见群臣，是梃击案以后。
　　梃击案是当时明朝一件特别大的事，逼得万历皇帝不得不走出深宫面见群臣。其大体过程如下：
　　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要立郑贵妃所生的皇子朱常洵为太子，群臣和李太后坚持立皇长子朱常洛，因此引发＂国本之争＂，最后，万历皇帝理屈又势单力薄，只好低头，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福王。
　　郑贵妃虽然为儿子第一次夺嫡失败，可是她恃宠而骄，并不死心，搞出了＂妖书案＂，以致群臣对她的野心更加戒备。
　　多年以后，郑贵妃又暗中策划谋害太子朱常洛。郑贵妃跟自己的弟弟暗谋，让亲信太监将一个乡下人张差引入太子宫，并给张差一根梃棍，唆使张差见人就打，最后张差被太子宫太监制服。史称梃击案。
　　一开始，这个张差被判为疯癫，支持太子的百官，特别是内阁辅臣们自然不会罢休，让郑贵妃把这件事蒙混过去，他们明察暗审以后，发现最后的矛头指向了郑贵妃的弟弟和手下两个亲信太监。
　　于是上百件奏疏如雪花一般都涌向大内，万历皇帝包庇郑贵妃，将这些奏疏一概留中不发。
　　奏疏留中，就是留在大内，不发还群臣，而正常情况下，明朝皇帝是不能将大臣的奏疏留中的，要批红盖印以后，发还给臣子。
　　留中的事，以前确实发生过，比如万历皇帝的老爹隆庆皇帝曾经将大臣奏疏留中，遭到内阁首辅高拱的严厉批评。
　　万历皇帝少年时，国家大事外有张居正，内有冯保和李太后，所以万历皇帝不敢把奏疏留中，也没有这种想法。可是张居正一死，继任的首辅申时行就教给了万历皇帝将奏疏留中的偷懒办法，因此，万历帝养成了这种坏习惯。
　　万历帝这次把百余件奏疏留中，很明显在包庇郑贵妃，而群臣一点也不给皇帝面子，他们认为如果不严办这件事，会动摇太子朱常洛的地位，岂不是让郑贵妃得逞了？甚至群臣怀疑万历皇帝要废了太子朱常洛。
　　他们一边继续上疏万历帝，一边去游说太子站出来说话。可是呢，太子朱常洛因为自己是宫女所生，本来就不招万历皇帝喜欢，于是，不想惹事，要明哲保身。
　　万历皇帝看到这么多奏疏，里面证据确凿，也不能不动摇，从而怀疑郑贵妃真的要害太子，但是他又想包庇郑贵妃，因此，万历皇帝就跟太子朱常洛沟通了一下，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给群臣一个交代，又不连累郑贵妃。
　　万历皇帝在隐藏深宫二十五年以后，第一次召见了群臣，他跟太子一起出现在群臣年前，父子二人装作父慈子孝的模样，告诉群臣，父亲没有废太子的意思，也不容许别人阴谋废除太子，儿子告诉群臣，我们父子关系好着呢，你们这些大臣别乱猜，都歇了吧。
　　看到没，父子二人压根就没提郑贵妃的事，就这样，万历皇帝把郑贵妃给保下来了。可是，郑贵妃保下来了，太子也没追究，那个在太子宫打人的张差，和指使他的人，就成了替罪羊。两个直接执行这件事的太监，被偷偷的做掉了。
　　群臣一看，万历这么护着郑贵妃，太子又不愿意追究，也没办法，之前牵扯这件事的太监被定了罪，弄死了，算是有个表面的结果，大家也就认了。
　　梃击案大体过程就是这样。就是这件事，群臣攻击到了万历的宠妃，又牵扯太子，群情激愤，万历皇帝才在二十五年后召见的群臣。
　　万历皇帝自万历十八年不再召见群臣，到万历四十三，整整二十五年没见过文武百官，不是三十年。
　　万历皇帝这么长时间，躲在深宫里，又是怎么掌握住朝廷的大权的呢？就是靠的奏疏制度！通过奏疏制度，皇帝见不见文武百官，都能一样处理国家大事。
　　这个奏疏制服，牵扯到朝廷内外两个机构，外就是内阁，内就是司礼监。
　　明朝的内阁，是皇帝的秘书处，负责票拟，所谓票拟，就是内阁的辅臣代替皇帝看文武百官的奏疏，看完以后，对于奏疏里大臣们奏报的事，写一个自己的建议，比如，兵部有人上疏说要打努尔哈赤，需要多少兵，多少钱，谁去带兵，内阁首辅就根据这件事写出自己的建议。这叫票拟。
　　票拟完以后，上交到皇帝那里御览，皇帝同意内阁的票拟，就批红盖章，然后内阁联合六部九卿去执行。皇帝不同意，就把票拟打回内阁，让内阁辅臣重新提建议。所谓批红，就是皇帝用毛笔沾了朱砂碾成的墨汁给票拟批示自己的意见，因为朱砂是红色的，所以叫批红，也叫朱批。
　　可是呢，明朝的皇帝，是越来越懒，越来越昏，他们自己觉得看不过来这么多奏疏和票拟，就让太监代替自己批红。明太祖朱元璋严禁明朝太监识字，明成祖就不管这一套，反而在皇宫设立内书馆，让翰林院学士进宫教太监识字，太监识字后就可以代替皇帝批红了。
　　负责批红的太监机构，叫司礼监，是明朝皇宫里最有权势的一个机构，一般司礼监设掌印太监一名，提督东厂太监一名，秉笔太监多名。排名第一的秉笔太监常常兼任东厂提督太监。
　　明朝皇帝有了奏疏制度和司礼监、内阁两个机构，即便不见文武百官，也能处理国家大事，牢牢掌握住国家的大权。因为百官的权力，都来自批红和盖印，没有皇帝的批红和盖印，你的想法和措施，就没有效力，就得不到执行。因此，明朝出了那么多乱政的太监，因为他们有批红和盖印的机会。
　　实际上，明朝的内阁没有实权，只有张居正时期有实权，倒是六部里的吏部尚书有点实权，因为吏部管朝廷的用人。
　　吏部尚书如果入了阁，往往就一手遮天，比如隆庆皇帝时期，高拱就是吏部尚书，入了阁以后，不是首辅权势却比当时的首辅还大。吏部尚书可以拉帮结派，指挥自己手底下的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等言官攻击对手，高拱就是这么把内阁里的对手都赶走，最后自己当上首辅的。
　　如果你是阁臣，又跟司礼监掌印太监关系特别好，那你将更加一手遮天，甚至握有实权。像张居正，为什么有实权？因为他是内阁首辅，又跟司礼监掌印太监是同盟。
　　说实在的，如果皇帝不放权给掌印太监，你单单是个首辅，跟掌印太监关系再好也是没什么用的。比如嘉靖帝，他当政时，对太监们限制就比较严格，所以严嵩虽然把持朝政二十多年，仍然没什么实权。
　　明朝公认的唯一有实权的内阁首辅，只有张居正一个，他也是因缘际会，才有的实权，一是他跟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是同盟，二是李太后对他的支持，三是万历皇帝还没成年。
　　张居正一死，万历皇帝就处置了冯保，从而独揽大权。万历皇帝通过奏疏制度和司礼监、内阁两个机构，即便二十五年不出皇宫，不朝会文武百官，一样牢牢地掌握住一切大权。
　　他不见文武百官，可是，天下的事，文武百官都会通过奏疏呈给他处理。他不批红，不盖印，下面的就没法执行，就算有人想执行，你总得有凭证，没凭证，没人听你的啊！这凭证就是皇帝的批红和盖章。
　　就像梃击案一样，群臣激愤，都想严惩张差和那两个太监，然而，万历皇帝把奏疏留中了，不批复，百官只能干着急，却使不上劲。
　　万历三十年不上朝不代表不理政，但是掌握着实权这事其实很好理解。
　　举一个通俗的例子，马云天天东北西跑，一年也不会有几天在阿里巴巴总部待上几天，可阿里同样赚钱，马云之所能离开，是因为他下面有副总裁，有经理，有主管，有人事部门，有考核制度。而明朝一样，史料上称，明朝是封建社会制度最完善的，以至于清朝直接照搬，而康乾更是对朱元璋佩服得五体投地，发出了＂治隆唐宋＂的感慨。
　　朱元璋监督机构（督察院）与特务机构（锦衣卫、东厂、西厂）的建立，使得君主高度集权，而宰相职位的废除，奏章成为了皇帝的唯一专权。外有监察机构与锦衣卫监视百官，内有奏章专权披红，行驶政务联系…这样的制度下，百官不敢乱，也乱不起来，而废除宰相，奏章直接变成皇帝的专权之后，更是无碍，而＂万历的三大征＂便是明神宗幕后操作的。
　　说起万历皇帝为什么不上朝，主要的原因就是躲避大臣们的口水。万历10岁登基，在位时间长达48年。万历刚登基的时候，由李太后，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辅政，万历在位前十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社会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史称＂万历中兴＂。
　　因为继位时间过早，万历早年一直在太后与大臣的操控之下执政，幸福指数特别低，但是万历不气馁，同样学习，随着知识的增多，开始变得寡言少语，甚至看起来可欺。郑贵妃还老是嘲笑他＂像老太太＂
　　因为朱元璋在开国之初，建立了言官制度，目的就在于鼓励大臣直言进谏，以便及时纠正皇帝的错误，保障国家的大政方针正确，从而确保朱家江山万世永固。朱元璋的《祖训》对后世有绝对的权威，后世的臣子们可以拿着《祖训》去敲打皇帝而不用担心受到处罚，言官们以此为恃，有恃无恐。
　　随着制度实行的时间越来越长，就开始变味了，言官制度，变成了换取名气的途径，面对＂软弱可欺＂的明神宗，每天的上朝变成了口水战。
　　我们都知道解决问题开会讨论，并不是人越多越好，只要关键人物到场就好，因此万历皇帝为了避免口水，开始了无为而治。遇到大事情需要讨论时，只需将相关一小部分人叫来议事即可。而＂万历三大征＂（平定宁夏蒙古哱拜之乱、播州土司杨应龙之乱以及抗倭援朝战争）便是这样完成的。而日常事务，走奏章即可。
　　不过随着万历的皇帝的年纪越来越大，也开始荒于政事，又无像张居正这样的人可以督导，明朝开始走向衰落。历史记载中，把万历年作为明朝开始走向灭亡的起点。
　　万历皇帝不上朝，并不代表他不干活
　　跟其他皇帝不上朝的原因不一样，有的是起不来（深陷后宫花丛），有的是懒得去（哥还得修仙呢），有的是去不得（无实权的傀儡）
　　万历比较特殊，他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抗议——闹了别扭，不想见你们！
　　所以，多年不上朝的万历，起因是私事被干预，而自己竟然无可奈何。所以一气之下就不上朝了，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我喜欢哪个儿子还轮得着你管？＂是的，不仅要管，还要一管到底！＂
　　万历彻底愤怒了，气的吹胡子瞪眼，甚至大有口吐白沫抽过去的迹象，可是下面这帮大臣非但没有表示出关心，还一副万历欠了他们三百万的样子
　　＂算你们狠！你们、你们...你们给我等着！＂万历悻悻的离去了。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万历和大臣们从良好的同事领导关系变得水火不容？
　　答案就是——国本事件
　　这是伴随了万历一朝大半岁月的事件，围绕这个事件还发生了明宫三大案之中的两个，可以说是足够精彩了
　　简而言之，就是万历选继承人的事情，作为皇长子的朱常洛，万历不喜欢，而郑贵妃生下的福王朱常洵，则是万历非常喜欢且想立为大明下一任CEO的
　　问题来了，大臣们坚持己见，必须要立皇长子，万历不同意，非要立福王。毕竟人家是皇帝，人家喜欢谁，想选谁，论得着你们这些外人掺和吗？？？
　　答案是——不仅能管，而且一管到底（明朝内阁，有驳回的权力，即认为皇帝的诏令不对，是可以拒绝执行的）
　　就这样，万历皇帝不干了，他决定和这帮阻挠他家事的人决裂——老子不上朝了，你们爱咋咋地！
　　消极怠工、哦不，偷摸干活的朱翊钧
　　多亏了朱棣，搞了这么一套内阁制度，才能让万历得以如此＂轻松＂的完成国家大事的决策，每当万历躲在被窝里睡觉不去上朝的时候，是不是该感谢一下朱棣同志
　　内阁由首辅、次辅组成，是大明最高决策执行官员，他们来对国家大事进行票拟决议，也就是给朱翊钧提供解决方案，属于智囊团和幕后工作者
　　当内阁加班加点的把国家大事都理顺出解决方案后，由司礼监太监呈给万历，并读给他听。听完后觉得正确的，拍板执行，然后太监负责盖章。如果觉得有问题，他再琢磨一下，或是自己来修改，或者让太监代笔
　　完事后，就是电视剧中常见的场景，一个太监拿着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某某咋地咋地云云的＂
　　如此看来，万历并非是不干活，只不过他省略了上班中的打卡环节和讨论环节而已。所以，不上朝的万历只是换了个地方（如被窝）工作
　　经常加班到深夜的万历，并不为人们所知晓，大家眼中的万历，就是个消极怠工的主儿，就是个赌气撒泼的人儿
　　换个方式干活的万历，真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吗？
　　不得不说，万历三大征的确都是朱翊钧本人呕心沥血的劳动成果，也的确印证了他并非消极怠工，只是万历一朝，也绝非如此平静安定
　　明朝之亡、亡于万历的说法，是史学界比较公认的，那么万历一朝究竟经历了什么？而朱翊钧同志，怎么就成了大明公司走向下坡路的罪魁祸首了呢？
　　由于立储事件让万历和大臣彻底决裂，所以君臣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不再是坦诚相待的好伙伴，而是成了完全的对立面
　　万历后期，诸多政府工作部门几近瘫痪（退休了没人管，离职了没人接），很多官员分饰多角，而原因就是万历。面对油盐不进，坚持不立朱常洛为太子的大龄愤青朱翊钧，大臣们琢磨怎么应对
　　先是罢工抗议——您要是不把这事儿给我们解决了，我们就不干了！结果很简单，万历根本不回应，呈上去的奏折犹如石沉大海
　　＂算你狠！爷不干了！！！＂大臣提交了辞呈，结果还是一样，毫无音信，既不表达挽留，也不表示同意，就这么和你耗着
　　受不了的大臣开始擅自离岗，这在古代可是大罪，可到了万历这儿，没事，走吧走吧，都走了，我就可以立我喜欢的儿子了！
　　话又说回来了，万历皇帝朱翊钧，咋就这么固执呢？
　　原因很简单——他从来都不想妥协，他从来都只想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一如他的师傅张居正。万历至死都没有明确表示谁会是大明之主，作为明朝历史上在位最久的皇帝，万历几乎耗费了自己整个下半生与文官集团作斗争，而原因竟只是关于继承人该选谁的问题
　　有个性！有脾气！
　　明朝皇帝大多都很有特点，有的喜欢修仙、有的喜欢干木匠、有的喜欢嗑药，而在他们当政时，也的确出现了权倾天下的文官或是太监
　　只不过，他们的权力并非是被剥夺或架空，只是他们不想握在手里、或者是懒得握在手里而已
　　这一切应该感谢一个人和另外两个制度
　　首先感谢朱棣同志和他创立的内阁制度
　　其次，感谢有着现代电影优质素材之称的锦衣卫和东厂
　　如果喜欢我的内容，不妨点个赞或者关注一下吧，我是置身黑白的精彩，因为只有置身事外，才能看到黑白之间的精彩！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纠正题目中的一种说法，万历皇帝确实三十年不上朝，但是他并非不理政。他其实一直在理政，只是不和大臣们直接见面而已。
　　万历皇帝不和大臣们见面的理政方式，为什么能够牢牢地把控朝廷，而不被群臣架空而失位呢？
　　（万历皇帝画像）
　　第一，万历皇帝有很高的威望。
　　万历皇帝在前十年的时间里，依靠张居正，励精图治。革除积弊，不但整顿了吏治，而且通过＂一条鞭法＂，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作为，与正德、嘉靖两朝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作为一个贤明君王的形象，深入人心，让他具有崇高的威望。
　　除此以外，他还通过两次运动，把朝廷中的政治寡头消灭殆尽。第一轮他消灭了高拱和高仪。高拱、高仪及张居正是他爹明穆宗给他选的三个辅政大臣。他上台以后，利用外臣张居正以及内臣冯保（掌印太监），扳倒高拱、高仪两人。接着，他依靠张居正和冯保实现了经济复苏和政治清明。但张居正去世后，也就是在他当皇帝第十年的时候，他不但清算了张居正，对他实行抄家。同时还对冯保实行抄家，贬谪冯保。这样，他在这一年里，第二轮消灭了另外两个政治寡头。
　　通过这两轮的消灭，万历皇帝的威望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无人再敢与他争锋。
　　第二，万历皇帝有多种制衡群臣的手段。
　　这个手段，其实是从朱元璋开始就设置好的一种政治模式。这种政治模式确保了明朝后期，虽然皇帝多不成器，明朝江山依然屹立不倒。
　　（张居正剧照）
　　这种政治模式，就是朝廷内外，没有一个人做大。一是因为后宫都选自民间，外戚没有根基，无法专权。二是取消宰相职位，只设置内阁。而＂内阁＂一词，顾名思义，就是在皇帝家里，帮皇帝传话跑腿的意思。内阁根本就无法变成权臣。三是立铁牌不许宦官干政。朱元璋是立了铁牌子，不许宦官干政的。不过后来，王振把这块牌子给取了。但虽然取了，宦官依然受极大制约，无法走上外廷。走不到外廷，就无法干政。四是明朝设置＂厂位制度＂。可以说，这是朱元璋跟着武则天学的。设置了＂厂位制度＂，对百官进行着有效的监督。这样，皇帝不管呆在那里，对百官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因此，即便不上朝，也无所谓。
　　（当然了，朱元璋这种政治模式，也有一个很大的坏处，就是朝廷朋党之争非常严厉。可以说，最终明朝打不赢农民起义军，打不赢清军，与明朝大臣们互相扯皮不团结，有很大的关系。）
　　第三，万历皇帝一直没有立太子。
　　万历皇帝不上朝，与和爷爷一样，都是因为立太子的问题，和群臣发生了很大的矛盾。但不管怎么说，因为没有立太子，这就让群臣们即便不满意皇帝，想要造反，也找不到主心骨。
　　这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举例来看。
　　一是唐玄宗也是早年励精图治，晚年荒淫乱政，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为什么丢了皇位，因为大家拥立太子李亨为帝。当大家有李亨这个皇帝以后，就不在乎唐玄宗了。二是康熙皇帝两废太子后，为什么直到去世，都没有再立太子？就是因为他一旦立了太子，就有大臣和太子勾结，谋取他的皇位。所以，康熙虽然晚年怠政，但依然牢牢控制着朝廷。
　　（冯保剧照）
　　第四，万历皇帝不上朝，反而减少了和大臣们讨论的麻烦。
　　明朝的朝廷，大臣皇帝常常因为对事情有不同看法，争执不休。但是，当万历皇帝不上朝以后，大臣们就没办法和他讨论了，他只需要直接发布命令就可以了。同意，还是不同意，直接命令。大臣们对他的话有意见，但是见不到他本人，也没办法争执，只好执行。久而久之，大臣们就形成了听从他意见的惯性。
　　第五，万历皇帝牢牢把控着军队。
　　这是万历皇帝的根本。万历虽然不上朝，但是他还利用军队完成了＂万历三大征＂，可见其对军队的控制能力。正因为他牢牢把控着军队，因此，那些大臣们想要做大，完全是不可能的。
　　（参考资料：《明史》《明实录》）
　　首先要纠正一下题目的错误，万历不上朝是事实，但不上朝不代表不理政。恰恰相反，他虽然人在后宫，依然掌握着朝中大势，依然稳稳的控制着朝政，国家大的方针政策，包括著名的万历三大征，都有万历皇帝的身影。不上朝还能做到这些，可比那些每天到朝堂打卡上班的皇帝们强多了。
　　那么，万历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呢？
　　先从明朝的制度谈起。到了万历上台执政的时候，明朝的内阁体制已经相当完善。内阁几位阁臣各司其职，首辅总领全局。内阁似乎无比强大，看上去首辅类似于后世责任内阁制的首相，有着绝对的行政权，貌似可以架空君权。
　　然而，这一切只是貌似，而不是事实。因为内阁不是没有对手，为了制约以内阁首辅为核心的相权，明朝皇帝们可谓煞费苦心。比如，司礼监就是皇帝用来制约内阁的一个重要机构，司礼监由秉笔太监和掌印太监组成，他们代表皇帝行使君权，秉笔太监负责起草诏书，掌印太监负责盖章成文，掌印太监的地位略高于秉笔太监。由于太监是阉人，其权力完全来自于皇帝，如果说皇帝是太阳的话，司礼监的太监就类似于月亮，本身不能发光，他们的光都来自太阳，一旦太阳不发光了，他们就没有自主发光的能力，所以他们对皇帝的忠心往往超过朝中大臣。反过来说，皇帝要拿下他们，也远比拿下一个大臣容易。这就是为什么刘瑾、汪直、魏忠贤尽管权倾朝野，但皇帝只需要一道小小的诏书，就能瞬间要了他们的命。从这一点上说，皇帝用他们来制约内阁比较放心，因为他们可以随时被拿下。
　　如此一来，内阁和司礼监相互制约，谁也不服谁，皇帝则隐身其后，当个裁判，哪边势力大了，就帮助另一边打压，让他们两者永远处于平衡的状态，这样形成内阁，司礼监和皇帝的三角状态，达到了一种平衡。因此，即便皇帝很长时间不上朝，朝政依然被其牢牢掌控，三角关系依然维持一种默契的平衡。
　　任何事情都有意外，明朝唯一的一次意外，恰恰出自万历皇帝，当然是他小的时候。那么，平衡是怎么打破的呢？
　　首先，万历皇帝当时还小，是个娃娃皇帝，对于平衡之术不太了解。皇权落在他母亲李太后手中，李太后轻易罢免了高拱，抬起了张居正，导致张居正身后没有内阁辅臣对他进行制约（除了高，其他人资历太浅）。不像嘉靖皇帝权谋高明，见严嵩权倾朝野，又在严嵩身后安排了一个不对路的徐阶，始终威胁着严嵩。徐阶上来后，又安排了高拱随时看着徐阶。但到了高拱下台，却没有人去制约张居正了。
　　其次，如刚才所说，本来司礼监也是牵制内阁，牵制张居正的好武器，可李太后偏偏重用了张居正的好朋友兼老基友，绝对的粉丝冯保。这位双林公公和张居正私交莫逆，政见相同，指望他来制约张居正，就好比让关羽看着刘备一样可笑。
　　最后，就是代表最后裁判权的皇权也对张居正失去了制约。李后本身绝对信任和支持张居正，万历皇帝还小，张居正在他眼里是严师，小皇帝还有点怕他的张师傅。这样一来，皇权也无法制约张居正。结果，形成了张居正一人独大的局面。
　　简单来说，张居正的特殊，是因为外廷无人能治，内廷司礼监掌印和他关系莫逆，后宫皇权又对他绝对信任。三个条件合在一起，才造就了万历朝前十年无人能敌的张居正。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经历了明朝200多年间唯一一段皇权失控时期，万历皇帝痛定思痛，才会把皇权看得很牢，即便不上朝也能保证大权不旁落，这真是吃一堑长一智。
　　终明一朝，不管皇帝是懒惰还是勤政，除了万历前十年以外，没有出现过大权旁落的现象。因为任何一个人在这样的制度下，都不可能形成独大的局面，不管是内廷无人可治的魏忠贤，还是外廷权倾朝野的严嵩，都做不到。这不是皇帝个人能力决定，而是明朝这种体制决定的。这么一看，万历即便几十年不上朝，也能控制着大势，掌握着朝政，也就不稀奇了。
　　参考资料：
　　1. 当年明月 ：《明朝那些事儿》
　　2. 朱东润 ：《张居正大传》
　　＂许述工作室＂核心成员查佳峰主答
　　万历朝的明神宗朱翊钧，是史上特别令人瞩目的皇帝，也是明朝历史上最为奇葩的一位皇帝。
　　朱翊钧近三十年处于怠政状态，至少有二十八年基本不上朝，这一皇帝怠政＂创举＂在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朱翊钧近三十年不愿意上朝，但他却能稳稳掌控皇权，这表明朱翊钧虽懒政怠政，但并非是一位昏庸无能的帝王，而是有他掌控皇权的帝王秘诀的。历史上，有的皇帝一旦不在朝中，皇权就丢了，比如，三国时曹魏第三位皇帝曹芳，离开洛阳去祭扫魏明帝的坟墓高平陵，便遭遇了司马懿父子搞政变，丢了皇帝位，相比较而言，明神宗朱翊钧是非常厉害的帝王。
　　朱翊钧十岁即皇帝位，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继位初期，他勤学勤政，举日讲，御经筵，读经史，非常勤奋；在位之初的十年，他重用能臣，特别是信任和重用内阁首辅张居正，他全力支持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在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八年（1592年—1600年），朱翊钧主持＂万历三大征＂，先后在明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巩固了明朝疆土，维护了明朝在东亚的主导地位，但也严重消耗了明朝的财力。
　　万历皇帝（剧照）
　　后来，朱翊钧变了，与他在位前期的治政方式大相径庭。万历十二年（1584年）八月，在张居正死去两年之后，朱翊钧便开始报复清算他的恩师、培养他成就帝业的张居正，他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批示，斥责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管制言官，蒙蔽皇帝，欺骗主上，忘恩负义，专权乱政，谋国不忠。并说本来想对他开棺戮尸，念他效劳多年，姑且免依法追究。其实，张居正死后已被抄家，张家老弱妇孺被困于府中，饿死十多人，原本，连张居正80岁的老母也不放过，后经大学士、首辅大臣申时行的请求，才留一处空宅和10顷田地让她有个居住之地。朱翊钧清算张居正既是对之前他受张居正约束、钳制的报复，也是在他亲政后以处置张居正来树立皇帝权威。
　　朱翊钧年少时是一位勤奋读者的皇帝，在位前十年执着于政事，可是，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年底开始，他开始沉湎于酒色，进入了怠政时期，他重用宦官，使其监理朝政。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他派遣宦官充当矿监税使，赴各地掠夺民财，以供宫中挥霍淫乱，因而多次激起民众反抗。在他在位的晚年，因立嗣矛盾而酿成＂国本＂之争，致使党争加剧，留下严重后患。
　　朱翊钧怠政严重，致使朝政荒废，而内阁辅臣争斗不休，朝中各派党争不断，明廷财政危机，边防日弱，东北建州女真势力开始崛起，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廷征调精锐部队赶赴辽东想一举灭了努尔哈赤，但却在＂萨尔浒之战＂中被击溃，明军自此难敌女真军事势力。万历皇帝晚期使明王朝真正进入了衰败局势中。
　　明神宗朝服像
　　那么，万历皇帝为何长达二十八年不愿意上朝，但却能牢牢掌握皇权，避免自己被架空呢？第一，万历皇帝之所以长期不愿意上朝，这是有原因的。
　　首先，朱翊钧亲政后不久，主持＂万历三大征＂之后，开始自傲懒政，通过谕旨处理军政大事，不上朝理政了。
　　朱翊钧继位之初，高拱是内阁首辅，当时主少国疑，高拱以才略自许，盛气凌人，欲专权擅政，极力想剥夺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权力，因此了被冯保视为死敌，后来，冯保当时的阁臣张居正联手，在皇贵妃李氏和陈皇后面前，告发高拱蔑视朱翊钧年少不能为人主，因而，在后宫陈太后等的支持下，除去高拱首辅之职，冯保得以稳掌内朝权力，而张居正成了首辅，掌管外庭。神宗帝支持张居正推行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政治成就。
　　高拱临终前高拱写了《病榻遗言》，记述张居正勾结冯保以阴谋夺取首辅之位的经过，这对于促使神宗帝在张居正去世清算张居正起了重要作用，朱翊钧亲政后，开始放飞他自己，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开始，神宗帝主持了＂万历三大征＂。
　　在＂朝鲜之役＂中，神宗帝先是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集四万兵马赴朝帮助抗击日军，之后，又以邢玠为蓟辽总督、以麻贵为备倭大将军，调集调蓟辽、宣府、大同、山西、陕西及福建各处兵力，乘日本掌权者丰臣秀吉死时，在朝鲜水军将领李舜臣等的配合下，击败日军指挥官小西行长等率领的军队，取得了援朝抗击日军的胜利。
　　在＂宁夏之役＂中，神宗帝派李如松为宁夏总兵，以浙江道御史梅国桢为监军，统辽东、宣、大、山西及浙江之兵等，会同协同总督叶梦熊、宁夏重兵麻贵，击败了哱拜主谋，以东旸自称总兵，以哱承恩、许朝为左右副总兵的宁夏叛军。
　　在＂播州之役＂中，神宗帝派兵部右侍郎李化龙总督湖广、川、贵军务，并巡抚四川，分兵八路征讨播州叛臣杨应龙，在总兵官刘綎、马孔英、吴广、童元镇、李应祥、陈璘等，以及贵州巡抚郭子章、湖广巡抚支可大的配合下，击败叛军，逼杨应龙自缢，捉捕了杨应龙之子杨朝栋。
　　神宗帝在朝鲜、西北、西南边疆的这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胜利，这使他志得意满，开始变得自满自傲，渐渐地懒于处理朝政。其实，在指挥＂三大征＂时，他就开始通过谕旨的形式向朝中文武大臣传递命令，而逐渐减少在朝中＂召对＂众臣。＂万历三大征＂之后，朱翊钧更自傲，更懒政了，他对于大臣们奏章的批复，越来越不感兴趣。在＂播州之役＂结束时的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礼部主事卢洪春在奏章中就说：朱翊钧＂日夜纵饮作乐＂。
　　其次，万历朝中期，朝中党派林立，国本之争不休，使朱翊钧对朝臣非常失望，这使神宗怠政更严重。
　　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起，为争立皇太子，演成了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早在隆庆朝末期，朝中的党争就开始了，之后，朝中党派林立，派系之争日盛一日，朝中各派互相倾轧。当时，朝野形成了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派系名目众多，党争无休无止。
　　明朝党争
　　而当万历朝立储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之后，＂国本之争＂便使朝中的党争愈演愈烈。当时，朝中有两派分别拥护皇长子朱常洛与郑贵妃之子、福王朱常洵，以祖制，朝中大臣大都主张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但是，明神宗却不喜欢王恭妃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而是更宠爱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明神宗有意立朱常洵为太子，但却受到朝中多数重臣以及慈圣皇太后的极力反对。明神宗与群臣争论近15年，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才册封朱常洛为皇太子，封朱常洵为福王。
　　但是，福王朱常洵却迟迟不离京去就任藩王。当时，明神宗特别偏爱贵妃郑氏，因而也特别宠爱福王朱常洵，朱常洵没有能当上太子，便坚持其王府庄田要达到四万顷，才肯出京就藩。而为了能否给足四万顷庄田，朝廷又掀起了一场长达七八年之久的福王庄田之争，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李太后病逝，舆论对郑贵妃不利后，福王才离京就藩。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也因此比较稳固。
　　立储之争和福王庄田之争让明神宗对大臣非常反感，也使朝中的党争加剧，明王朝的朝中政治力量出现了半撕裂的状态，明神宗既失望、厌烦，又郁闷、慵懒，对上朝非常厌恶。
　　而福王出京去洛阳刚刚过了一年，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酉时，又发生了著名的＂梃击案＂，使朝中的政局更乱，党争更严重了。
　　当日傍晚，有一个名叫张差的蓟州男子，突然在宫中出现，持棍乱打太子朱常洛。起初，皇太子也以为＂梃击案＂幕后必有主使者，一些朝臣也怀疑是郑贵妃搞的鬼，郑贵妃却一再指天发誓，与她无关。朱翊钧见案情已涉及他所宠爱的郑贵妃，而且，长期以来，朝中大臣一直议论神宗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最后涉及到他自己，于是，他亲自为＂梃击案＂定性，判张差为＂疯癫奸徒＂，下旨毋株连无辜，致伤天和，将张差处斩，并杀了与案情有关的太监庞保、刘成二人。五月月二十八日，明神宗一反常态，在他怠政二十五年之后，首次召见大臣，宣布其定案指令，草草将案情结了。可是，＂梃击案＂所存在的质疑一直未能解，后来，＂梃击案＂与＂红丸案＂＂移宫案＂成了万历、泰昌年间的三大疑案。
　　＂梃击案＂引起了朝局的争论，而且，大臣们一直有疑问，各派系也借机打击对方，案情差点儿就波及至郑贵妃和明神宗，有造成明神宗与皇太子矛盾的趋势，这让明神宗非常烦恼，对朝中大臣更失望了，因而，也使他更不愿意上朝。
　　＂梃击案＂前，初入内阁的廷臣根本就不知道皇帝长相是怎样的，当时，于慎行、赵志皋、张位和沈一贯四位重臣对朝中政事忧心如焚，但他们见不到皇帝，无计可施，只能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时间。朝臣不见皇帝上朝，也无心于朝政。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朝中各部司空虚，诸正式荒废，皇上深居二十余年，未曾一次召见大臣，天下有陆沉之忧。＂（参看[清]张廷玉：《明史·神宗本纪》）
　　明神宗被朝中党争弄烦了，被立储之争弄得很失望，对立朱常洛为太子不满意，他对朝政越来越不感兴趣，索性不上朝了。
　　再次，明神宗沉溺于酒色，贪恋财货，身体越来越差，这让他更不愿意上朝。
　　立储之争后，明神宗近三十年不上朝，他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遊，不祭祀祖庙，不召见大臣，基经常不批阅奏章，他身居于深宫，迷恋于淫乐，以酒解忧解烦。此外，朱翊钧特别贪财，可能是由于贪权贪财，想满足挥霍需要，他是明朝皇帝中，最酷爱聚财敛财的一位皇帝。其实，在他亲政后不久，他便查抄了张居正、冯保、张居正等的家产，而没有将所抄查的财物放入国库，而是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他自己支配；此外，他还特令他的亲信宦官，到外面去担任矿监税使，四处搜刮民财，将掠夺钱财收入宫中。
　　朝鲜使臣李恒福曾认为神宗穷奢极欲，评价他说：＂穷极侈靡，以龙脑沉檀屑杂以椒末涂屋壁，又督珠市，尽纳其珠，择其大颗，络为障子。又遣太监采珠于外，南方贡以珠，其重四两，天下所贡无于此。此外大者不过三四钱，取之不遗余力，长安市上龙脑。＂（[韩]李恒福《燕行录全集》卷8《朝天纪闻》）
　　如此用心于酒色淫乐，敛财挥霍的皇帝，当然不喜欢上朝去面对那些忙着党争的朝臣，加上他身体越来越差，更没有精力上朝了。
　　明神宗酒色过度，致使身体极为虚弱，万历十四年（1586年），当时才二十四岁的明神宗，曾传谕内阁说他＂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大胆指出其＂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万历十八年（1590年）正月初一，神宗又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万历三十年（1602年），神宗曾因为病情加剧，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不难看出，神宗的身体状况确实是每况愈下。这也是他长期不上朝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有一说，认为神宗皇帝有肌肉萎缩的腿疾，怕经常上朝让朝中众臣轻视他，所以，长期不上朝。 第二，万历皇帝长期不上朝，却能稳稳地掌控权力，没有被架空，这是由当时的朝局和他的善于使帝王权术所决定的。
　　首先，张居正死后，朝中再无强势的权臣，无法对明神宗行使皇权进行牵制。
　　高拱、张居正之后，万历朝有了十位内阁首辅，但都没有能出现像张居正那样强势的首辅，张四维任首辅不到一年，便丁忧去了；申时行任首辅八年左右的时间；王家屏在首辅位置上只待了半年多； 赵志皋任首辅不不到一年；王锡爵也差不多，当首辅就一年多时间；赵志皋在首辅位置上时间稍长点，但也当了六年多的时间就去世了；沈一贯当了近五年的首辅，算是干得比较久的；朱赓只当了两年的首辅；李廷机在首辅任上待了近四年；叶向高在首辅任上待了不到两年；方从哲在首辅任上待的时间较长，达八年时间。从万历朝十位首辅的任期时间来看，便能明白，张居正之后，只有申时行和方从哲在首辅任上待了八年左右的时间，其他大臣当首辅的时间都不长。万历朝频繁换内阁首辅，这也是明神宗为牢牢掌控朝权而采用的帝王权谋。走马灯式地更换首辅，使每一任的首辅都没有机会在朝中强大的势力圈子，自然也就无力架空明神宗。
　　其次，明神宗贪色、贪酒、贪财，但他更贪权，始终＂魁柄独持＂。
　　明神宗是明朝皇帝中最是操权有术的帝王，他后期虽怠政昏暗，但并非昏庸，他虽缺乏明太祖、明成祖那样的雄才大略，但在使用帝王权术方面，他并不与朱元璋、朱棣逊色。
　　万历中期之后，明神宗虽然不上朝，但是，他把皇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内朝，他绝不允许宦官专权，也不允许后宫或外戚干政，他看似不理朝政，但却牢牢把控着政权；在外庭，他任凭朝中各派系在党争中吵闹，而他却从中制衡，牢牢控制朝局，不允许有严嵩、张居正这样权臣出现；此外，平常朝政他不理不睬，但事关军国大事，他是不会放权的，是不会让别人来替他做决策的。比如，对于日军攻打朝鲜、女真入侵和＂梃击案＂等，他积极做出反应，并亲自做出决策，一点儿敢忽略，他以冷静而精明的方式，控制着朝局。
　　再次，明神宗防止太监专权，却又能很有效地利用太监来控制朝政，他是明朝很能用太监又能抑制太监的帝王。
　　虽然万历不上朝，但对于朝中事务，明神宗都能通过太监了解到，太监们会将朝政政务传达给万历皇帝，万历皇帝也会通过太监们将自己的决策传达给大臣，让他们去传令给阁臣去执行。明神宗就是以这种＂谕旨＂的方式来掌控朝政的。他很能用太监又能抑制太监。
　　比如，明神宗清除了掌管内朝的太监冯保之后，便开始重用张宏、张诚与张鲸等。冯保被斥逐之后，张宏继任为司礼监掌印太监，而张鲸任掌东厂太监，兼掌内府供用库。张宏是一位很忠诚很有责任心的太监，他见神宗左右内侍以财货蛊惑皇上心性，便绝食数日，以致饿死，他以死来劝谏神宗，神宗对他的死非常痛惜，命人把张宏安葬于阜城门外迎祥寺侧。
　　张宏死后，张诚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掌东厂太监张鲸名位虽在张诚之下，权力却凌驾于张诚之上，他纵容亲信邢尚智，招权纳贿，但因掌管着东厂与内府供用库，内阁辅臣对他颇为忌惮，可是，张鲸肆无忌惮，敛财太过分，这引来了谏官们的弹劾，首辅申时行奉旨对他训斥，张鲸不惧首辅，这让明神宗感到张鲸的权力欲太大了，因而，将其罢斥。
　　之后，张诚以司礼监掌印太监兼掌东厂及内官监，其权力比张鲸更大，张诚权力大了，心思胆量也大了，他向皇上规谏，引经据典，或暗地讥骂，无所顾忌，他自以为查抄张居正家产有功，得到神宗的宠爱，便肆无忌惮，他还开始培养小太监，并与外戚武清侯结为姻亲，这便超越了神宗所能容忍的界限，他因此也被神宗罢斥了。明神宗绝不允许再有像冯保那样的太监出现。
　　明神宗所需要的是陈矩那样的太监。陈矩是明朝少有的善心忠诚的太监。他于1598年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并掌管东厂，此时，陈矩的权势很大，但他却秉持廉洁奉公、刚正不阿的原则，不忘祖宗法度，遵循圣贤道理，他善待犯人，避免酿成冤案。他敢于直言劝谏明神宗，尽力想让神宗避免有失德之处。
　　陈矩有时还会为大臣说法，劝谏明神宗，比如，大学士沈鲤上书建议修改矿税制度，这损坏神宗的利益，使神宗非常愤怒，陈矩便帮着沈鲤进言，阻止神宗对沈鲤的处置。再如，参知政事姜士昌上书谏言，指出神宗的过失，因此而触怒了神宗，神宗欲杖打姜士昌，陈矩认为姜士昌的谏言乃是尽其职责，极力劝阻神宗，神宗这才免了姜士昌的罪。
　　明神宗既能使用太监又能制约太监，充分利用太监来辅佐他掌控朝政，所以，自明神宗亲政之后，虽然他长期怠政，但从未出现大权旁落的状况。
　　《明史》评价说：＂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并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这是很有道理的。
　　一、问题提的不准确。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但是万历皇帝没有三十年不理政。
　　二、首先要了解明朝的制度设计。明朝实行以内阁为核心的文官治国制度。
　　1.明朝内阁对最终决策权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虽然没有监督六部执行决议的权力，所以内阁只有决策权，没有行政权，行政权在六部各寺）。
　　内阁的票拟是最终决策的篮本，朱批也一般不会完全跳出票拟。当然皇帝可以责令内阁改票甚至退票重拟，但内阁也可以封还皇帝的内出中旨（杨廷和，就多次封还皇帝的中旨），除了内阁，六科给事中也是具有封驳权，也可以封驳皇帝的诏旨。
　　明朝文官治国标志内阁制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政治制度。通过明朝几代皇帝的努力，明朝曾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内阁政务体系，它在权力平衡方面堪称完善。
　　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尤其是万历皇帝皇帝被历史学家称之为怠政慵懒的皇帝。但是正是因为有了内阁制这一有效的体制使得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得以以一种较为安定的模式运行下去。皇帝怠政，首辅几乎掌握了国家的大权，仅仅在这一点看来，这和现代的君主立宪制的首相领导下的内阁制有很大的可比性。
　　明朝文官集团部分限制了君权，使得国策制定实行存在部分民主科学性。明代朝廷如果有大事，各部不能单独决定，而是由所有部门在皇帝面前公决，这叫做廷议。
　　廷议这种制度虽然决策采纳权完全在皇帝手中，但是这种讨论的方式有利于决策的科学性。在皇帝怠政的时段，内阁和拥有披红权的内监掌握实权。
　　三、综合分析。
　　1.万历皇帝只是不上朝，缺少了廷议这个环节。
　　2.大事决策操作流程。（1）内阁针对事件票拟决议。（2）票拟决议交掌印太监，掌印太监读与皇帝听。（3）皇帝出台最终决议，由掌印太监抄写或直接盖皇帝印玺。（4）由太监带圣旨给相关人部门宣读执行。
　　在这一流程中皇帝不能直接草拟圣旨，圣旨必须出自内阁。内阁对皇帝圣旨有封驳权。
　　3.万历虽然没有早朝。但不等于不见大臣。重大事情通过内阁合议和太监传达。重大事件决策权一直属于万历。
　　4.万历通过人事任免奖惩等权术控制朝臣。利用党争，利用文臣与太监这些矛盾达到平衡控制时局。
　　5.利用明朝东厂锦衣卫等特务机构加强对朝臣控制。
　　明朝皇帝没那么坏，是满清政府黑的太厉害。
　　看了那么多回答，感觉都只是一昧的吹捧明朝罢了，只不过是被民族主义蒙蔽了双眼，不愿意正视事实，当然回答都不符合实际，更多的是武断！压根就什么都不懂！
　　明朝之所以皇帝长期不上朝，不理朝政，还能安然无事，皇权也没有旁落，就在于明朝从一开始就实行的全国特务制度，从朱元璋时设立锦衣卫，到后来的东厂西厂，可以说把特务网络越来越推到登峰造极，全国官员在做什么，全国百姓在做什么，根本就需要皇帝亲眼去看，他哪怕坐在大内禁宫里，一样对天下事了如指掌，天下不敢有二心！锦衣卫和东西厂只对皇帝一人负责，有事可以直接汇报皇帝，而不受任何部门和满朝文武约束，尤其是后来的东西厂，首领都是皇帝贴身太监担任，凌驾于百官之上，他让人三更死，就绝对活不过五更天，对全国拥有生杀大权，甚至拥有哪怕没有证据也可以先抓人先审人先杀人再向皇帝禀报的特权，要不为啥满朝文武都投东厂门下，如同子孙一样孝敬，不那么做在朝廷里都活不过五分钟！得罪了东厂就等于在自己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明朝把秘密特务组织推到了最顶峰，历朝历代都没有像明朝那样实行密布全国的特务组织来治国的，哪怕清朝都没这样过！
　　很多文章也都介绍过了，大臣们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朱元璋的眼睛，哪怕大臣在自己家里坐床上生气，第二天朱元璋都能知道，大臣家里请客吃饭，来了什么人，做了什么菜，大家坐在什么位置，朱元璋都清清楚楚！可见锦衣卫特务真是无孔不入，时时刻刻都在被人秘密监视！
　　后来明朝皇帝还是不放心，在锦衣卫后，又设立东厂西厂，锦衣卫首领信不过，东西厂由皇帝贴身太监担任首领，凌驾于锦衣卫之上，锦衣卫也要听命于东厂太监！
　　所以，就算万历四十年不上朝，他也对朝堂上文武百官，天下百姓在做什么在想什么在说什么都了如指掌，不用皇帝亲自天天跑朝堂上去看看百官们都在忙啥呢，当然也就图个清净，在后宫里享清福了！天下仍然太平无事，啥事没有！
　　东西厂实在是太可怕了，遍布全国的分支机构，遍布全国的特务，严密监视所有人的一举一动，不管美国的中情局还是苏联的克格勃，在东厂面前都弱爆了，毕竟不管中情局也好还是克格勃也好，都不能想抓 谁就抓谁，想杀谁就杀谁，可东厂能，哪怕没有一点证据都可以抓人审人关人甚至杀人而无需得到皇帝批准，东厂另设刑堂和监牢，独立于其他部门无权干涉！可以说，东厂太监首领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只直接对皇帝负责，这也是王振和魏忠贤时期，满朝文武皆拜在他们门下，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需要理由就有生杀大权！
　　皇帝自然省心很多，都懒得上朝！在帝王眼里，杀个大臣还是普通百姓，跟杀条狗无异，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漏网一个，也懒得约束东厂，东厂说谁谋反谁就谋反，杀了就是了，在立个新的就是了，看看朱元璋，大开杀戒，不分青红皂白，大多数人都是冤枉的，可依然杀，开国功臣让他杀绝了，满朝文武杀绝了好几茬，先全都杀光，然后再立新的，然后再杀光，在立新的！当时大臣每天早上上朝，全家披麻戴孝送出门，下朝回家，全家举家庆祝又平安度过一天！都达到这个地步！
　　朱元璋首创的凌迟处死，割三千刀三天才死，拨皮充草，腰斩等酷刑，康熙因为亲眼看到腰斩行刑，觉得太过于残忍而下令废除！人被腰斩并不会立刻就死，还能挣扎十几分钟，忍受巨大痛苦才慢慢死去！
　　这也是为何有人会说明朝是个奇葩的王朝，也并非空穴来风，明朝在很多制度上确实可以用变态和残忍来形容，光他创立那么多酷刑，滥杀无辜和登峰造极的特务组织，就让历朝历代汗颜！就算满清都很多方面自叹不如！
　　或许这也能解释为何满清能这么容易就征服天下，南宋好歹还又撑了一百多年，拖死了辽，金和西夏，可南明就只坚持十几年就土崩瓦解了！崇祯自杀身边连个文武百官都没有，只有个太监王承恩跟随！明末，天下无一人勤王无一人赴国难，崇祯在孤独和恐惧中上吊自尽，堂堂天子死的这么窝囊！对比蒙古人南下宋亡，天下赴国难的数不胜数，忽必烈给文天祥宰相都不做，只一心求死，临刑面朝南方南宋方向跪拜而死！襄阳之战，蒙古围城三年，督战蒙古王爷战死好几个始终无法破城，被迫绕道其他地方攻宋！最后一战崖山之战，不愿归顺蒙古百姓跳海而死者超过十万，海面上被密密麻麻尸体遮住，战事紧急，大臣朝当时只有八岁的宋皇跪拜说，陛下不可被俘受辱，说完背着皇帝跳海自尽，当时太后在另艘船上，听闻皇帝殉国，哭着扯乱头发脱了鞋子说，妾身苟活至今，就是为了保住先帝最后血脉，如今血脉已断，我也没有活下去必要了，也跳海自尽！就连大奸臣秦桧的孙子当时驻守一城也和军民奋死抗击蒙古军，城破被杀！看看大宋最后时刻，多么悲壮和荡气回肠，全国军民同仇敌忾，誓死殉国，在对比明朝亡国时，满朝文武没有一人挺身而出捍卫皇帝，全国百姓无一人挺身而出共赴国难，大明土崩瓦解的速度都让满清大吃一惊，最初满清入关还提心吊胆小心翼翼，不敢太明目张胆了，只打着替崇祯报仇的旗号，生怕遭受汉人激烈反抗，甚至都做好了待不下去捞一票就退回关外的打算了！可没想到入关后一切进展的这么顺利，顺利的满清都不可思议，进而才有了征服整个华夏的野心！清军南下，十几年功夫南明就土崩瓦解，除了个别地方，几乎都没遭受什么像样抵抗！
　　也足可见，明朝是多么丧尽天下人心，压根就没有一人愿意替他卖命，宁可屈从于满清剃发易服，也不愿意跟随大明
　　长期恐怖特务统治，导致民间道德体系崩塌，怀疑不信任和恐惧弥漫，仇恨弥漫，这也是明末李自成和张献忠军队如此滥杀，张献忠屠川几乎杀尽川民，满清立国后不得不从湖南湖北移民入川填补人口！或许四川人和湖南人都那么喜欢吃辣椒原因吧！
　　满清作为外族能够轻而易举就入主华夏，并且能很快就站住脚很，与其说满清高明，倒不如说大明丧尽民心，宁可做满清奴才，也不愿为大明卖命！
　　朱元璋作为古代皇帝里唯一草根出身，没有受过什么良好教育，没有一个相对平和的生长环境，小的时候家乡遭遇瘟疫，全家死光，只剩下他自己，连埋葬一家十几口人的墓地都没有，邻居可怜他，送给他一块地这才安葬了全家，没饭吃还跑到皇觉寺做了和尚，他到不是一心向佛，而是做和尚有口饭吃！当了皇帝后朱元璋也说过，朕当年，生者为衣食所急，死者为阴宅所难！
　　正是这种苦难的生长环境，让仇恨过早的在他心里形成，或许也没解释为何朱元璋做了皇帝有了权力后那么的弑杀，一种扭曲的心理，仇恨一切，怀疑一切，宁可错杀，也不放过！他儿子朱棣很像他，曾开创三千人同时凌迟壮观场面，自己还亲自监督，台下三千人惨叫不断，他坐在台上看的津津有味，凌迟要割三千刀，要割三天，为了避免刽子手动了恻隐之心，三天不到犯人如果死了或者多割一刀或者少割一刀就死了，刽子手也要被凌迟！就是让犯人饱受痛苦和折磨在死！简直变态到了极点！
　　一个扭曲的生长环境最终产生扭曲的心理，仇恨一切，怀疑一切，朱元璋谁也不信任，或许这是他创立锦衣卫特务组织的原因吧，内心充满了仇恨，大开杀戒，杀光了开国功臣不过瘾，就杀满朝文武，杀光了在找人来做官，然后再算杀掉，然后再找，反反复复，弄得最后没人敢出来做官，朱元璋又变态下令，有招不来，全家也要凌迟！丫的不做官都不行，不愿意做官也要被凌迟！这不是把人往死了逼吗，做官死定了，不做官也死定了，总之横竖都得死！纵观历朝历代，朱元璋敢说杀人第二，就没人敢说第一，没有任何一个皇帝像朱元璋这么弑杀！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没杀一人就坐稳天下，哪怕流氓皇帝刘邦，也没杀过功臣，韩信并不是刘邦杀的，而是他老婆吕后，趁着刘邦去外地巡查，命宫女用布蒙住韩信，数十宫女用竹枪捅死了！开国功臣张良，萧何等都活的好好的善终，尤其萧何，做了三朝宰相，辅佐刘邦，儿子和孙子三代皇帝！至于杀英布和彭越，也是他们举兵谋反，都封他们为王，他们还是谋反了，刘邦亲率军平叛，两军阵前刘邦还问英布，我待你不薄，为何谋反，英布来了句，想做皇帝喽！那这就怪不得刘邦了！
　　可以说是朱元璋开创了大杀功臣先河，朱元璋残忍，暴虐，怀疑和仇恨，扭曲的心态，也给大明未来灭亡埋下伏笔，丧尽人心！大明亡的时候也最凄凉和悲惨！任何朝代灭亡，都好歹都会有忠义之士和仍然忠于他的，忠臣孝子仍然大有人在，就大明最悲催最丢人，堂堂华夏竟然无一人愿意赴国难，这难道还不说明问题吗！
　　大明也就占了个最后一个汉人的王朝，从民族感情上来说如今很多人支持他，因为反清而支持明，如果他不是最后汉人王朝，早就被扔进垃圾堆里去了，最奇葩的一个王朝，最变态的一个王朝！清之所以被人骂，也主要是民族感情上让很多人无法接受迈不过去这个坎，让外族统治！哪怕满清灭亡时，也仍然有大批忠臣孝子去支持他，这也是为何满清亡还受到优待，满清皇帝仍然可以居住在紫禁城里，国家还年年拨款养皇室！康有为等一大批保皇派一直主张的是君主立宪而不是推翻满清！还闹过张勋复辟闹剧！甚至满清都亡了很多年了民间还很多人保留着辫子！
　　我也能理解，太多的人并不是因为大明多好而去支持他，纯粹是因为民族感情，最后的汉人王朝，因为是汉人才去支持他，仅此而已！
　　万历皇帝不上朝，但是并不代表着人家不干活。用现在流行的话说，这叫＂在家办公＂，省去了每天公司打卡的流程。
　　万历皇帝为什么不愿意上朝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想看到这帮大臣，心烦。主要有两件事。
　　第一，就是国本之争。万历皇帝的长子朱常洛，是宫女所生，所以并不被万历喜欢，他本来要立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但是，大臣们却要遵守＂立长不立幼＂的规矩，坚持要立朱常洛为太子。
　　这事要是放在清朝，没有一个大臣敢说个＂不＂，但是明朝不一样，虽然皇权握在皇帝手里，但是大臣们有反对票啊。这事争执了很久，万历皇帝生气了，干脆就不上朝了，不去见你们，图个耳根清净。
　　第二，就是言官制度。明朝只打从朱元璋起，就建立了言官制度，都察院一堆御史，还有六部的给事中，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给皇帝提意见。在明朝，这些言官的地位非常特殊，不管他提的意见多么过分，皇帝都不能杀他，杀言官在明朝是被天下人所不齿的事情。
　　原本，这言官制度是个好事，是对皇权的一种监督，但是到了后期走了样，言官们借着自己的特殊地位来骂皇帝，不仅是皇帝，还有朝堂上的各种百官，以此来博出位，弄的朝堂乌烟瘴气，万历皇帝受不了了，干脆不上朝了。
　　万历皇帝不上朝，但是并没有耽误他掌握国家大权，也并没有耽误明朝国家机器的运转。之所以能这样，完全得益于明朝有一套完整、有效的国家行政制度和监督制度。首先我们来说行政制度。
　　朱元璋时期，为了防止大臣专权，朱元璋取消了内阁，把权力分散到六部，由六部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朱元璋也勤劳，每天亲自批阅奏折，把国家大事安排的井井有条。
　　但是到了朱棣这里，朱棣没有他老爸这个旺盛的精力，又恢复了内阁，帮助他处理国家大事，由内阁首先来查阅六部以及全国各地送上来的奏疏，看完以后，内阁先拟定一个处理方案，这然后送给朱棣。这叫＂票拟＂
　　朱棣如果同意，拿笔批示一下就可以了，这叫＂朱批＂。如果不同意，可以责令内阁重新修改，你看，这样一来，皇帝的工作量就大大减小了。
　　到了后期，皇帝就更省事儿了，因为有了一个新的机构，叫做＂司礼监＂，专门替皇帝批阅奏疏，而且，这个司礼监的人全部都是太监。
　　本来，朱元璋是严禁太监干政的，为此还专门在宫门口立下特牌。没想到他的后人不但打破了这个规矩，还在宫里设置了学堂，专门教太监识字，为的就是替皇帝干活。
　　司礼监有一个掌印太监，负责最后盖戳，没有这个戳，皇帝的命令就没有效力。还有若干秉笔太监，负责批阅奏折。
　　一个内阁，一个司礼监，承担了明朝全部的行政事务。人们称内阁为＂外相＂，称司礼监为＂内相＂，内外相就撑起了明朝的国家机器运转。
　　其实就好比现在的一个大公司，内阁就相当于总经理、CEO的角色，负责具体的执行和一些不重要事情的决策，对于重大事情，还是要请示董事长。而皇帝就相当于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司礼监就是董事会秘书。
　　只要公司的大政方针没有问题，就放手让总经理干活去，董事长是不用每天去上班的，完全可以去爬个喜马拉雅山啥的。其次来说说明朝的监督机制。
　　明朝的监督机制在历朝历代中间是最为完善的，在皇权的高度集中下，各部门，以及各个部门之间都有相互监督，任何一方势力都不可能坐大。
　　在朝廷内部，有言官监督。
　　在朱元璋时期，设立了都察院，总共有110名都察御史，这些御史的主要工作就是监督百官，包括内阁以及皇帝，都可以监督。
　　但是御史也不是谁都能干的，有三条选用标准。
　　第一条，首先得正直、无私，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不能徇私枉法。第二条，要饱读诗书，通晓古今，要监督别人，首先自己得是个优秀的人。第三条，一般从新科进士里面选用，这些人刚出仕途，没有沾染官场习气，正是敢言敢说的时候。
　　御史的品级不高，一般也就是正七品，但是却可以弹劾一品大员。所以，即便是内阁首辅，也没办法专权。
　　在朝廷外部，有特务监督。
　　这个大家最熟悉，有东厂、西厂、锦衣卫，明朝三大特务机构，遍布全国各地，任何官员的一举一动，都在特务的监督之下。
　　锦衣卫是最早建立的特务机构，他最早是朱元璋建立的一支拱卫军，负责保护朱元璋的安全，后来发展到位朱元璋侦查情报，逮捕嫌疑犯，甚至是动刑审判。
　　东厂是朱棣建立的，这个机构全部由太监组成，并且由太监直接领导。这个机构的权力非常大，抓人，审判，用刑，甚至直接先斩后奏。它虽然是后成立的，但是却是权势最大的，连锦衣卫的指挥者见了东厂公公也是要下跪磕头的。
　　明朝的监督机制可谓是无处不在，就是这种相互制衡，才保持了国家的稳定运转，就连司礼监这么一个机构，也是有制衡的，秉笔太监负责批阅，掌印太监负责盖章，两者相结合才能有效。
　　可见，任何时候，一套优秀的制度是可以替代一个优秀的人才。
　　那么，万历皇帝靠着这么一套制度，可以不上朝，可以让国家变的更强大吗？显然没有，万历不上朝的30年，还是遗留下了不少的后遗症的，最典型的就是后人说的＂明朝灭亡，实亡于万历＂。
　　首先，在明朝后期，万历皇帝养成了一个＂留中不发＂的习惯，就是内阁递上来的奏疏，万历不发表任何意见，也不打回去，经常让这个事情就这么拖着拖着给拖没了。
　　如果是一般的事情还好，涉及到官员任免的事情，万历也不发表意见，没有朱批的票拟，即便是内阁也没办法下命令呀。于是就出现了大量的官员岗位空缺，基层工作没人干了。
　　其次，明朝的监督机制太厉害，尤其是东厂和锦衣卫，导致明朝官员不作为。出力不讨好，好有可能被抓住小辫子，索性我就少说话、少干活，保命要紧。所以，在明朝末年，李自成打进北京的时候，崇祯皇帝本来想去大殿里开会，发现一个大臣都没有，全都逃命去了。
　　所以说，万历之所以能30年不上朝，还能掌握皇权，完全得益于明朝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但是，任何制度都不是十全十美的，言官制度，导致了后来的朋党之争，言官忘了初心，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攻击异党。
　　在其位，谋其政，万历同志，赌气不上朝是不对的，要改正。
　　万历不上朝，按照不少人的说法，至少有三十年。如何不被架空，最主要的原因是明朝的制度决定的。
　　很多人认为，万历不上朝也没关系，因为明朝是内阁制的，文官集团已经足够把事情处理了。实际这是一个明显的误区。明朝的所谓＂内阁制＂，同现在不少国家政治制度中的内阁制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
　　明朝自元璋开国初期，沿袭的是元朝的制度，设立中书省，置左、右丞相。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杀汪广洋，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和宰相，将原来中书省的职责归于六部。仅保留中书舍人，朱元璋成了皇权相权于一身的独干格局，朱元璋可以说是优秀的劳模，什么事都可以亲力亲为，全国各地的奏折都可以亲自阅批。但是劳模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的，这种情况从成祖开始发生变化。成祖起成立将文渊阁设立大学士，专事各地奏折的议政处置，处置后的文字意见，以墨笔写于票签上，称为＂票拟＂，送至皇帝处，由皇帝签字确定，形成谕旨决策，即＂批红＂。
　　可以说，内阁的权力，是来自皇权的分配，而内阁对政事的处理，只有议政，并没有决策权，皇帝是牢牢掌握了决策权。
　　到明宣宗朱瞻基时，对内阁过来的条旨进行批红仍然是个相当大工作量的事，于是另外一股势力进入了朝堂，就是以太监为主的所谓＂内朝＂，朱瞻基成立了内学堂，专供太监学习识字。有了文化的太监，可以分担皇帝批红的工作，对内阁的票拟进行决策。这样司礼监从一个普通的部门，晋升成一个可以同内阁分庭抗争的重要部门。经过内书堂训练，代替皇帝批红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就应运而生了。于是每日是章奏文书，自御笔批数本外，皆众太监分批，遵照阁中票拟的字样，用朱笔楷书进行批阅。
　　如内阁对批红有异议，或重大事件，则由皇帝主持召对，内朝外朝共同参与商讨，商讨后由皇帝决策后批红。
　　司礼监中，又对权力进行的分工，其中司礼监秉笔太监负责＂批红＂，而批红后的＂票拟＂，需要司礼监掌印太监加盖印章，这样才形成一个完整的决策圣旨。
　　也就是说，明朝的决策流程，是由各地上报至六部的事项——内阁大学士形成处理意见——皇帝或司礼监秉笔太监批准——司礼监掌印太监盖章完成。而流程的最重要的节点，还是皇帝这一关。
　　所以，尽管内阁或司礼监在某一时期会形成一朝压倒一朝的局面，但这仅仅是内朝外朝的倾轧，但最终他们的权力都是由皇权分派，完全受皇权的管制，内阁大学士的权力大小来自皇帝对其票拟的批红数量，这样就无法出现唐朝那样威胁到皇权的内朝，也不会出现威胁到皇权的外朝。
　　回到万历年，万历不上朝，首先一个原因是他身体不是很好，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万历朝著名的国本之争，即皇长子朱常洛与福王朱常洵（郑贵妃所生）争夺太子之位。最终万历拗不过群臣及太后，立朱常洛为太子，朱常洵为福王，结束国本之争。
　　国本之争后，万历开始怠政，所谓怠政，并不是完全不闻不问，而是通过谕旨向下面传递。如＂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万历都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
　　但是万历对于日常性的政事处理，内阁的票拟万历全部都留中不发。尤其选人任人等事项，以致最后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几年，六科只剩下四个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
　　面对这样的情况，因为内阁并没有决策权，所以就算是人员空缺，各地需决策事项堆积如山，内阁也无可奈何，无法处置。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尽管在议事上，内阁往往反对皇帝的意见，但是最终的决策权仍然是皇帝，只要制度未有变化，尽管万历可以怠政三十年，内阁也无法诞生一位拥有处理权、决策权、执行权于一身的权臣。
　　至于内朝，万历怠政，奏折都留中不发，司礼监掌印太监不可能像万历初年冯保那样跳过皇帝直接同内阁张居正决策国事， 司礼监也成了摆设，自然也不会出现权倾朝野的内朝九千岁。而天启年魏忠贤得势，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其将外朝的东林党一网打尽，形成了内朝外朝都是阉党的局面。但是就算如此，其权力仍然来自皇权的本质不变，所以，想像唐朝那样更废皇帝是不可能的。
　　谢谢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