裤子上补一个洞，费银三千两，皇帝补裤子更像一出闹剧

　　清人何德刚《春明梦录》记载，道光皇帝穿的一条＂湖绉＂裤膝盖上磨了一个洞，不肯做新的，命内务府拿去缝补，结果报账三千两银子。道光＂怒其贵，严诘之＂，内务府给出解释是：皇上所穿裤腿，属有花湖绉，需翦过几百匹，才有花头适合者，因此如是其贵。道光听后竟无言以对。
　　皇帝补裤子，咋听像个笑话，在＂家天下＂的时代，难道一家之主缺裤子穿不成？但事实确实如此。道光作为帝王资质不高，但确乎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节俭皇帝。他登基后颁布的施政纲领便是《声色货利谕》，在这道谕旨里，他要求官员们严格＂检束身心，屏除声色＂。后来，又亲自作《慎德堂记》，谆谆告诫子孙＂饮食勿尚珍异，冠裳勿求华美，耳目勿为物欲所诱，居处勿为淫巧所惑＂，可谓用心良苦。
　　道光先从宫廷入手，登基时即宣布不作乐，不读贺表，取消一切繁文缛节，停止各省向皇家进贡，连水果也不准进呈。接着，将宫廷开支从40万两降到20万两，规定宫中用膳按统一标准，任何人不得搞特殊。同时规定除太后、皇帝、皇后外，其他人非节庆不得吃肉，嫔妃以下不得使用化妆品，也不可穿鲜艳的衣服，而且必须学会做针线。他还诏谕皇子皇孙婚礼一律从简，凡女方家陪送的嫁妆不得奢华，如有靡丽浮费之物，不仅将原物退还，还要受到处罚，甚至连公主出嫁费用都规定不得超过2000两白银，否则由内务府大臣垫付。至于额驸家娶亲的聘礼则干脆免掉，从而节省开支。
　　历代都有皇上出巡的旧例，道光之前，乾隆就曾六次巡视江南，其排场之大可从《扬州画舫录》中看个究竟。道光即位后，取消了所谓的＂巡幸＂，以免扰民伤财，实在需要祭拜祖陵，则严令沿途各地＂力从节省，屏绝繁文缛节＂，一经发现有＂糜费虚文之弊＂，重惩不贷。在个人衣食用度方面，道光也非常简朴，除了龙袍外，＂衣非三浣不易＂。吃饭的标准也很低，每餐不过四菜一汤，有时饿得实在受不了，就派太监出宫去街市上买烧饼。对于官员，规定旗员六品以下，不得衣着绸缎，一律布衣布靴，一见有人衣着光鲜，他马上露出不悦之色。有人举报某官员在家中演戏宴乐，被他立即革职。按惯例，外地官员每年要进京述职，对考核称职以上的官员皇帝会以赐宴褒奖，但在道光那里，赐宴仅是荣誉，受褒奖的官员只得自己掏钱填肚子。
　　道光的节俭几乎到了＂抠门＂，有两件事，足以说明。一次是皇后生日，皇上特批，御膳房宰了两头猪，因为宫中好长时间不举行宴席，大臣们以为这次皇上破例，定可一饱口福，大快朵颐一番，不料开宴才发现每人面前只有一碗打卤面，搞得大家目瞪口呆。另一次是朝廷平定叛乱凯旋回师，道光亲自在午门受俘，随后举行庆功宴。满朝文武以为皇上心里高兴，定当好好庆贺一番，谁知桌上只有几碟简单的小菜，大家面面相觑，都不敢动筷子，只好喝两盅酒匆匆离席。
　　皇上率先垂范，谁敢怠慢？军机大臣曹振镛第一时间穿上打补丁的裤子，其他大臣也不甘落后，不管自己的裤子破没破，先在膝盖处打上补丁。据说曹振镛上朝时，还有意露出自己膝盖给皇上看。自此以后，大臣们上朝无一不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大家聚在一起，谈论的多是与衣食有关的话题。最起劲的当数曹振镛，每天退朝后，穿一件破袍，赶上牛车在菜市场转悠，常为一两文钱与菜贩子争得面红耳赤。道光帝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认为自己的节俭已深入人心，煌煌大清恢复＂康乾盛世＂指日可待。
　　道光哪里知道，自己从一开始就被虚假的表象蒙蔽了。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在一段时间内，京城里的旧货铺子生意火得不得了，连破衣烂衫都卖出好价钱，甚至旧衣服比新衣服还贵。有些官员只好拿新衣服换旧衣服来穿。到后来，有钱的官员才穿得起旧衣服，而俸禄低的穷官反而消费不起，只好自己做旧，把新衣服弄脏弄破再打上补丁，以显示与朝廷保持一致。再到后来，连给衣服打补丁的价格也跟着猛涨。官员们无不使出浑身解数，力求步步紧跟。＂节俭＂的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天大的骗局，官员们心知肚明，唯皇上浑然不知。
　　可悲的还在后头，对皇上的诏谕，官员们莫不阳奉阴违，搞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比如，朝廷明令停止各省进贡，但实际做不到，因为官员们无不是借办贡之机搜刮民财的，停止进贡等于断了他们的财路。于是，有人照旧把贡品送到京城，并在皇上面前吹风，各地进贡的都是些＂土特产＂，皇上不收，臣民们的孝心就无以表达，言词十分恳切。这下道光为难了，想想也是，于是再颁诏旨，＂各地贡品一项，其例应贡者，著准进呈＂，虽然附带了一句＂可删者，即行删去，不必拘定旧例＂，实际等于开了口子。口子一开，就不好堵了。于是，各地的茶叶、玉器源源不断送往宫中，至于这中间多少银子落入个人腰包，很难说清楚。大家见惯不怪的是有人在皇上眼皮子底下也＂掠油＂。国相穆彰阿，平常上朝总穿一件旧袍子，暗地里却巧立名目，大肆搜刮民财。一次皇太后过万寿节，道光怕多花钱，便下旨说:＂万寿之期，只须大小臣子，入宫行礼，便足以表孝敬之心，勿得过事奢靡，有违祖宗黜奢崇俭之遗训。＂穆相国向皇上奏明：不须花宫里的一文钱，万寿节的所有费用均由臣民孝敬。道光一听有人出钱自然高兴，便让穆相国负责筹办。穆彰阿便借机向各省衙门勒索孝敬，据说，单这场活动，穆彰阿从中赚了足有上万两银子。
　　道光有所不知的是，官员们避开他照旧大把大把花银子，搞公款吃喝。据道光年间在西北任职的张集馨回忆，他每天的工作便是招待过往的各路大员，＂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制钱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除此之外，每天所做的事，便是跟同僚在衙府里喝酒看戏，送往迎来，＂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陕西粮道衙门内有一副楹联，＂问此官何事最忙，冠盖遥临，酒醴笙簧皆要政；笑终岁为人作嫁，脂膏已竭，亲朋僮仆孰知恩？＂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官场奢靡之盛。
　　为避开眼目，官员士大夫都把宴会搬进了私室，南京的秦淮河、扬州的平山堂、苏州的虎丘善堂都是士大夫挟邪冶游、寻欢作乐的＂高级消费＂场所。有人描述当时的扬州＂重城妓馆，每夕燃灯数万，粉黛绮罗甲天下＂。至于大地主、大商人的饮食不仅奢华，而且放浪形骸，＂名园巨第，络绎至于平山，歌童舞女，图画金石，衣服肴馔，日所费以巨万计＂（杨钟羲《意园文略》），可以想见，官员土豪们的生活是如何的荒淫糜烂。
　　当然，官员们追求的还远不止这些。薛福成《庸庵笔记》记述，道光年间，每年拨给清江浦治河经费达数百万两，但实际上用在治河上的资金不到十分之一，其余都被层层贪污了。有些官吏上任之时两手空空，离任返乡则车拉船载，浩浩荡荡。据《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闽浙总督颜伯焘罢职回乡，路过漳州时，十天之内，每天有六七百名杠夫抬着细软财物过境。颜伯焘到达漳州的那天，＂大雨如注。随帅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分住考院及各歇店安顿，酒席上下共用四百余桌＂。这只几千人的队伍所到之处，犹如蝗虫过境，白吃白喝，骚扰得鸡犬不宁，以至于＂县中供应，实不能支，必求设法促之起行＂。后来，使了银子，走了门路，才送走了这尊瘟神。而这些，坐在深宫里的皇上是万万想不到的。
　　大小官员如此贪污腐化，皇上难道丝毫没有察觉吗？答案是察觉不了，皇帝深居内宫，足不出户，对外情知之甚少。加上身边的人多是些诸如曹振镛之类＂少说话、多磕头＂的昏官，皇上的耳朵自然成了摆设。况且，世人皆知的＂封口费＂就出自道光年间，不过当时叫＂卖奏费＂。官员犯有贪污、渎职等不法行为，会提前准备一大笔钱，送给负责监察的官员，让其保持沉默，将问题遮盖。难怪中国人向来喜欢说沉默如金，至少在道光年间，有人一旦沉默，必有好处。
　　道光躬行节俭，试图改变官场风气，可惜收效不大。一方面，大清王朝正在走下坡路，官僚机构乃至整个社会在封闭自大的环境下的奢靡骄怠和贪污腐化加剧其衰落。道光不是一个挽狂澜于既倒的人，在位期间，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另一方面，问题恰恰出在他身上，因循守旧，不思变革，又鲜有铁腕治吏的能力，只知惜财如命，陶醉于洁身自好，反而助长了弄虚作假，瞒上欺下的歪风。国势日衰，靠节俭无助于起弊振衰，大清国的衰运是注定的。
　　所以，对于道光皇帝补裤子这件事，只能权当笑话听，笑过后，不免有些感慨，道光奉行的节俭美德，很像君臣合演的一出闹剧，在这出剧中，道光是唯一实功实做的人，尽管他只能做到这些，而大臣们则像各怀心态的看客，他们争做的头件事是如何取宠，第二件事是如何搪塞和应付。可叹道光枉费了他的一番心思。这似乎有点残酷，但这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