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奴事件后，必须知道平台担责需要符合的法定条件

　　#58同城回应柬埔寨血奴案#
　　＂血奴＂事件再一次把平台交易受损的责任摆在我们面前，但是，平台担责任是有严格条件的。
　　网购也是购，买到假货也应由卖方担责，但在网络消费中有所不同，平台既为双方交易牵线，又在信息关系上隔离了双方。当消费者维权直接面对茫茫信息海洋时，平台是能抓住的唯一的救命稻草！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食品安全法》，都规定了网络经营者（平台）对消费者的赔偿责任，但现实是残酷的，笔者研究了大量消费者起诉电商平台的案例，发现除自营商品外，平台在九成以上的案例中均被判定无责。
　　既体现出电商平台经营不继规范的良好趋势，也告诉我们平台代为担责的法定条件是苛刻的，要挑战平台，并不那么容易。
　　1、平台不是交易当事人，只在法定条件下承担相应责任
　　网购假货中招，要么属于产品缺陷，低于法定强制标准或存在不合理风险。要么属于
　　产品瑕疵，达到法定标准但未达到承诺的标准，典型的是以次充好的质量欺诈。这些都是卖方违法的情形，作为交易第三人的平台有没有责任呢？
　　当然有，这是由于维权时，平台多数情况下是消费者唯一能依赖的信息来源。但平台毕竟没有参与买卖，作为交易第三人，他要为卖方受过，必须要自身也具有过错才行。当前的立法主要规定了三种情形：无法提供违法者信息、知道违法经营而不制止、生命健康类产品保障不力。
　　既有些抽象，也面临着许多问题。
　　2、平台不能提供经营者信息时，要承担先赔责任
　　由于平台在交易前，已与双方成立了平台服务协议，理论上讲就了解了双方的基本信息。仅知道对方花名的消费者，维权时只能首先求助于平台披露对方信息。
　　电商法规定平台应当披露对方的姓名/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如不能提供，则应先行赔偿。
　　但姓名名称、地址要求＂真实性＂，联系方式则要求＂有效性＂。实践中最大的争议在于平台提供的对方联系方式已失效，有法院以入网时间点为标准，认为当时有效，中途平台也定时更新，所以，平台尽力了，不担责。
　　有法院却以维权时间点为标准，认为有效是对消费者诉讼的有效性而言，平台披露的信息无法联系，造成法律文书等无法送达，应当依法承担先赔责任。
　　入网后经营信息变更，是常有的事。这里，如果要挑战平台未及时更新，应当请求对方举证其更新规则，出示更新的网络日志等记录，或请求人民法院调取。否则，很难让法院支持先赔责任请求。
　　3、平台知道而不制止违法经营行为，要承担连带责任
　　这类是指经营者产品存在不安全、或有其他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平台确实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时，不采取必要措施，则要承担连带责任，也就是消费者可找其全赔。
　　但实践中此类主张极少成立，因为他有若干限制条件：
　　（1）确实知道限于维权消费者事后投诉
　　平台如何能知道？要么被受害人告知，要么通过国家机关、媒体等公开渠道。实践中，法院往往只在受害人之一的原告，向平台投诉，平台仍不处理的情况下，才会认定平台责任。以现在平台的风控水平，他怎么可置之不理呢？平台只要核实、屏蔽、询问等，都能达到应对措施的＂必要性＂程度。所以，极少有消费者在这一点上胜诉。
　　这个规定有个奇葩之处，按消法、电商法、食安法规定，这种事后知道是对全体损失承担连带责任的，仅有的少数案例也是这样判的。但《民法典》规定的网络经营者连带责任中，事前知道是全部连带，事后知道，只对扩大部分连带，民法和经济法规定是不一致的。
　　不论怎样，消费者发现侵害时，一定要积极向平台反馈、投诉，保留证据。
　　（2）应当知道没有可操作的标准，实践中也基本上不采用
　　由于知道限于来自原告受损消费者，平台确实知道的信息源受到限制，＂应当知道＂是不是范围宽一些呢？并没有
　　知道的＂应当性＂，是要有法律、行业惯例规定的。根据电商法的规定，平台应当知道的范围主要有二：一是12和13条规定的，入网时必须核查的资质证照，所有平台一般都能遵照，二是经营者在网过程中，平台主动定期巡查时发现，这是引发争议的主要来源，源于定期和巡查方式由平台自定，也不可能要求平台对所有产品一一核查。
　　这样一来，挑战平台的这种责任，势必要求：挑战平台巡查频率、方式等与违法情节的合理性，是否存在行政执法或刑罚先例，是否在违法经营者店铺上有大量差评或意见反馈，平台是否就同一产品受理过投诉。
　　但是，这些信息都不是个案中消费者原告自有的，这就要求诉前进行详细的取证，了解平台通过公共信息、先例处理，或者说明假货的敏感性（如抗疫产品）、违法以常识判断的显著性等，事实罗列和法律辨析要提高质量。
　　（3）连带+过错的混合状态
　　这类规定对消费者的主要影响是，维权时举证要求相对较低，因为这是为＂关系生命健
　　康类产品＂量身定做的责任。
　　包括平台知道而不采取制止措施，或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由于平台不是产品销售者，其安全保障义务更多是特殊产品的风险提示和说明，对产品本身成分等涉入不多，与违法经营者的安保义务不同。
　　所以，用处较大的是知道不制止的情况，出于产品敏感性考虑，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注意义务会更大。
　　4、平台的连带范围，也应当包括惩罚性赔偿
　　消费领域的重要特色就是惩罚性赔偿的使用，消法55条和食安法148条规定的责任主体是生产者、经营者，并未规定平台也可适用。
　　但这是对责任人本人的限定，平台是代本人担责的情况，连带后是要向本人追偿的。因此，其连带责任应包括实际损失+惩罚性赔偿。如只限于一者，那么实际损失可找平台连带，惩罚性赔偿必须找本人，跨境电商中惩罚性赔偿就无法适用了，连带责任便利维权的功能损失殆尽。
　　可见，最高院民一庭认为食安法148条连带责任不包括惩罚性赔偿的司法政策理解，是站不住脚的，消费者在维权时应大胆提出。
　　但值得注意的是，平台只是销售者的连带责任人，不是生产者的，如果责任源自生产者，则平台是可以拒绝的。但销售者当被告为生产者承担连带责任时，如质量缺陷向销售者主张赔偿，平台是否可为其连带责任承担二次连带责任？这就看双方对责任本源的举证能力了，如果消费者拿不准，可考虑一并起诉，或在中途申请追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