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已经走过了＂追赶期＂，进入增长动力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非常重要的时期。充分认识和深入研究这些变化有利于把握时机，应对挑战。 在经济发展的追赶期，我们主要依靠大量的资本和资源投入保持了高速增长。但自2010年起，我国经济悄然发生了一系列趋势性变化：2011-2012年我国越过年度投资的峰值期；从2012年起我国进入劳动人口绝对数量递减的阶段；2012年第三产业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消费占GDP的比重超过50%；2015年服务业在GDP中超过一半。 种种迹象表明，规模扩张、资源驱动型的经济增长已经走到了头，明显进入了投资报酬递减的发展阶段，这种增长的不可持续日益凸显。向可持续经济增长转型已势在必行。 可持续经济增长主要依托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具体而言，就是不断创造高效率的企业和产业，并使全社会的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资源和存量资产动态地流向这些高效率部门，确保全社会资源的平均效率始终处在上升之中。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无止境，这种增长可持续。进入这个发展阶段，高效生产力不断产生和扩张，落后生产力不断萎缩和退出都将是常态。此时，生产要素的可流动性至关重要。 实现效率提升支撑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很高的门槛。世界上跨过这个门槛的国家并不多。 由于增长方式转型迟缓，我国一些产业和企业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既有产业持续过量投资，造成产能超常规过剩；二是很多产业逐渐进入前沿，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引进和模仿，继续前进已经没有了追赶目标。 恰恰在这个重要时期，我们迎来了新一轮产业革命。在2010年前后，以移动互联网为核心的新技术群体性突破，快速渗透到各个行业，引发了经济社会多维度系统性的变革。美国的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和英国的保罗·麦基里（Paul Markillie）这两位趋势学家都认为世界正在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个观点引起了众多发达国家的关注。2009年奥巴马提出重振美国制造业，推进工业互联网。2013年德国发布实施工业4.0，日、韩、英、法等国家随后也分别做出部署。 中国在消费互联网领域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此基础上我国互联网头部企业提出了发展＂产业互联网＂的思路，并进行了有益的实践。这是基于消费互联网繁荣发展的新一轮探索。 如果说4G（第四代移动通信）改变了人们的生活，那么5G将改变社会。基于大容量、高速度、高可靠、低延时的5G时代的互联网，可以称作＂新型互联网＂。它的功能已经远远超出数字和信息的传输。5G移动物联网将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连接，随时感知周围的环境、收集数据，对物体进行静态、动态的辨识与追踪，并以近似人的思维逻辑进行系统的运算与分析，做出判断和决策。加工后的数据赋能给相关系统和智能终端，为产业互联网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实际上，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是一种普适性技术，更是一种全新的普适性理念和思维方式。它使信息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信息生产率＂成为各个部门生产率的＂乘数型＂生产力。它渗透或嫁接到哪里就会产生巨大的变化。实践一再证明，经济社会诸多痛点、难点、死结几乎都可以从中找到解决方案。 当前，科技革命、信息革命、能源革命、交通革命交叉融合，构成了这场百年不遇的波澜壮阔的产业革命。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我们错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使我们从曾经的经济大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这一轮产业革命，如果早20年或30年发生，我们也很难充分分享其效能，因为我们那时的技术和创业能力还＂够不着＂这些＂高大上＂。但是今天，我们已经走过了经济发展追赶期，奠定了较好的工业化基础。在我们进入增长动力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快速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时期，与这一轮产业革命交集，带来了历史性机遇，使我有一种＂天助我也＂之感。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对这一轮产业革命有更强烈的需求、更大的动力、更高的渴望，也有更强的能力。 当前，为赢得这场产业革命，主要国家的竞争已经如火如茶。竞争的核心是5G和人工智能。可喜的是，这轮产业革命涉及的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新能源、电动汽车、智能机器人等核心技术与产品，包括电子商务等重要领域，我们都有较好的基础。另外，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上网人数最多的互联网，有全球最丰富的数据资源，这些都为我国的数据应用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这时，产业互联网的提出是很有意义的，它开阔了我们的思路，能够使我们超越＂工业互联网＂＂工业4.0＂的局限，并把＂互联网+＂具体化，为各个产业的结构升级、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路和途径。新型互联网的普适性理念和通用型技术可以向各类产业和服务业扩展，例如可以涵盖工业互联网、农业互联网、能源互联网、交通互联网，以及金融、教育、医疗、养老、出行、政务互联网等等。传统产业、服务业与新型互联网融合，为我国产业升级和实现高质量发展铺了一条宽平大道。 产业互联网的发展涉及产业、服务业企业，互联网企业，以及政府部门。这三类主体的知识结构、看问题的视角和理念有很大差别，必须互补协同，各自扮好自己的角色。产业、服务业企业提供场景、提出问题；互联网企业提供技术和解决方案；政府部门则创造必要的环境条件和做好适应性监管。 在起步阶段需要互联网企业主动出击，但不是居高临下替代原有行业，而是把自己定位为试点行业＂最好的数字化助手＂，提供思路、方案、工具和技术。 腾讯公司针对痛点难点比较集中的行业＂单点突破、小步快跑＂的做法是一条务实的途径。他们选择在某些产业和企业先行先试，再改进迭代，当认为可以成为一种＂模式＂后，逐步推开。他们已经布局了出行、教育、医疗、制造、零售、地产等行业，有的已经成熟，开始推广。 发展产业互联网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面对创新的不确定性时，社会对试错的宽容度以及政府监管的问题。 较长一段时期，我们处于技术跟随阶段，主要是引进成熟技术、复制别人走过的路，只要做好消化吸收，就不会出大的问题。因此，政府和社会看到的几乎都是＂一次成功＂，甚至也把＂一次成功＂看作理所当然，对出错、失败的容忍度很低。但创新是＂从零到一＂的突破，它是一个试错过程，总体上说失败是常态，成功是凤毛麟角。对创新创业者来说，不能因怕失败而不创新；对政府来说，不宽容失败，就是在扼杀创新。 例如，依靠5G、人工智能发展无人驾驶是交通互联网的发展方向，它不仅是未来出行的解决方案之一，还可以大大提升交通的安全性和效率。但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对尚不成熟的无人驾驶进行监管。业内公认的是，将来的无人驾驶会使公路交通伤亡人数大幅减少，但减＂少＂不代表＂完全没有＂。无人驾驶技术开发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在美国，已经出现两例死亡事故，但政府与企业合作做了妥善处理，并未对社会和研发工作产生大的影响。没有人能保证，中国的无人驾驶、共享出行上路之后不会发生交通事故。问题是，一旦出现问题，政府和社会该如何应对。 有人主张，应该等别国无人驾驶技术完全成熟后我们再引用。但这样的想法过于理想化了。实际上，无人驾驶技术首先是在实验室、计算机上进行海量动态模拟仿真，大量问题已经在上路之前解决了。但最终的考验是上路，上路就会出现各种问题。不仅我们，美国、欧洲、日本，谁都不可能不经历试错的风险就得到完美的自动驾驶成果。何况即便国外技术成熟了，拿到中国还是必须经历同样的路试过程，否则就＂水土不服＂，而此时我们却错失了获得领先地位的时机。 创新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政府总体上应当秉承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理念，对新兴产业采取适应性监管。智能医疗、智能驾驶、共享出行等值得期待，但在创新过程中都可能出现问题。面对问题，政府应该平和地跟企业一起研究出现问题的原因，共同寻找解决途径，防止问题再次发生。创新是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的经济活动，政府对创新的试错应该有足够的容忍度，在没有大的负外部性的情况下，可做＂观察员＂，不要过早出手，要给其一段试错和迭代进步的时间，因为技术走向成熟需要的是数据的积累。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过程就是政企合作的一个成功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