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科技战陷阱

　　作者： 斯蒂芬·罗奇   （Stephen Roach）
　　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耶鲁大学教员
　　技术是中美冲突的起点。对于美国霸权而言，它关乎地缘战略力量的前沿领域，是实现持续繁荣的手段。对于中国来说，它掌握着大国崛起所需自主创新的关键。中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正在进行的技术战，很可能成为 21 世纪的决定性斗争。
　　华为是中国的技术领军企业，迅速成为两国技术冲突的对象。美国担心它成为本国电信基础设施的终极威胁，视之为现代版＂特洛伊木马＂，认为其世界级的5G平台存在潜在后门威胁。在微不足道的间接证据的支持下，包括一些与可疑后门无关的间谍指控，以及对其创始人任正非长期从军背景的有罪推定，美国对华为的指控充满虚假的叙述。
　　双方争论的真正问题，是＂技术融合＂这一模糊概念。具体来说，是先进技术可用于军事和民用商业目的。美国当局相信，中国没有加以区别。在他们看来，中国政府及其军队最终拥有国内技术行业的所有内容，从硬件和软件，再到大数据以及对国内外人员的监控。对社交媒体平台TikTok的抗议日益强烈，实质上也是基于这种看法。该平台在美国每月拥有超过8000万的用户。
　　实际上，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在推行技术融合。多年来，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催生了许多本国最重要的、且具有广泛商业适用性的技术进步。其中，包括互联网、全球定位系统、半导体技术的突破、核能、成像技术和众多药物创新，尤其是新冠疫苗的开发。显然，一个（陷入困境的）民主国家可以做的好事，却不允许由中国共产党管理的国家做。
　　华为威胁论只是美中科技冲突的冰山一角。出于国家安全目的，美国商务部会将部分外国公司列入黑名单，即所谓的＂实体名单＂。目前，已经将华为的供应链囊括在内，也包括中国其他一些科技公司。
　　与此同时，随着《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的实施，美国其实借鉴了中国的部分产业政策，接受国家干预，以支持技术创新。去年 10 月，更严厉的措施落地：拜登政府对先进半导体芯片实施了严厉的出口限制，其目的正是扼杀中国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方面的努力。
　　2022年5月27日，无人驾驶机械在北斗导航系统的辅助下在田间作业。
　　但美国的强硬政策可能弄巧成拙，因为在与中国的科技战中，它重视战术但忽视战略。美国已经迅速认识到＂网络武器化＂的力量：它可以扼杀跨境网络连接的关键节点。这种方法，加之联盟的＂助攻＂，是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对其实施严厉金融制裁的关键。然而，值得商榷的是：在控制复杂的跨国研究合作和现代技术的实体供应链方面，这种方法是否同样有效。
　　更重要的是，压榨对手并不能弥补国内的不足。鉴于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现在出奇地脆弱，该问题在美国尤为明显。冷战期间，美国对前苏联的技术威胁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应，尤其是核军备竞赛和人造卫星引发的太空挑战。然而，它此后便失手了：2020年，联邦政府的研发投入下降到GDP 的0.7%，远低于1964年1.9%的峰值。
　　近年来，美国对基础研究的投资不足，而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泉。2020 年，基础研究投资下滑至研发总支出的 15.6%，远低于 2010 年 18.8% 的峰值。最近的努力也没有明显改变这一现状。例如，《芯片法案》中只有 21% 的资金指定用于研发。
　　不出所料，中国一直在行动。本世纪初，中国仅有 0.9%的GDP 用于研发，约为美国 （2.6%）的三分之一。2019 年（有可比数据的最近一年），中国的研发支出占 GDP 的 2.2%，相当于美国 （3.1%）的 71%。在以STEM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为重点的教育方面，美国也一直落后。相比之下，中国现在培养的STEM 博士数量远远超过美国。
　　2000至2020年，G7国家与中国的研发支出变化。（单位：十亿美元）
　　在技术领导地位的关键基础（研发和人力资本）方面，美国面临着亏空，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内储蓄不足的结果，而这种不足导致了长期的贸易逆差。美国喜欢将自己造成的问题归咎于中国。这只是一个借口，而不是一种战略。
　　中国更具战略性的做法并非没有弱点，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方面。虽然庞大的数据储备意味着机器学习应用的巨大优势，但如果没有持续提升的处理能力，中国在该领域的进步最终将受阻。针对推动中国人工智能处理能力的先进芯片，美国发动战术攻击，其目标正是中国创新链条中的薄弱环节。中国明白这一点，并且可能以某种方式做出回应。
　　公元前五世纪，中国古代军事哲学家孙子告诫说：＂策无略无以为恃，计无策无以为施。＂ 大约 2500 年后，这条建议似乎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今天的中国继续着力打持久战，而美国对中国技术的战术攻击完全是短期行为。由于美国的政治体系不重视战略，无法保证美国能在和中国的技术战中获胜。
　　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The Sino-American Tech Trap＂。
　　斯蒂芬·罗奇，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任教于耶鲁大学，最近作品《意外的冲突：美国、中国和虚假叙事的冲突》（耶鲁大学出版社，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