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上香不过是寻求一种确定性

　　现在网上流行一个梗：＂在上班和上学之间，选择了上香；在求人和求己之间，选择了求佛。＂如果你以为这只是年轻人的一句玩笑，那就错了：今年以来寺庙相关景区门票订单量不仅暴增，而且预定门票的人群中，90后、00后接近半数。
　　这是让很多人都看不懂的一个现象：社会愈加现代化、年轻一代所受的教育也更好了，为什么他们竟会转身去求神拜佛？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这说到底还是年轻人没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致于把希望寄托在神佛身上。有媒体就评论认为，这样的生活之路＂显然走偏了＂，毕竟向神灵祷告是虚妄的，＂奋斗才是青春的底色＂。
　　然而，＂上香＂并不必然只是指望天降横财，和＂奋斗＂也未必矛盾。正如另一家媒体指出的，仅仅说教没什么用，＂与其忧心年轻人上香，不如关心他们在‘求’什么＂，从根子上解决他们的内在心理需求。
　　对不确定性的恐惧
　　年轻人为什么上香？我以为是由于他们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大增，原子化的个体又缺乏社会网络和公共机构可以求助，无论是父母还是亲友都无法有力地回应他们的困惑和面临的挑战，此时，神佛就成了最后的替代选择。
　　古人之所以求助神佛，与其说是愚昧无知，不如说是他们那时还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对一系列影响自己人生的外部力量都无能为力，于是转而相信这都是冥冥中有神灵的力量在左右。社会学家杨庆堃在所著《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中指出：＂生活越艰难，人们越是倾向于寻求巫术和宗教的帮助；越是贫困的阶层，其成员也就越迷信。＂
　　这其中的原因不难理解：相比其他人，贫穷的人更难掌控自己的生活，因而宿命论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可取的人生态度——把一切归结为＂命运＂，那就卸下了自己的心理负担，不用再为那些重要、但自己却无能为力的事而烦恼。
　　历史学家基思·托马斯曾指出一个耐人深思的现象：近代早期的英格兰既是＂科学文明曙光＂的时代，也是占星术流行的巅峰。他在研究了近代早期英格兰大众信仰后指出：民众之所以迷恋那些巫术、星座，与其说是愚昧，倒不如说是它们能在功能上填补了科学、宗教留下的空白。直到深入的现代化使得人们越来越有信心掌控外部环境，理性、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公共机构和法律规范的不断完善，更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无须求助于巫术就能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渐渐地，巫术就不再是最优、更别提是唯一选择了，到最后，它甚至成为多余的了——如果吃药就能治好病，为什么还要求助神佛？
　　这样说来，那到了今天这样现代的社会，又有什么必要上香？
　　荷兰可说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以其世俗、理性著称于世，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海员更是这段历史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主角之一，然而正如《伦勃朗时代的荷兰》一书中所言，＂平时看上去很凶悍的人却是尼德兰最迷信的海员＂。因为海上生活要面临大海无法预测的种种风险，哪怕一个再有经验的水手也有难以应对的时候，此时除了跪下来祈祷上帝外别无良策。
　　仔细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越是在那些结果难以预测的领域，人们就越是迷信。＂墨菲定律＂中有一句俏皮话：＂散弹坑中没有无神论者。＂在危机四伏的战场上，没有人能避开所有风险。同样的，球赛结果极难预测（所以才紧张刺激），再老练的球员和体育记者都无法料见最终比分，因而球场上的迷信也格外突出，以致于有人相信章鱼能预测世界杯结果。
　　即便是现代化的社会，也还是做不到掌控所有风险，甚至风险可能反倒比以前更大更多了。农民的生活是高度重复性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勤恳种地就是，至于天要下雨，那也不是自己能管得了的。然而到了现代社会，每个人从就学、就业、投资到生活日常，几乎无不面临着抉择，社会的容错率又低，一步错步步错，而大部分风险又远远超出个体所能掌控的程度。
　　这样，从传统社会网络中脱嵌出来的个体，赫然发现自己要面对复杂的不确定性，而社会却又默认这都是个人的责任，这就给他们施加了极大的精神压力。这些年社会弥漫着焦虑，这不是偶然的，因为焦虑感的由来，说到底就是＂面对不确定性，想控制又控制不了＂。
　　无论是焦虑还是上香，本质上是一种对不确定性的恐惧。此时，＂上香＂就提供了稀缺的确定性——灵不灵且另说，但至少让人把这种压力转嫁给了一个超自然存在，最后就算事没成，那也是属于玄学的范畴。
　　求神还是求己
　　客观地说，当人们面对一个庞大、莫测又无法掌控的不确定世界时，＂上香＂确实可以坚定他们的信心，抚慰心灵，并在法律难以保障的时候约束立约者的行为。因而看似吊诡的是：求神可能＂迷信＂，但却并不必然是＂落后＂的。
　　有一次，同事出差回来，谈起一路见闻，惊讶地发现广东人非常迷信，另一位广东籍同事面不改色地说：＂不是广东人迷信，是有钱人都迷信啦。＂
　　这话其实颇有几分道理。自古以来，闽粤一带就有悠久的出海传统，而从事海外贸易不仅需要巨额投资，而且是高风险高利润的事业。正因此，对这些地方的人来说，在神灵面前的契约所奠定的商业同盟、信仰所带来的敢闯敢干，都是他们更好应对风险时极为关键的。
　　鲁迅晚年曾在杂文《〈如此广州〉读后感》中说，很多人对广东人的迷信＂加以讥刺＂，他也承认＂广东人的迷信似乎确也很不小＂，＂然而广东人的迷信却迷信得认真，有魄力＂，不像江浙一带只不过搞点仪式糊弄一下：＂广东人的迷信，是不足为法的，但那认真，是可以取法，值得佩服的＂，而＂中国有许多事情都只剩下一个空名和假样，就为了不认真的缘故＂。
　　鲁迅在意的并不是＂迷信＂本身，而是信众的主体态度：如果是自发的、认真的信仰，那也是好的，这样才能投入地把事做好。同样的，现在真正关键的恐怕也不是年轻人上香本身，而是他们是否有一种认真做事的精神，从而更好地应对自己所面临的种种不确定性。
　　不确定本身是个中性词，未必就一定带来恐惧，不确定也可能是机遇，相对于一潭死水的确定性，上一辈也曾有许多人抛弃＂铁饭碗＂毅然下海。他们面对的也是不确定性，但没有恐惧，更多的是相信＂明天会更好＂，尽管也是因为一穷二白，没什么可失去的，但更重要的是对未来的憧憬。对未来有好的预期让人倾向于选择挑战，拥抱不确定性，反之则宁愿选择稳定。
　　就此而言，现在更值得警惕的，是社会上弥漫的保守、畏惧风险的心态。风险社会里没有＂绝对安全＂这回事，但国人常有一个牢不可破的幻想：只要抱的大腿够粗、饭碗够铁、自己的欲求够低，就能换来安全。大多数人更加倾向于接受确定性带来的痛苦，而非不确定性带来的痛苦——谁也不知道地火何时上涌，就选择那个最坚固的岩块吧。
　　英国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创造了＂朝不保夕族＂（precariat）一词，认为现在的新工人阶层普遍受困于＂4A＂，即焦虑（anxiety）、失范（anomie）、异化（alienation）和愤怒（anger）。雇主们总是期待他们心甘情愿地抛开个人生活需要，去适应不可预测的时间表和不确定的职业前景，＂你总在被评估、被打分。一直要担心下一块面包在哪里，这意味着对自己的生活失去了控制。＂
　　这确实是当下无数年轻人的现实处境。美国著名剧作家莫斯·哈特在自传中就曾感叹：＂我愿意斗胆做出这样的猜测：在一切成功的职业生涯的宏大设计中，运气始终是一个强有力的影响因素。＂所谓＂运气＂，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些普通人不可控的偶然性外部因素。仅仅责备年轻人＂迷信＂，加以＂奋斗＂的说教，并不能解决他们的困境，关键之处在于如何减少这种外部风险，给他们提供支持，重新夺回对生活的控制感。
　　这当然需要社会公共机构给予更多的保障，鼓励人与人之间的横向联结，而不是任由孤立个体去面对和承担所有风险，否则没有人能坚强到搞定所有问题。现代社会要开辟出新领域、新可能，无不需要冒险，但＂冒险＂并不意味着让人不系保险带一跃而下，而应当是在提供充足支持的情况下，鼓励人们向前探索未知。
　　年轻人上香，已经不是为了神灵面前的契约，而是个人主义的风险管理寄托，寻求好运来赢回对生活的掌控感。然而＂好运＂究竟从哪里来？在这个庞大的时代，每个人面临的不可控变量极多，也确实可能随时陷入复杂的潜规则，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体什么也做不了。一个常识健全、认知正常的普通人，也能在暗礁遍布的大海上把握好自己的人生方向。这与其说是＂运气＂，不如说是一种活出自我的＂通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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