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泽枣林坪
一
晋陕大峡谷西岸,有一个古老的小镇,面临黄河,背靠大山。此山既非土山,也非石山,"胶泥夹石炮,石山土戴帽"是其典型特征。这样的地理条件,自然长不出好庄稼,但对于枣树来说,却是一方风水宝地,随便在哪里栽下一棵小树,就会疯长。小镇上的村民老了一茬又一茬,枣树栽了一茬又一茬,慢慢就成了气候,全镇二三十个村庄都隐藏在茂密的枣林之中,简直就是黄土高原上的一处又一处人间秘境。尤其壮观的是,小镇所在的黄河滩上那一片千亩枣林,密密匝匝、高高低低,从高处俯瞰,像大自然为黄河配的一条绿丝带,绝对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小镇因此而得名"枣林坪"。
小镇红枣名声很大,城里人包粽子、蒸枣馍馍、蒸枣糕、烙枣饼子若是能买到小镇的红枣,就满脸喜悦,很是自豪。小镇红枣好,名不虚传,个大、肉厚、瓷实、饱满,把枣子掰开来,枣肉可以拉成一丝一丝,像春蚕吐丝一样,亮晶晶的,甜丝丝的。枣林坪镇可谓因枣而生,为枣而生,那红枣要是不好吃,反倒是咄咄怪事。
小镇红枣好,关键在于水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小镇上的枣树是枕着黄河的波涛长大的,树上结的枣子是被"叫枣红"一声一声叫红的。乡亲们亲切地把蝉称作"叫枣红",夏秋时节,枣林间蝉鸣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一会儿是独唱,一会儿是对唱,一会儿是大合唱。这些"叫枣红"是小镇上最杰出的民歌手,它们叫着叫着,枣就红了。待红枣熟透以后,大家商量一下,选个天气晴朗的好日子,一齐开杆打枣。进入初冬,枣贩子们就忙活起来,把小镇红枣一车一车卖到天南地北去,再把外面的大米白面拉回来,庄户人家的锅里就多了一些油水,日子就一天比一天更滋润了。
小镇上的人们天生就是民间艺术家。那些看起来笨手笨脚的男人,一手拿着铁丝,一手拿着虎口钳子,随便捆绑几下,就把一堆杂乱无章的枣木棍变成了一道一道篱笆墙,扎在猪圈门口、厕所门口或者小路旁、菜园子旁,既美观又实用。婆姨女子们心更灵,手更巧,她们用线把红枣缀成枣串串,用高粱秆把红枣穿成枣排排,用麦秸杆把红枣编成枣蛋蛋,往窑檐底下一挂,眼前就多了一些喜色,生活也似乎多了一些奔头。
那一年,我从县城的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镇上的中学去教书。到单位报到那天,下着小雨,我独自一人走出校园,在一片枣林中漫步。枝头的红枣被雨水洗得亮亮的,摘一个咬了,水水的、脆脆的甜。正准备伸手摘第二个,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来两个大姑娘,其中一个喊一声:谁让你偷吃红枣的,罚款十块!我自知理亏,呆头愣脑,不知说什么好。恍惚间,两个大姑娘放肆地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消失在了枣林之中,像一股来去自由的风。
记得校园外的河滩上有一段很长的河堤。那河滩是宽阔的、松软的、富有诗意的。河堤内积了厚厚的一层土,打了界塄,是一畦一畦的菜园子,南瓜葫芦紫茄子,莴笋萝卜豆角角,青青的嫩,嫩嫩的绿。傍晚时分,我常常坐在那道河堤上看长河落日,常常能遇见一个女子赤脚片子在河边担水浇菜呢,腰一拧,屁股一扭,扁担颤悠悠地走远了,就像一片鲜活的香菜叶子被风吹走了,只留下一首充满泥土气息的田园诗,留下一幅恬静而淡远的山水画。
离开小镇多年以后,我曾带着几个朋友回到小镇,想去黄河滩上找寻那些逝去的青春岁月。遗憾的是,我找不到河滩了,更准确地说,河滩没有了。我只看到河边有许多小山一样的沙堆,河里有许多抽沙的木船,船上的柴油机"突突"地响着,听起来非常刺耳。来到枣林中间,我发现很多枣树得了"枣疯病",呈现出一幅病态。朋友不解,问什么是"枣疯病",我开玩笑说,这些年枣农都到城里打工去了,没人管理枣树,枣树就急疯了。本来,枣树被人们称为"铁杆庄稼",曾经是小镇人家的"摇钱树",如今,挂在树上的红枣无人问津,落在地上的红枣也无人问津,即便有人捡回去,也不是为了卖钱,而是为了喂猪喂羊,甚至烧火。作为一个吃着红枣长大的农家子弟,我无法改变枣树的命运,只能写一首破诗,弱弱地为枣树唱一首挽歌——
秋风脱掉了枣树的绿衣裳
山坡上就挂起了一万只红灯笼
也许你看到了吉祥的灯光
而我的内心却像秋水一样冰凉
作为枣树的好兄弟
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它们的悲伤
从宠儿到弃儿是它们的宿命
每一棵枣树都在劫难逃
山坡上的红灯笼
是一万只被焦虑烧红的眼睛
它们看不懂世界
看不懂见异思迁的人心
我想为每一棵枣树都鞠上三躬
它们像钢铁战士一样
守着脚下的土地
比村里的人多了一百倍的忠诚
被主人遗弃的红枣
变成了山坡上的一万只红灯笼
它们注定会被一场大雪活埋
最终变成地里的一把臭肥
山坡上的一万只红灯笼同时亮起
那是枣树集体表演的最后一个节目
它们是在为离家出走的枣农叫魂
也是为自己举行一场触目惊心的葬礼
二
小镇归陕西省绥德县管辖,与山西省柳林县石西乡隔河相望。小镇的确很小,全长不过三里路。最北头,是中学,然后依次是镇政府、黄河航运站、税务所、工商所、卫生院、粮站、信用社、兽医站、完小、供销社,最南头是公安派出所。小镇虽小,但政府机构应有尽有。因此,对村里的人来说,到小镇上赶一回集,感觉就像去了一趟大城市。
小镇逢五逢十遇集,五天一集,间隔不算长,也不算短。每逢集日,所有的村庄都会骚动起来,父老乡亲们背口袋的、挎包包的、提篮篮的、担担子的,三三两两,一群一伙,说说笑笑去赶集。当然,赶集的也少不了山西人,要是少了山西人,集市就逊色了一小半。小镇与河对岸的石西乡早就结成了友好乡镇,政府之间联系比较紧密,民间互动十分频繁,黄河两岸通婚现象非常普遍,东岸有个姑姑,西岸有个舅舅,再平常不过了。人们常说,隔河千里远,可是,对这两个乡镇来说,彼此之间的距离不过是一条渡船的距离。这么一来,小镇遇集,往小了说,是两个乡镇的盛会;往大了说,就是秦晋两省的盛会。山西老乡唯恐误了小镇的集市,动不动就男女老少载一船,慢悠悠地从河里漂过来,跟陕西老乡一条街上挤牛牛。一时间,夹在青砖瓦房和古老窑洞之间的街道被挤得摇头摆尾,闹哄哄的,集就红了。满街溜达的后生小子们心灵灵的,眼活活的,盯着红裙子、白裙子、花裙子转三圈,那些晃眼的"裙子"飞来飞去,蝴蝶儿一般,却捉不住。但说不准什么时候谁就把谁飞了一眼,谁就红了脸,低了头,谁就喜上眉梢,计上心头,谁就哼哼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心里想着小镇其实也风流!
对小伙子大姑娘来说,赶集的主要目的是在人群旮旯里瞅一个意中人;对大人来说,赶集的最主要目的是买到想买的,卖掉想卖的;对小屁孩来说,无非是吃一牙西瓜或者一个甜瓜,吃一个刀刀碗托或者一个空壳壳饼子。对我来说,除了爱那点吃喝,还爱到一个弹棉花铺子里看一个老师傅弹棉花。一张大弓,被老师傅不慌不忙弹得嗡嗡作响,细碎的棉絮满屋子乱飞,不一会儿,一块蓬松的被套就成型了,老师傅也变成了一个"棉花人",像一个美丽的童话,十分好玩。
小镇遇集,偶尔也会遇到唱戏。小镇唱戏,不唱秦腔,只唱晋剧。类似的怪事还有,比如,在有线电视开通以前,小镇上只能收到山西电视台的节目,收不到陕西电视台的节目,把电视天线转过来转过去,转晕了也无济于事。这些"怪事",说怪也不怪,要怪就怪小镇离省城西安太远了,离太原反倒太近了。
当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集就散了。赶集的人们,动作麻利一点的,挤上一辆拖拉机,或者一辆大卡车;水性好一点的,三下五除二把浑身上下的衣服一扒,装在一个塑料袋子里,一手拿着,"噗通"一声跳进黄河,踩着河水顺流而下就回了家。当然,能坐上拖拉机、大卡车回家的,敢凫河回家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只能结伴步行回家,累是累点,但心里还是热切地期盼着下一个集日的到来。
小镇一年有七十三个集日,唯有正月十五的集日不同寻常。人们赶完白天的集,并不急着回家,镇上有亲戚的,就到亲戚家里蹭口饭,镇上没有亲戚的,就破费一次,在集市上买点吃的,或者啃一点自带的干粮,凑合凑合,目的是等到晚上去转九曲。转九曲也叫转灯,是小镇上最有吸引力的民俗活动。正月十五,人们早早就用高粱杆或葵花杆在黄河滩上搭起九曲黄河阵,每一根高粱杆或葵花杆上都托起一盏灯,最初是煤油灯,后来是蜡烛,再后来就成电灯了。九曲黄河阵像一个城廓,又像一个迷宫,只有一个进口、一个出口。夜幕降临,锣鼓喧天,唢呐齐鸣,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开始转灯。据说,只要顺顺利利转出九曲黄河阵,就会逢凶化吉,遇事呈祥。因此,小镇上的转灯活动,人气很旺,谁不想攒一份福气,图一个吉利!
三
关于黄河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比喻,那就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小镇上的人们习惯称黄河为姥爷河。这么叫,是为了凸显黄河像姥爷一样的老资格,还是为了凸显黄河像姥爷一样的坏脾气,不得而知。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姥爷河发洪水的确很吓人。那洪水是浑浊的、放肆的、摧枯拉朽的,掀起一脑畔高的浪头,发出牛嚎一般沉闷的咆哮声,疾速地飞奔着、冲撞着、翻滚着,把两岸甩在脑后,把小镇也甩在脑后。
尽管姥爷河发洪水很吓人,但小镇上的人们在内心深处多多少少还是有些期盼洪水的,因为姥爷河一发洪水,人们就可以捞到"洋财"。小镇上的人们习惯把火柴叫做洋火,把肥皂叫做洋胰子,把玻璃罩子灯叫做洋灯。在他们看来,外来的大概就是"洋"的,所以,他们想当然地就把从洪水中捞到的鱼、河柴、河炭、木头等东西统统称为"洋财"。
小镇上的很多人家,都有一个捞鱼兜子,就是在一根长长的枣木棍上,绷一个三角形的大网兜子。捞鱼兜子平时没啥用处,可一旦姥爷河发水,就能派上大用场,既可以捞鱼,又可以捞河柴、捞河炭。要是捞到鱼了,就清炖了,再买两瓶烧酒,大伙围着一个炕桌"打平伙"。河柴一般漂在河边,黑乎乎的,一嘟噜一嘟噜,一片一片,里面既有硬柴,也有绒柴,用捞鱼兜子或筛子、筐子捞了倒在河滩上晒几天,再担回家。河炭一般沉积在河边的泥沙里,一窝一窝的,谁挖到,就等于挖到了宝藏。河炭经过河水长时间的浸泡,非常易燃,一张报纸就可以点燃,但是火头不硬,不耐烧。话说回来,不花一分钱就有炭烧,还穷讲究个什么呢。
枣林坪镇 郑宝红摄
"捞洋财"曾经是小镇上最为壮观的场景之一 。姥爷河一发水,大家就开始观望,只要河里有"洋财",就男女老少齐上阵。水性好的壮男人,往往只穿一个大裤衩子,扮演"捞洋财"的主角,婆姨女子们则站在河边或河滩里扮演配角。有时候,一个巨浪打过来,就像一个恶作剧,会褪掉男人的大裤衩子,一河滩的人就嘻嘻哈哈耍笑一番,男人也不恼,逮着"洋财"照样捞。能不能捞到"洋财",一看胆量,二靠运气。那些鱼和河柴、河炭,一遇到回水湾子,就会自己漂到河边,算是送货上门了。而又粗又长的木头,是不会轻易捞到手的,它们在当河里随着巨浪一起一伏,诱惑着人们。于是,有人带头"跌浪",有人跟着"跌浪",大家搭伙去捞木头。"跌浪"捞木头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跌浪"的人们有时候满载而归,有时候空手而归,只要归来,总是好的。叫人感到尤其悲壮的是,偶尔也有人为了捞一根木头,再也没有归来,让人唏嘘不已。
捞到"洋财"的人们自然满心欢喜,他们明白,有人走运,肯定就会有人倒运,下游能捞到"洋财",是因为上游的鱼塘、炭场、木料场遭了水灾。但是,河里漂下来的东西,不捞白不捞,捞了也白捞。因此,"捞洋财"用不着不好意思,也用不着去感谢谁。
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人们为了生存,不惜冒着生命代价去"捞洋财",从这个意义上说,"洋财"是姥爷河对小镇的馈赠,是大自然送给乡亲们的一份特殊礼物。如今,小镇上的人们早已不缺那点买炭钱了,吃鱼还要吃新鲜的,吃野生的,他们隔三差五就在姥爷河里打一条红尾巴的野生鲤鱼来解馋,谁还愿意在洪水中"捞洋财"去。遇到姥爷河发水,他们学会了不动声色,一边默默地祈祷,一边目送着洪水渐渐远去。(原载《北方文学》2022年第6期)
作者简介:李光泽,绥德县枣林坪镇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报刊发表诗歌、散文作品,出版散文集《善待生命》、诗集《对一片草地的颂词》。曾获第八届冰心散文奖、《人民文学》全国征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