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病逝后骨灰里有坚硬异物，邓小平力排众议，亲定葬礼规模

　　1928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趋于成熟。星星之火的燎原之势已经起来了，同在江西的许多青年都受到了井冈山的影响，投身至革命中。
　　江西永新有个名叫贺焕文的乡绅，思想进步，因此三个子女都走上了革命道路。长女桂圆在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并在井冈山积极参与游击战争，成了井冈山上第一位女党员。
　　彼时的井冈山上，带兵作战的女战士，除桂圆外，只有两个：康克清和贺英。前者是朱德的妻子，后者是贺龙的妹妹。桂圆不是贫农出身，在当时能走到这一步，在各个方面都是极为难得的。加之其容貌漂亮，英姿飒爽，很受革命青年的仰慕。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不久，桂圆带着部队到老家永新县打地主，借住在当地一户农民家里。住下几天后，另一队同志也到了永新县，其中有一个青年和桂圆借住在同一户人家。
　　青年气质非凡，行事言语彬彬有礼，和桂圆在生活、工作上相处的都十分融洽。久而久之，两人之间的革命友谊逐渐升温，回到部队后，青年也时常主动和桂圆来往。郎有情妾有意，又怀有共同的理想，两人最终在1928年6月结为夫妻。
　　那时候的革命青年中还有许多这样的故事，但他们的故事注定不平凡。
　　因为青年的名字叫毛泽东。名满井冈山的桂圆还有另一个被人熟知的名字，叫贺子珍。
　　两人结为夫妻的时候，正是革命最艰苦的时期。那时候一个相较他们二人而言革命资历较浅的年轻人刚刚归国，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一职，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邓小平。伟人们已经陆续走上历史舞台。贺子珍则坚定地陪伴在毛泽东身边。
　　此后十年，贺子珍和毛泽东相互陪伴着走过了最艰苦的岁月。十年后两人分别，此后数十年，革命成功，新中国成立，中国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贺子珍和毛泽东的人生轨迹也相隔越来越远。
　　1976年，毛泽东在北京逝世，因多方原因，贺子珍未能亲赴北京悼念。直到1979年，贺子珍才去到阔别已久的北京。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瞻仰毛泽东的遗体。
　　那时的贺子珍已经坐在轮椅上了，身后推着轮椅的是她和毛泽东的女儿、女婿，李敏夫妇。贺子珍的轮椅绕着从前的丈夫、老战友的遗体转了两圈，沉默无言，已经衰老的脸不停颤抖，努力克制着内心汹涌的情绪。
　　轮椅停下，老人的眼泪才忍不住地夺眶而出。
　　1984年，贺子珍在上海病逝。这个历经了几十年革命风雨的老人永远闭上了双眼，但接下来的一个问题难倒了其他人：骨灰该安葬在哪里？葬礼应该是哪种规模？
　　贺子珍是中央干部，但人在上海，又因为私人身份特殊，无论是葬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还是北京八宝山，都有不合适的理由。因此，无论是她的孩子，还是上海市委，或是中央领导人，都不敢擅自做决定。
　　这个决定权最终交给了当年的那个年轻人，邓小平。
　　或许很多人都想不到，贺子珍走完坎坷的一生后，葬礼的问题也会遇到困难。那时的新中国已经走上了发展的道路，和他们年轻时的中国完全是另一种样子。革命成功了，但拼了新中国的一代人也陆陆续续老去、离世，为了活在今天庆幸的同时，也免不了让人有些伤怀。
　　邓小平为了贺子珍的葬礼，仔细思考了很久，未尝没有想起过这些离开的老战友年轻的样子。不久后，邓小平亲自做出了两项重要的决定，从这一刻开始，这个传奇女子的一生才算真正落下帷幕。
　　然而，同时到来的还有许许多多的疑问：贺子珍的葬礼究竟如何安排的？邓小平又为何这样安排？贺子珍病逝后，还发生过哪些事情？
　　相信很多人都有同感，影响人一生的有时候不见得是什么能够记在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反而是一些平凡的小事，在潜移默化中把一个人推向了另一种人生。
　　贺子珍年轻时参加革命，亲自走在游击战的前线，后来又跟随毛泽东参加长征，但这些都不是冥冥中改变了她人生的事情。那是什么改变的呢？这个答案直到贺子珍病逝后，才在人生最后的一场大火中显现出来。
　　1984年春天，贺子珍病重，一直住在上海华东医院，女儿李敏也在最后的日子一直守在她身边。最后的一段日子里，贺子珍仍然没有向命运屈服，尽管面色苍白，但在亲友面前仍然硬撑着开玩笑，年轻时不服输的劲一直没有消失。
　　贺子珍看到一个个愁容满面的亲友，反而强打起精神，笑着说：＂这是怕我不行了？你们都来了？＂
　　人们见她这个轻松的状态，也只好强行笑着跟贺子珍说话，但同时心里也都凉了下去，他们都清楚贺子珍的病情，也都猜到了，这是回光返照。
　　1984年4月19日下午，贺子珍经历了回光返照，医院抢救无效后，在龙华医院病逝，终年75岁。邓小平解决了葬礼安排问题后，贺子珍的遗体在4月25日下午火化。按理说，一切都该无风无浪地进行下去。
　　然而，贺子珍遗体火化后，人们惊奇地在骨灰里发现了几块坚硬的异物。
　　骨灰里有时会残留没被焚化的碎骨，但这几块异物明显不是骨头。经过检验后，真相更是让人大吃一惊：这几块硬物是被焚化炉的强火烧卷的铁皮！
　　再次经过调查分析后，这几块铁皮的来源也清晰了：是当年长征时贺子珍受伤时残留在颅内的炮弹碎片。贺子珍和毛泽东是1934年踏上的长征路，也就是说，这几块弹片在贺子珍的颅内潜伏了整整50年。
　　颅内的弹片压迫神经，无法做手术，因此只能日复一日地受其折磨，只靠想象，就能知道这样的滋味有多难受，贺子珍在这样的伤痛下整整坚持了50年，其毅力和坚韧可想而知。
　　长征时受伤是常见的＂小事情＂，但也正是这几块弹片，冥冥中影响了贺子珍的人生。
　　那这些弹片都是从何而来的？又是怎么影响贺子珍的人生的呢？
　　贺子珍出生在1909年的江西永新，父亲贺焕文是当地乡绅，但思想进步，鼓励子女学习新思想。贺子珍是家中长女，长大以后，贺子珍以及哥哥贺敏学和妹妹贺怡都投身革命，哥哥贺敏学更是得到了毛泽东非常高的评价。
　　1927年，贺子珍参加了永新县的农民暴动，随后遭到国民党追捕。于是，贺子珍就和哥哥贺敏学一同上了井冈山。那时候的毛泽东还没有到井冈山。所以仅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来说，贺子珍是比毛泽东资格还要老的＂老革命＂。
　　那时的贺子珍在永新县和井冈山都很有名气，带领赤卫队守卫永新县城门时，战斗极其激烈，但贺子珍在一众男战士中并不突兀，十分英勇。那场战役的转折点，正是贺子珍一手一枪，击毙两名敌人，让战士们士气大增，才一鼓作气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甚至直到贺子珍晚年时，当年在井冈山的＂神枪手＂、＂花木兰＂等外号还在传说。
　　贺子珍与毛泽东相识后，两人本就暗生情愫，后来组织上又安排贺子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两人日久生情，水到渠成地结合了。毛泽东那时也坦诚地说了从前和杨开慧的婚姻经历，那时候革命动荡，毛泽东得到了杨开慧牺牲的消息，才选择和贺子珍在一起。
　　贺子珍并不介意这些，从此跟随毛泽东，全力扶持革命事业，既是妻子，也是秘书。
　　长征的艰难已经不需要再去赘述，作为伟人，毛泽东那时遭受的压力和困苦难以言表，但都挺了过来。作为普通人，毛泽东那时也面临着重大的难题，一是政治上的失意，二是怀有身孕的妻子陪自己吃苦。
　　贺子珍陪伴毛泽东踏上长征路时，正好是第四次怀孕期间，毛泽东那时虽然还没有确立领导地位，但对于怀有身孕的妻子申请一下特殊照顾是可以的。贺子珍本来身子就弱，加之路程艰苦，怀有身孕，一路上脸色苍白，让毛泽东很心疼。
　　然而贺子珍并没有要特殊照顾，反而挺着大肚子跟随行军，还在路上监管几副担架，一路上照顾伤员。贺子珍明白毛泽东的难处，尽力不拖后腿，有一份力用一份力，每次到了宿营地都是最后一批休息的人。
　　就这样，贺子珍陪伴着毛泽东度过了最难的日子。遵义会议过后，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贺子珍看着丈夫带领部队打了几次胜仗，心里也跟着高兴，以为终于好起来了，没想到不久后，差点就在战场上一尸两命。
　　长征部队走到贵州一个苗族村庄时，国民党的追兵发动了凶猛的攻势，地面的追兵和天上的轰炸机不停进攻，以当时的装备和人员难以抵挡，只能急行军往前行进。战场上的一切都是瞬息万变，在这样紧张的时刻，贺子珍却突然倒下了。
　　贺子珍的肚子那时已经很大了，走路都很费劲，为了不拖后腿，依然想跟上队伍，但毕竟身体受困，半路上突然捂着肚子，表情痛苦地倒在地上。同行的卫生员一看就明白了：贺子珍要生了。
　　可这样紧急的时刻，生孩子成了一件相当麻烦的事情。
　　当时周围甚至连生孩子的房子都没有，情况紧急之下，董必武赶来，连忙命令医生和几个卫生员在窝棚进行接生。窝棚极小，只有医生和一个卫生员能进去，贺子珍也咬紧牙关配合，身后远处的飞机轰炸声震耳欲聋。
　　孩子还没有生下来，后面赶来的战士路过窝棚，见此情况急忙说：＂敌人马上追来了！＂
　　贺子珍显然也听见了这句话，所有人的脸上都急出了汗，董必武实在没有办法，催促道：＂没有时间了。＂话刚落音，一颗炮弹落在了距离窝棚几百米远的地方，众人一阵耳鸣。听力恢复后，一声婴儿响亮的哭声从窝棚中传了出来。
　　然而，因为情况紧急，孩子只能托付给了当地的农民。还没来得及休整，贺子珍就急忙跟着部队往前走了，甚至没来得及仔细看看自己的孩子。
　　毛泽东在前线领导部队，自然不知道这事，直到抵达驻地后，才第一时间满头大汗地跑来。看着憔悴的贺子珍，毛泽东有些自责地说：＂你受苦了。＂从头到尾没有掉过眼泪的贺子珍听到这句话，终于忍不住泪流满面。
　　互相陪伴的风风雨雨，一同坚持的信仰，让两人的爱情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已经超越了普世意义上的＂爱情＂。
　　不久后，部队抵达了贵州盘县，长征部队面临着如何渡过金沙江的难题。贺子珍在部队后面遭遇敌袭，这时距离她分娩之过去了一个月，她的身体还很虚弱。
　　敌机轰炸时，贺子珍正和战友在山坡上休息，听到远处的轰炸机声音，她立刻大吼：＂隐蔽！＂
　　众人也都听到了声音，立刻找好掩体，在山沟里隐蔽起来。但因为过于紧急，山坡上还有些担架上的伤员没来得及转移，敌机却已经发现了他们，开始机枪扫射和轰炸。贺子珍本来已经隐蔽好，看着那些伤员，没有犹豫，迎着炮弹和子弹再次冲了出去。
　　贺子珍拖着疲软的身体，用最快的速度奔向伤员身边，进行简单包扎，然后拖着担架和伤员往山沟方向去。就快成功带着伤员隐蔽时，一枚炮弹在贺子珍不远处落下。贺子珍眼疾手快，没来得及细想，扑在了伤员身上，用自己的身体承受了炮弹的爆炸。
　　一声剧烈的炸响后，贺子珍失去了意识。
　　敌军退去后，人们才发现了不省人事的贺子珍。经过检查，贺子珍全身有十几处被弹片击中，最深的伤口已经深嵌骨骼。以当时红军的医疗水平，这样的手术很难完成，只能简单的进行治疗。
　　贺子珍颅内的弹片，正是这次负伤中的留下的。
　　贺子珍受伤后一直昏迷，第一次醒来是拔出弹片时生生疼醒的。直到简易的手术完成，贺子珍才醒过来，看到来看望自己的毛泽民，第一句话是：＂不要告诉你大哥。＂毛泽东那时在前线计划如何渡江，贺子珍这样说，是怕他分心。
　　毛泽民不同意，说：＂这样大的事，不说怎么能行！＂
　　贺子珍却轻轻摇摇头，坚决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贺子珍认为自己负伤严重，但部队还要前进，自己会拖后腿，干脆将自己寄送在当地农民家中，等革命成功再相见。
　　毛泽民在这件事上没有听贺子珍的。那个时候，因为战争失散的夫妻、亲人太多太多，一旦失散，也许终其一生无法再见。毛泽东听毛泽民讲完这些，极为担心，但又无法脱身，只能下了命令：
　　绝不能留在老乡家里，就算死也要抬着走！
　　此后，贺子珍在担架上继续跟随部队前进，一个月后，在卫生员和战友们的照顾下，身体也逐渐好转，但身体里深处的弹片依然无法取出。贺子珍本就性格坚毅，想法比较偏激，颅内的弹片压迫脑神经，导致她的情绪愈发不稳定。
　　或许正是因此，红军抵达陕北后，贺子珍没有听毛泽东的安排去苏联治病。那时的毛泽东工作繁忙，免不了和其他女同志有工作上的接触，相比贺子珍，很多女同志的思想、学识都要高出许多。
　　贺子珍自然看在眼里，虽然只是工作接触，但还是让贺子珍变得敏感，于是两人的感情由贺子珍这里出现了一些沟通问题。直到1937年冬天，中国的局势进一步紧张，心理已经变得偏激的贺子珍负气之下离开了中国，前往苏联治病、学习。
　　两人分别时有没有过郑重的告别，已经没有史料可循，但几十年后贺子珍和毛泽东再见，毛泽东问出了一句让贺子珍后悔许久的话：＂当时为什么要走呢？＂
　　去往苏联前，贺子珍或许也没有想到，此生再见毛泽东，要等到22年以后了。
　　有时候，一件普通的事引发了一个普通的决定，改变的就是一生。
　　贺子珍病逝后，包括上海市委在内的领导人都不敢擅自定下贺子珍的葬礼规模，不仅仅是因为贺子珍的革命往事，也因为贺子珍后来数十年的沉寂岁月。这些都是难以定义贺子珍的因素。
　　贺子珍在苏联的日子并不好过。由于颅内的弹片已经跟脑组织长在一起，手术风险极大，成功率非常非常低，一旦失败，最好的情况也是变成植物人。所以治病的目的只能放弃了。
　　贺子珍在苏联又生下一个孩子，同时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几年后，毛泽东把毛岸青、毛岸英也送到东方大学学习，又把和贺子珍的女儿李敏送到苏联，这几个孩子有时就和贺子珍生活在一起，也让贺子珍的生活不再那么孤单。
　　但苏联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身份给予帮助，相反，贺子珍那时要赚钱养活几个孩子，生活条件艰苦，在天寒地冻的莫斯科，有时连取暖的柴都没有。生活上的困难尚且能克服，贺子珍和毛泽东的感情因为联系变少也变得淡薄。这一切都让贺子珍的精神压力越发的大。
　　1943年，贺子珍被当作精神病人关进了精神病院。
　　如果不是那几枚弹片，贺子珍本该是巾帼英雄，何以落到进精神病院的地步。这份经历无疑是雪上加霜，使得本就敏感的贺子珍彻底进入了人生低谷。直到1947年，贺子珍才得以重返祖国，回到东北。
　　那时候组织上也了解贺子珍的过往，于是评定贺子珍为三级甲等残疾，享受国家给残疾退伍军人的补贴，但好强的贺子珍至死没有领过一次补贴。当然这也只是一方面，对于贺子珍而言，无论是战斗，还是负伤，都是出自革命信仰，不需要什么补偿。
　　何况，经历了在苏联的低谷日子，回到国内的一切都令贺子珍感到知足。
　　1959年7月9日，贺子珍由毛泽民的妻子朱旦华陪同，从南昌前往庐山，与阔别了22年的老战友毛泽东会面。此次会面的内容并无史料记载，但会面的原因是可考的。
　　据陶铸的夫人曾志在回忆录中所讲：
　　＂我端详贺子珍，不到五十岁的人，却像个老妇了，……见我来看她，她十分高兴。滔滔不绝地跟我说个没完，都是自己的零星家事。她说话有条有理，脑子很清醒。每当提起毛泽东，她都毕恭毕敬地尊称毛主席。不像流言传的那样，说她有精神病……‘怎么样？她还好吗？’毛泽东关切地问……毛泽东沉思片刻，然后极真挚地说：‘我想见见她，毕竟是十年地夫妻嘛。’＂
　　从这段文字里可以看出，自贺子珍回国以后，毛泽东也很关切她的身体情况，挂念曾经的妻子、老战友。
　　自回国以后，贺子珍一直在上海养病。1976年，毛泽东病重，贺子珍并未有机会到北京见毛泽东最后一面，但两人的女儿李敏一直守在毛泽东身边。弥留之际，毛泽东已经讲不出话，但双眼含泪，拉着李敏的手，画了一个圆圈。
　　李敏当然察觉到了这一举动，只是转念一想，就明白了父亲的意思，顿时忍不住泪流满面。
　　毛泽东记得，李敏也记得：贺子珍的小名就叫＂桂圆＂。
　　毛泽东的逝世对贺子珍打击很大，原本就苍老的贺子珍突然间更加苍老了下去。贺子珍在家中悼念了毛泽东，此后的日子里，每天都会看从前关于毛泽东的新闻。毛泽东逝世一年后，贺子珍病情加重，患上偏瘫，从此住在了医院里。
　　直到1979年，贺子珍才有机会到北京亲自瞻仰毛泽东的遗体。李敏夫妇推着轮椅，看着这个老人沉默地落泪、叹息，两人都不敢发出声音。许久，贺子珍情绪平下来，几十年的心结，似乎终于在这一刻跟自己和解了。
　　1984年4月19日下午，贺子珍在上海病逝，病房外已经站着许多人。贺子珍生命最后的时刻，上海市委察觉到病情恶化，第一时间上报中央，中央也第一时间安排专家抢救，但依然没能抢过时间。
　　曾经的浙江省妇联主席、接触的妇女先驱、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贺子珍同志，彻底告别了这个她为之热爱、为之奋斗、为之战斗过的国家和土地。作为个人的贺子珍女士，也带着几十年的风雨往事，彻底离开了人间。
　　贺子珍的葬礼之所以让众人苦恼，最主要的原因只有一个：贺子珍身份的定性。
　　所以，这件事只能交给邓小平。
　　作为毛泽东和贺子珍老战友的邓小平，在建国后也并不是第一次操心贺子珍的事情。毛泽东逝世后，贺子珍无法到北京送别，到了1979年，是邓小平通过了增补贺子珍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提议。
　　这项提议，也得以让贺子珍看看天安门，看看毛泽东的遗体和纪念馆，弥补当年的遗憾和后悔。
　　关于贺子珍葬礼的争议上，主要就是两种观点：一，贺子珍的身份算是中央干部，但身在上海，因此葬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显然不合适。二，贺子珍虽然是中央干部，就算葬在八宝山，也只能在最后一厅。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第一厅都是中央领导人，但贺子珍的身份仅仅葬在最后一厅，显然也不合适。
　　邓小平最后做的两项重要决定，既是贺子珍的葬礼安排，实际也是给贺子珍的定性：一，贺子珍同志的骨灰应当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二，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要献上花圈。
　　邓小平为何要这样安排呢？答案其实很简单。无论贺子珍是否曾是毛泽东的妻子，作为革命战士的贺子珍在革命中立下的功劳也是标志性的，尤其是她作为女性，在那个时代起到了旗帜般的作用。
　　1984年4月25日，贺子珍的遗体在上海龙华殡仪大厅举行告别仪式，邓小平、胡耀邦、陈云、杨尚昆等中央领导人全部送上花圈，上海当地也有上千名干部出席仪式。当天下午，贺子珍议题进行火化，由专机送往北京，从此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许多人提起贺子珍，心中的第一反应就是＂毛泽东的妻子＂。实际上，纵观贺子珍的一生，作为革命战士，作为杰出女性，在面对敌人的压迫、生活的苦难时，都展现出了非凡的人格，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贺子珍为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牺牲和巨大贡献。
　　在中国的革命史中，女性，或者不仅仅是女性，贺子珍这个名字一定是刻在丰碑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