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罪恶迷失在日本文化的美国人

　　文 |  李勤余
　　导演是拍过《盗火线》《迈阿密风云》的迈克尔·曼，主演有日本硬汉渡边谦，剧情里的元素还有黑帮、凶杀，估计不少观众都会先入为主地以为《东京罪恶》是一部场面火爆、内容硬核的动作片。
　　但显然他们会感到失望。剧情进展缓慢，风格严肃沉闷，就连剧中的各色人物也都透出一股无力感，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 本剧绝不是一部＂爽剧＂。正相反，它是震撼心灵的生活实录，是讲述社会问题和时代变迁的独特文本。
　　美国人杰克·阿德尔斯坦（主角杰克的原型）在日本读完大学后，求职进入了日本第一大报《读卖新闻》（也就是电视剧里的明调新闻），成为极少数被允许进入神秘的东京警视厅进行犯罪报道的美国记者。他也将这段奇特的人生经历写成畅销书《东京罪恶》。
　　由此改编而来的本剧以独特的视角，讲述了日本真实的犯罪故事，也探索了连日本人也很难得见的现代黑帮世界，间接反映了记者、警方、歹徒之间错综复杂,有时又相依相存的关系。
　　从美国到日本：生活在别处
　　虽说本剧云集了不少日本一线影视明星，但最让人眼前一亮的，还是操着一口流利日语，由安塞尔·艾尔高特饰演的杰克。这位刚刚主演了《西区故事》的美国年轻演员，站在一众日本人中格外显眼，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杰克和父亲的关系不好，妹妹患有抑郁症，他离开家乡美国来到日本东京，就是为了开始一段新生活，追寻自己的梦想。而他确实也重新找到了精神上的＂父亲＂——渡边谦饰演的片桐，后者正直、勇敢，一路教导、帮助着他。
　　不仅是杰克，瑞秋·凯勒饰演的陪酒女郎萨曼莎也来到东京，也是为了摆脱不堪回首的过去。这些出现在东京的外国面孔，正是本剧最明显的隐喻——从美国人的角度看，去日本更像是＂生活在别处＂。
　　这不由令人联想起歌德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学的浓厚兴趣，以及对创建＂世界文学＂的心态。坦白说，这不是当年的歌德有多么热爱中国，而是在西方世界越来越死气沉沉的情况下，渴望从外部获取更新鲜文化资源的急迫心情。
　　神秘、古老的日本文化，显然对来自美国的＂杰克＂们很有吸引力。在《拉面女孩》里，布莱特妮·墨菲通过学习日本的美食文化救赎自己失败的恋情；在《杀死比尔》里，乌玛·瑟曼让美国观众好好见识了一把暴力美学；在《最后的武士》里，汤姆·克鲁斯领悟到了＂本来无一物＂＂生死皆妄念＂的禅宗和不计生死、自恃克己的武士道精神。
　　而在《东京罪恶》里，片桐教给杰克的第一课就是日本文化中的＂礼＂。它绝不是老江湖宫本警官秉持的那套注重交易、买卖的价值观（这恰恰是美国文化），而是传统日本人崇尚的＂义＂。正是因为杰克在片桐面前展现出的新闻理想，才让后者愿意出手相助。
　　换句话说，＂杰克＂们之所以如此痴迷东京，不是被它的声色犬马、车水马龙所吸引（这些美国都有），而是他们想在这里追寻新的理想和无限可能。
　　冲突和误解：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
　　尽管杰克对新生活充满希望，但一进报社就遭遇当头一棒。前辈丸山泳美告诫杰克，他没有资格把她当作＂朋友＂，更没有资格直呼她的名字。这正是美国的罪感文化与日本的耻感文化之间的重要差异。罪感文化产生的＂原罪意识＂使美国人认为既然人人都有＂原罪＂，那么人人都是平等的；但对于日本人来说，良心的根源是人与人的关系，其文化的根源是从家庭关系而来的。
　　《菊与刀》里说得明白：日本＂在政治、宗教、军队、产业等各个领域中，都有十分周到的等级划分，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一逾越其特权范围,必将受惩罚。＂因此，杰克不得不严格遵守报社的等级制度，即使他在报道中找到了突破性的线索，也必须听从上司（丰原功补饰演）不合理的命令——报道必须按照警方的通报来写，不能有自己创造性的内容。
　　这又牵扯出本剧的主线剧情——黑社会户泽组制造出的一系列凶案。他们勾结银行，利用高利贷把客户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再用侮辱、恐吓的方式逼迫客户自杀以骗取巨额费用。
　　也许有观众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日本人被侮辱后就会选择自杀？这又显示出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制约机制方面的差异——真正的罪感文化依靠罪恶感在内心的反映来做善行；而真正的耻感文化依靠外部的强制力来做善行。所以，在耻感文化中，重要的不是做了什么，而是有没有被外人发现。这正是剧中被害者不堪受辱，愤而自杀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换言之，只要恶行没被发现，似乎就能蒙混过关。这就是为什么宫本警官告诉杰克，日本＂没有＂凶杀案，而明调新闻一开始也不支持杰克进一步调查的重要原因。杰克在酒吧里感慨，＂至少美国还有调查新闻＂，一句牢骚背后，显示出的正是两种文化的激烈冲突和巨大差异。
　　迷失东京：日本文化的局外人
　　米兰·昆德拉说过：＂人是在雾中前行的人。＂面对迷雾，人只能看清眼前的狭小空间。杰克希望通过新闻调查看清东京黑帮的运行逻辑，却没有意识到，面对滚滚碾来的历史车轮，个人甚至是任何组织的力量都是微不足道的。
　　户泽组和千原组本是争夺地盘的死敌，因为杰克的帮助，千原组除掉了内奸，却不敢向户泽组复仇。片桐警官劝告千原组的头目石田，＂十年前，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户泽。＂石田的脸部表情瞬间僵硬，眼神满是凄惶、无奈。
　　原来，户泽组靠贩毒和肮脏的金融骗局已经逐渐占据了上风，而千原组依然坚持＂侠义＂的传统价值观，结果步步败退。这场争斗，恰恰说明了日本黑社会无法挽回的衰落趋势。
　　在2020年上映、由绫野刚主演的电影《黑道与家族》里，衰败的日本黑帮甚至要靠在海边捡贝壳来补贴家用。正如美国学者R.塔格特·墨菲在《日本及其历史枷锁》一书中所说的，新兴经济体系催生出全新的产业和社会结构，工业化水平越来越高，＂用拳头说话＂的时代已然远去。
　　联想到本剧故事发生在新老世纪之交，美国人杰克将会在东京见证的，正是时代变迁重塑日本社会生活的过程——＂坚毅＂＂刚强＂不再是评判男人的标准，＂奉献＂＂牺牲＂也不再是人们推崇的品质。
　　换言之，由于全球化浪潮的来袭，杰克注定不可能在东京找到自己的理想国。无论是警官片桐，还是黑帮朋友佐藤，他们坚持的＂忠诚＂＂仁义＂，终将化为时代的眼泪，落在东京繁华的街头。
　　顺便说一句，原作披露暴力团伙组织下的人口贩卖、淫秽交易等产业的暗箱操作，批评日本政府未能保障陪酒女郎的＂人权＂，但此类观点，终究是站在＂美国中心主义＂的立场上。
　　说到底，迷失在东京的杰克始终不能理解萨曼莎（陪酒给了她开始新生活的可能）、佐藤（黑帮让他有了第二次生命）等人的人生选择，因为他终究是一个＂外来者＂，一个日本文化的＂局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