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财经连线独家专访亚投行首席经济学家ErikBerglof中国经验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低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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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施诗 李依农上海报道
　　今年以来，全球多地高温、干旱、暴雨等极端事件频发，给自然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生产秩序带来严重威胁。同时，伴随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地缘冲突加剧、经济复苏放缓、能源粮食短缺等多重挑战，全球气候变化已从未来的挑战变为现实而紧迫的气候危机，关乎人类未来的发展。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首席经济学家埃里克·伯格洛夫（Erik Berglof）在接受《全球财经连线》独家专访时表示：＂我们需要审视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重新思考我们所作的一切。针对气候变化，每个人的贡献都是有意义的。＂
　　他强调，合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国际社会现有很多相关的协定和共识，这对促进合作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伯格洛夫还表示，目前全球正在努力实现净零目标，而中国对全球实现净零排放极其重要。＂中国领导层对实现净零排放目标的承诺是真挚的。关于应如何做到这一目标，政府提出了很多措施。＂
　　伯格洛夫补充称，尽管中国目前是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且面临一些挑战，但是相信中国最终将实现绿色转型的目标，并且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绿色转型提供经验。
　　过去50年气候相关损失达数万亿
　　《全球财经连线》：极端天气事件给经济带来了多大的损失？
　　埃里克·伯格洛夫：极端天气显然会带来非常重大的经济影响。很多相关研究都关注了这一问题。在过去50年里，全球因受气候影响而导致的损失高达数万亿。值得注意的是，全球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情况不同，受到的影响程度也不同。如发展中国家遭受的损失就要高的多，尤其是相对于它们整体经济规模而言；大部分的损失是由风暴、洪水等极端天气所导致。
　　《全球财经连线》：极端天气会成为一种新常态吗？如果会，我们如何才能避免巨大的经济损失？
　　埃里克·伯格洛夫：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都需要做出一点贡献。就气候变化问题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知道，每一个人的贡献都有意义。你们在中国的行动、我们在欧洲的行动、美国人民的行动等等，每个人的贡献都非常重要。当我们减少碳足迹或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时，所起到的作用与影响是全球性的。鉴于此，我们需要审视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重新思考我们所作的一切。而这一趋势正在全球大部分地方发生。
　　《全球财经连线》：我们知道气候变化是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我们面临哪些挑战？
　　埃里克·伯格洛夫：我们必然面临大量的挑战。例如，我们非常依赖化石燃料。化石燃料确实有它的优势：更加可靠、相对更容易获取，我们已经建立了大量的相关基础设施来勘探、开采并使用化石燃料。我们必须改变这一点，但这将需要一些时间。眼下，我们已经开始调整行为，以适应特定类型的能源生产、特定的交通运输方式等。所有这些调整都需要深思熟虑，需要时间和不同的工具。我们需要更好地定价来反映不同形式的能源的实际成本；需要政府在许多方面有更深入的参与，以确保转型能够像期望的那样尽快发生。我们也需要私营部门的贡献，找到让私营部门也参与进来的方式。
　　须考虑各国情况的差异
　　《全球财经连线》：我们如何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
　　埃里克·伯格洛夫：正如我前面提到那样，在应对气候变化与减缓气候变化方面，每个人的贡献都很重要。因此，合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国际社会现有很多相关的协定和共识，在促进合作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如何衡量气候变化方面，我们认同碳足迹是一个很好的衡量标准。其他温室气体的测量同样重要，我们就此也达成了强烈的共识。在科学方面，大家对全球温度变化的关键水平达成了一致的认同；对全球系统中各个地区的关键临界点进行了确认与预警。所有这些，我们都有越来越深刻的理解。这对实现合作来说，是非常好的出发点。
　　各个国家的起始点有差异。一些国家还在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和相对低价的能源。当他们在开采和使用这些能源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对全球气候可能产生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各国的情况非常不同。富裕的国家要承认，他们对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温室气体的含量应负有责任；而相对落后一些的发展中国家也要意识到，同样需要成为绿色转型中的一分子。这些国家可能需要取得一定的资助来支持这一转变。这就是亚投行这类机构的作用。
　　《全球财经连线》：亚投行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将会做出哪些行动？
　　埃里克·伯格洛夫：除了减缓气候变化外，气候适应也同样重要。气候适应，即确保气候变化对每个城市所造成的影响尽量减少。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更大的挑战，因为要获得这方面的资金并不是那么容易。整体而言,我们不仅需要在缓解气候变化方面采取行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同时也需要建立更有弹性的社会，使我们自身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
　　我们需要在社会的各方面展开工作，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们需要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做出努力，逐步替代、淘汰化石燃料，同时使化石燃料的使用效率更高。尤其是在可再生能源方面，我们需要在运输系统上下功夫，使其变得更加绿色：比如电动汽车，不仅仅是受用于人，也可以用于货物运输等；也许还可以从公路交通转移至更多使用铁路交通、研究如何促进空中交通的转型等等。有很多不同的方面可以尝试。
　　除此之外，还有数字基础设施。这也是亚投行正热衷于参与的事情。这将是整个转型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通过将更多的数字基础设施引入更多的传统基础设施，我们将变得更有效率。亚投行的目标是到2025年，气候融资达到融资总额的50%。这是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目标，而我们正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路上。亚投行的战略计划中虽然还有其他目标，但这一目标是时间上最紧迫、也是我们眼下最专注于达成的目标之一。
　　转型过程中会创造大量机会
　　《全球财经连线》：欧洲的能源危机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除了俄乌冲突，还有哪些因素导致了欧洲的能源危机？
　　埃里克·伯格洛夫：能源危机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首先是欧洲在向净零排放的转型上起步的太晚。随后发生的俄乌冲突又令能源价格迅速上涨，欧洲的能源供应也随之遭到扰乱。这些又进一步放大了欧洲本来就很紧张的能源系统问题。一系列的事件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是，现在开始出现了更多的合作——欧洲不同的国家之间有更多的联通。这对欧洲而言实则是一种解决方案，其实对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来说也是如此。我们需要更多相互联通的能源系统。
　　我们还需要确保我们引入可再生能源，并允许可再生能源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最大问题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很好的储能，不足以能够和传统能源竞争。我们正在迅速改善这一点。当涉及到如何解决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问题时，我们仍需要继续改进。一个改善方法是确保这些能源可以跨国转移。例如当一个国家的风能或者太阳能非常充沛，如何使这些能源可以被出口到其他国家。这是目前正在欧洲发生的一大趋势，我认为也需要在世界更多地方发生。
　　《全球财经连线》：许多亚洲发展中国家已经宣布了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然而在实现绿色转型方面，仍然存在技术和资金瓶颈。发展中国家如何弥补这些差距？
　　埃里克·伯格洛夫：向净零排放转变的过程不可避免地需要付出一些成本，但这个过程同时也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很多工作岗位会在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过程中产生。例如，大量的重点会聚焦在绿色创新上。这种创新不仅是开发全新形式的绿色技术，同样还涉及到如何适应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情。这确实会产生一些成本，因此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帮助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达经济体也承诺会这样做，我们需要确保这一点得到落实。
　　我们正在讨论每年1000亿的问题。可能这还不够，但我们至少需要实现这一目标。确保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能够进行这种转变，这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绿色转型与金融息息相关，确保技术能够自由转让也同样重要。当我们试图在全球实现净零排放，这些都至关重要。
　　激励私营部门参与十分重要
　　《全球财经连线》：除了政府的努力和全球合作外，私营部门是否应该在绿色转型中投入更多资金？为什么？
　　埃里克·伯格洛夫：绿色转型所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对全球各国的能力而言，都属于最大挑战之一。特别是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它们的能力往往不够独立完成这一转型。而想要实现这一目标，不能没有私营部门的参与。私营部门可以带来很多的贡献。国际金融体系中有大量的资本，我们需要利用这些资本为绿色基础设施和绿色转型提供资金。在新兴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
　　这不仅仅是资本的问题，同时也是技术的问题。很多这一领域的私营部门掌握着能源方面的技术，这种活力来自源源不断的转型以及创新，而这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可以看到在一些国家，例如在印度，可再生能源产业已经完全由私营部门承担。我并不是说这是唯一可以实现绿色转型的方式，中国的例子已经表明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完成，但我认为与私营部门展开合作显然是可行的。利用对私营部门的激励机制，使其也参与到转型的进程中来。
　　此外，我们也需要进一步扩大国家的能力。实际上，我想强调的是，私营部门在帮助建设国家能力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有很多公私伙伴关系的例子，比如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都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政府如何通过与私营部门的合作，学习运营复杂的基础设施项目。随着我们向零排放的目标迈进，这样的合作将是非常有必要的。
　　《全球财经连线》：私营部门将从绿色转型的投资中获得什么？
　　埃里克·伯格洛夫：首先，投资于绿色转型可以产生很多回报。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非常可观的进展。可以看到，生产此类能源的成本急剧下降，甚至现在已经比许多基于化石燃料的能源要便宜得多。这些好处在某种程度上就吸引了私营部门。
　　但我们需要为它们提供更多的激励措施，使其更多地参与进来。同时，我们还需要提供协调，这一点私营部门往往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实现。以电动汽车行业为例，你需要将很多东西做到位，才能令私人投资者参与进来。比如充电站，再比如对可再生能源的价格有一些保证等等。有很相关的措施需要到位，从而吸引私营部门进行投资。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政策上的确定性。通常，基础设施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尤其是在绿色转型领域，是我们需要对所有的投资规则有确定性。例如上网电价补贴政策，就是一种激励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的方式。这些政策需要长期保持稳定。
　　我们已经在全球许多国家看到这样的先例。比如某些一开始有的政策，由于私营公司从中赚到了钱，逐渐在政治上看起来变得有些尴尬，然后就透支了这个政策。可能更好的做法是看看如何能够从一开始就仔细设计政策，主要是为了确保能够消除这些不确定性。私营部门不喜欢不确定性，它们希望规则到位。通常情况下一旦规则到位，就可以明白如何运作。而当规则不断变化时，才是真正阻碍私营部门参与进来的原因。
　　在投资时引入绿色科技
　　《全球财经连线》：亚投行将如何帮助亚洲发展中国家完成绿色转型？
　　埃里克·伯格洛夫：之前其实有提到一些。亚投行所做的其实非常全面，我很乐意提供一些非常具体的例子。比如，我们在亚洲许多国家都有做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和风电场等等。此外，在许多国家参与了电动汽车行业，比如在中国和印度。我们在亚洲许多地区参与建立数据中心。数据中心对于数字基建而言十分重要，但其本身也是非常耗能的。因此，我们需要对合适的能源类型、能源生产以及合适的能源技术进行投资。
　　确保当我们与赞助商或合作伙伴合作时，这些事情都能够得到妥善的安排，这是我们正投入大量精力去完成的事情。正如我之前所说，到2025年气候融资将达到融资总额的50%。这是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目标，我想应该没有其他的多边开发银行有比这更具雄心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对亚投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具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即我们能够同时与政府部门以及私人部门展开合作。在许多情况下，需要两边同时推进，哪怕仅仅只是在一个项目中，有时也需要双方共同协力。而这也是亚投行最大的优势。
　　《全球财经连线》：根据你的研究，短期内在能源转型、实现净零目标和经济复苏之间是否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埃里克·伯格洛夫：我认为不应过度强调这一点。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促使经济复苏的道路变得更加绿色或节能。我们需要利用眼下的机遇，通过投资的方式帮助经济复苏，确保推动经济真正处于绿色转型。同时，我们需要在进行投资时运用更环保的技术。尽管绿色转型会产生相关的支出，但是我们需要充分利用当前的机遇、进行必要的投资。非常关键的一点是，虽然这些投资高昂，但额外支付一些费用去增强额外的功能，可确保未来碳排放量降得更低、环境质量更好。因为多数类似的投资将在几十年内到位，因此当务之急是确保真正的技术落实到位，或者至少具备足够灵活的技术，以适应新的绿色创新。如今，当全球各个地区处于复苏之际，多国、多领域都在进行绿色创新或绿色转型，令人鼓舞。
　　我们正走在绿色发展的正确道路上
　　《全球财经连线》：我们是否正走在绿色复苏或绿色发展的正确道路上？
　　埃里克·伯格洛夫：我认为我们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但是我们的步伐需要迈得更快。我们可以一定程度上遏制气候变化，比如在2050年之前将平均温度降低1到2度。不过，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再降低1度。降低1度所带来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可以与10%的GDP相提并论。此外，这对发展中国家及欠发达国家的影响要更大。因此，加快这一进程至关重要。
　　我认为我们有技术，也有相关的机构，因此我们只是需要更有目的性地运用好这些技术与机构。对亚投行等机构而言，应对气候变化并不是最初成立的主要原因，但亚投行已经重新调整了目标。我认为其他机构也需要进行类似调整。全球范围内亦是如此。未来我们需要关注国家和私营部门的每一个机构都做出类似的转变，都能思考如何为绿色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全球财经连线》：全球是否在努力实现净零？
　　埃里克·伯格洛夫：是的，我认为全球都在努力。当然，在不同的国家有所不同。即使是美国，目前在这一方面也取得了一些进展。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新的支持法案，尽管不是最佳结果，但也是一个进步。在美国各州、私营部门，都在努力推进。整体而言，美国正在向前推进目标。实际上，很多绿色创新正在美国发生，我们应该对此感到欣慰。而欧洲则正在面临着挑战，因为能源价格的突然上涨。但正如我此前所说，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快速的进展。欧洲各个电力系统的互连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是，欧洲有许多不同的能源系统，而且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程度也不同。一旦发生与俄罗斯能源供应更彻底地决裂，我认为那些最依赖俄罗斯油气的国家将损失惨重。这将是非常棘手的。不过，国际能源署实际上做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研究。研究显示，欧洲在转型的头几年需要做出一些牺牲，但在未来几年后将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因为欧洲将重新调整能源供应与获取渠道。但在最初的几年，这会有一些困难。研究还表明，无论是对消费者还是企业部门而言，损失都是可以承受的。因此，我不想要弱化欧洲能源危机的影响，但这实际上可能意味着我们将以更快的速度实现净零排放。
　　中国经验助力发展中国家低碳转型
　　《全球财经连线》：中国在全球实现净零排放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埃里克·伯格洛夫：中国目前还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和温室气体排放国。因此，中国对全球实现净零排放是极其重要的。我曾有幸领导过一项国际合作，即中国与国际的合作，主要研究中国的净零排放转型。毫无疑问，中国领导层对实现净零排放目标的承诺是真挚的。关于应如何做到这一目标，政府提出了很多举措。而且我认为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短期内比较难以权衡，因为对煤炭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以及此前发生的干旱和水电的挑战等。但非常重要的是，始终不要忘记长期的目标。我们不能错过2030年碳达峰的目标。如果可能的话，越早实现这一目标越好，因为峰值越高会导致更多的后续问题。
　　对于中国而言，如果要在各个层面实现＂双碳＂目标，需要每个领域的每个城市都要有所回应。这是一个真正需要每个人参与的事情，包括政府、所有部委、国企以及私营部门。
　　此外，政府需要在筹资机制之间取得平衡。我认为中国已经表明其在使用规划机制方面的能力。但同时也要利用市场——确保碳排放交易系统变得更为强大。目前这方面已有所突破，不过可以做得更好。我认为已经有这样的迹象。除此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还需要建立碳补偿市场，以完善目前的排放交易系统。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需要让金融部门更多地参与进来。
　　中国人民银行可以运用其领导能力推动其他银行去审视它们的气候风险、审视接受银行资金的企业的风险。中国对全球价值链而言非常重要。因此非常重要的是这些控制价值链的龙头企业有能力、也有动力来实现脱碳。在实现脱碳和减少碳足迹方面，中国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我对中国可以发挥的作用非常乐观，而且我认为非常鼓舞人心的是，我认为这仍是有国际合作空间的领域。我们在这方面达成过共识，如中国、美国 、欧洲，如何衡量气候变化、怎么判断关键水平。这是我们建立信任的一种方式，我们有标准去验证我们所做的事情，并以此建立更多的信任。
　　也许基于此，我们还可以将合作扩展到其他领域。气候变化所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到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让全球尝试从这一领域开始建立合作。
　　《全球财经连线》：您如何展望中国绿色转型的前景？
　　埃里克·伯格洛夫：正如我所说，我认为中国有非常坚实的承诺。根据我过去两个夏天的工作，我认为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当前气候变化已经对各国产生了影响，对中国也带了较大的影响。中国是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需要采取行动，请牢记每个人的贡献都很重要。我相信中国将实现绿色转型的目标。这并非易事，但中国将取得成功。
　　《全球财经连线》：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中国学到哪些经验？
　　埃里克·伯格洛夫：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样化的国家，各地区收入水平、经济结构不一，因此需要了解这些差异化。
　　中国的一些地区有丰富的水电资源，一些地区有丰富的煤炭资源，还有一些地区的城市化程度很高。这些差异让中国成为一个丰富的实验室，供其他国家学习。我认为中国所具备的国家能力对其他试图学习的国家而言非常重要。这是一种管理复杂项目的能力，因为需要观察不同级别的政府所具备的能力，并针各个省份的特点与实力，评估中央政府的参与程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课。对于一些国家而言，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心，权衡哪些技能、哪些单位需要专门从事公私伙伴关系等，而且以此为起点尝试在各个地区开展项目。我认为这是中国可以与其他国家分享的重要一课。
　　中国很早就在测试不同的事物，测试碳排放交易系统、试验碳补偿等。也许并不一定都能取得巨大成功，但可以从中积累经验。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即有时候需要愿意去做一些尝试。当然，中国的优势是其广袤的地域与区域差异化，这让中国可以做各种不同的尝试。
　　我认为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实验过程中的学习与创新，其中创新至关重要。国际能源署指出，约1/3的净零转型是由创新领导。目前一些现有的技术在规模上还受到限制，一些技术甚至还没能进入市场，如何确保发展中国家能够运用这些技术，值得讨论。在这一方面，中国可以分享的经验是，如何巧妙地运用这些技术并使技术更适应本国情况，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创新者。同时，在向发展中国家转让这些技术上，中国也可以出一份力。我认为这一点已经有所体现。
　　在中国所支持的一些基础设施投资中，我认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从中学到很多经验。此外，伴随着中国所有地区真正参与到净零排放的转型之中，中国还能分享更多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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