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长的胡同最沉重的历史东交民巷游记

　　最长的胡同
　　大多数人是从历史教科书中第一次听说了北京东交民巷这个地方，东交民巷是清后期西方列强驻华使馆区所在地，这里先后入住了英、俄、德、法、日本、比利时、荷兰等多国使馆。在1900年的庚子国变中，义和团和清军在这个地方围攻各国的使领馆长达两个月，直到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后才解围。
　　东交民巷西起天安门广场东路，东至崇文门内大街，全长3里多，是北京最长的胡同。我从东端的同仁医院门口出发，长长的巷子被两旁郁郁葱葱的行道树笼罩着，道路两旁大都是一些具有典型西洋风格的建筑，如红顶的小洋楼、西式风格的门楼、哥特式教堂与玻璃花窗，漫步在胡同里，立马感受到一股浓郁的异国风情，有那么一瞬间仿佛自己穿越了几百年，回了那个波澜跌宕的时代，亲眼目睹了几百年前粮食交易的热闹场景、匆忙赶路的衙门官员以及络绎不绝的各国使臣，这条见证过大清的衰亡、民国的风云和新中国的变迁的胡同更是京城最具厚重历史感和国际化的一个象征代表。
　　从元朝到现在
　　在元朝时，东交民巷和西交民巷是连在一起的，由于当时这条胡同驻有朝廷设立的管理漕运的机构，加之此地距离城外停满运粮船的通惠河较近，时间一长就形成了粮食买卖一条街，从而得名江米巷。明代时因修建大明门和棋盘街，从而将江米巷分为东江米巷和西江米巷。因为这里距离皇城近，许多衙门都设在此处，在东江米巷有礼部、鸿胪寺和会同馆等管理少数民族和对外交往事务的衙门机构，到了清代，又建了迎宾馆供外国使臣临时居住。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根据条约规定，各国可以在北京设立使领馆，随后各国均选择东江米巷一带作为馆址，先后有英国、美国、法国、俄国、日本、德国、比利时、荷兰等十多个国家在此设立使领馆，后来各国陆续又在这里开设了银行、教堂、邮局、医院等服务设施。1900年庚子事变之后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东起崇文门内大街，西至户部街，南抵城墙，北至东长安街路南的大片土地被划为外国使馆界，中国人不准在界内居住和随便进入，东江米巷被改为东交民巷。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各国使馆相继迁往南京，但东交民巷旧址未废，仍被各国控制。
　　1949年后一些与新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国家，继续在东交民巷设立使馆。五六十年代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先后迁往建国门外，东交民巷作为使馆区的历史从此便告结束，但是还保留了大量的西式建筑，许多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入驻其中。文革期间，东交民巷被改为反帝路，很多老建筑遭到破坏。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因城建需要，巷内的一些西式建筑如汇丰银行、怡和洋行、俄罗斯使馆、德华银行的旧址先后被拆除，并在胡同周边兴建了很多现代化的高层建筑，整条街的历史风貌遭到了严重破坏。
　　东交民巷现存的外国建筑还有法国、英国、美国、比利时、日本、意大利、奥匈等国的使馆旧址，以及正金银行、花旗银行、东方汇理银行、俄华银行、圣弥厄尔教堂、法国邮政局等机构旧址。如今这些地方大都作为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办公地点，如北京警察博物馆（花旗银行旧址）、中国法院博物馆（正金银行旧址）、紫金宾馆（比利时使馆旧址）等机构。
　　经过多年的修复、整治和规划建设，现在的东交民巷已成为了一处集使馆、教堂、银行、官邸、俱乐部为一体的欧式风格街区，也是北京仅存的二十世纪初的西洋风格建筑群，这里不仅是近代欧洲建筑艺术的缩影，更是列强用枪炮打开中国大门后的实物遗存。2001年，东交民巷使馆建筑群作为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了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加以特别保护。
　　最沉重的历史
　　作为曾经的各国使领馆集中地，东交民巷自然见证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比如前来向各国宣示民族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决心的五四运动学生，民国时期的许多大人物如溥仪、黎元洪、张勋、段祺瑞等也都曾藏匿于此，李大钊也在这里的苏联使馆中被捕，然而最为人所知的是上世纪初的那场著名的战斗，当慈禧在庚子年6月20日向十一国宣战后，并下令清军和义和团攻打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直到8月14日，联军攻入北京内城，被围困56天的东交民巷使馆区解围。
　　攻打外国使领馆的行为并不是多么让人称颂的爱国举动，从一出闹剧最后变成了一场悲剧，在只有500名各国士兵把守的东交民巷，数万名义和团在装备精良的清军配合下攻打东交民巷56天，一波又一波的进攻都被击退，一批又一批的义和团战士倒在枪炮下，数千名战死的义和团将士最终成为了使馆围攻战的祭品。在这次战斗中，损毁的不只是外国使领馆和周边的建筑，还有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附近翰林院内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珍本也被战火焚毁。
　　自元代形成街巷以来，数百年历史的东交民巷，既不算长，也不算短，特别是晚清风云变幻的大历史全都沉淀在这条巷子里。行走在东交民巷，感觉很复杂沉重，在封建愚昧、固步自封的清政府专制统治下，当时的中国与世界先进诸国的差距是如此之大，落后就要遭受欺辱，这是一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在整个民族处于内忧外患、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无论当时社会的哪个阶层都给出了自己的救国救民方案，有的主张全盘西化；有的主张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有的主张改良；还有的要革命。
　　义和团运动的参与者都是中国最底层的人群，在国难当头，囿于自身的认知水平，他们也天真地给出了自己的方案扶清灭洋，在缺乏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正确的方向引领下，义和团在各地都出现了许多极端的行为，比如焚毁教堂、杀教士教民、仇视所有的来自西方的事物等，这是在荒唐年代催生出来的荒唐行为，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和不幸。经此一变，中华民族终于磕磕绊绊地走上了现代化的革新自强之路，然而破除蒙昧，始终是我们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如今我们也不能用当代人的认知和唯意识形态理论去割裂建筑与过去历史的联结，要客观地看待那段历史，作为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我们要保护的这些建筑群落，并不是因为它们多么美轮美奂，多么稀缺独特，而是因为留住这些建筑也就是留住了历史记忆，让后人通过这些建筑能够记住那段屈辱的过往，并进行思考自省，才能更稳更快更好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