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盗宝第一案

　　在1959年的8月中旬，北京下了几场雨，将故宫这座历史王朝的宫殿冲刷的更加庄严肃穆，也更有一种历史的沉积感。
　　8月16日早上接近7点的时候，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田义和等人将故宫的前后门打开，也为了让工作人员能够打扫庭院卫生，开启新一天的参观。
　　按照惯例，田义和也会现在故宫里面巡视一圈，这也成为他多年工作的一个习惯。
　　结果，当他刚刚走到了＂珍宝馆＂的时候，脸上也充满了震惊。
　　因为他发现，养心殿北门下方的一块玻璃被别人直接打碎了，玻璃的碎片甚至都已经撒落到了台阶之上，这种情况，在之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故宫就是备受国家重视的地方，在内部也有着极为严密的管理制度，按理来说，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田义和停顿了一会，感觉到大事不妙，就没有再进入养心殿，赶紧找来其他的两位工作人员，让他们保护好现场，自己则匆匆忙忙地跑向保卫科的方向。
　　早上8点，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安林带着部分警力来到了现场，三位技术人员也在一个小时后赶到了故宫。
　　他们经过了全面的勘察以后，也了解到了情况：
　　养心殿分为三大间，南北两面各有安着玻璃的房门，北面的门已经锁死了，平日里人员进出都是走南门；
　　室内中间的一间房子里陈列着金银器皿和珠宝玉器，西面放着两个首卷柜，编号为＂故宫一号首卷柜＂，南面陈列着玉册10页以及金册6页。
　　经过现场陈列员的核对，发现西面陈列的金册，14页中丢了8页，北边的柜子里丢失了金质鞘和镶宝石的佩刀5把，其他的陈列品完好如初。
　　技术人员们很快进行了勘察，从现场提取到了碎玻璃、一副被撬坏的门锁及合页、还有左右掌纹2个、指纹5枚、鞋印1枚以及人体表皮一块。
　　公安局的同志们在现场一共拍摄了40张照片，准备带回去研究。
　　故宫的文物遭到盗窃，这绝对是一起能够让全国都震惊的大案件。
　　市局在现场就直接召开了紧急会议，要求全面部署破案工作，并请公安部能通报全国，若出现嫌疑人外逃的情况，那么就需要全省市的兄弟们共同破案。
　　专案组的民警们最先怀疑是否是监守自盗，在案件没有水落石出之前，珍宝馆的一些工作人员也被列为了重点审查对象。
　　通过大量的普遍调查，珍宝馆中的工作人员一个个被排除了嫌疑，这条路也很快堵住了。
　　一部分警力在故宫内部审查，而另一部分则在外面对现存的40多万分指纹档案进行比对，特别是那些刑满释放后的劳动人员。
　　还有一部分警力已经来到了古玩店，对可疑情况开展了全面调查，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两个多月的调查时间里，侦查工作还是没有突破性的进展，谁是盗宝者，依旧是个谜。
　　8月17日，隔壁天津市公安局接到了北京方面13通电话后，对这起国宝被盗案高度重视，在通告中写道：
　　被窃的珍品为无价之宝，不仅在经济上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更重要的也是多层面的影响；
　　要求各部门像对待自己案件那样积极侦查，对港口、外贸、珠宝等行业严密控制，坚决防止国宝外流和变卖，一旦发现就要及时通报。
　　这是一场＂硬仗＂，所有人都知道，时间拖的越长，案件侦破起来难度越大。
　　1959年11月11日，在一列上海开往北京的列车上，列车员突然注意到了两位农民打扮的小伙子，这两人的表情十分不安，特别是在看到查票以后。
　　于是，列车员过去查了他们的车票，发现他们不仅没有票，反而还没有任何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
　　经过检查他们的随身物品，竟发现了金古钱以及碎金块，列车员问了几个问题，两人都没有办法回答，一直都是支支吾吾。
　　很快，天津红桥区公安分局治安科接到了通知，并很快将人带回去做进一步审查。
　　那个手上带着碎金块的青年名叫武庆辉，时年20岁，是山东人。
　　据他最开始的供述，是在11月9日的时候，和弟弟一起从山东老家出发去北京找工作；
　　两个人先徒步抵达了寿光县城，乘坐汽车去了益都，在那里待到夜里3点，然后扒火车去了德州，再到沧县，随后又扒火车到天津西站，过程中因为无票无证件而被调查。
　　当然，公安机关对他们扒火车的过程并不怎么关心，大家关心的是他们身上的钱和黄金到底是从哪来的，一个出行要靠扒火车的人，怎么身上还能有金子。
　　面对提问，武庆辉也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他的父亲告诉他，在屋门口有一个罐子，里面有金子，于是他在一个月前将罐子给刨了出来，取出了金子，随后将罐子埋回去了，家中的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件事。
　　另一位接受调查的青年名叫武良玉，他所能交代的，除了想去北京找工作外，其他的什么也说不出来。
　　11月13日，天津警方将这些消息通知了北京警方，希望对方能够尽快将故宫被盗现场的提取物和这两人对比，北京警方的工作人员很快开始了技术鉴定。
　　因为现场有指纹，发现武庆辉左手的食指、中指部位和现场留有的指纹痕迹相同。
　　所以，专案组很快给出了结论：珍宝馆养心殿文物被盗案现场的痕迹正是武庆辉所留下的。
　　有了这样的证据，天津公安局的同志们迅速出动，前往武庆辉的原籍，从他居住的房子里找到了一个埋藏的小木箱，发现了5页金册和5把宝刀，还有用赃款购买的收音机以及其他作案工具。
　　谎言彻底被揭穿，武庆辉也不好再隐瞒什么了，于是在逮捕证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案件终于真相大白
　　武庆辉在铁证面前已经无处遁形，最终交代了案件的全部经过。
　　1959年，武庆辉因为身患疾病就先退学了，先是在家劳动，可后来感觉到劳动非常辛苦，自己也不想在农村过苦日子，于是就去北京找他的三姐。
　　因此，在7月20日的时候，他第一次前往故宫中参观，这次去只是逛逛，还没有非分之想。
　　过了几天的时间，他三姐又给了他一元钱，这次去了北海和景山公园。
　　可逛完这两个景点之后，他还是想着去故宫转转，看到珍宝馆中放着不少的玉器、金器等，当时他就想，这些东西肯定值不少钱。
　　在北京呆了一段时间，他也没有找到工作，渐渐身上就没钱了，三姐的经济能力有限，没有办法养着他，于是，他便猛然想到了在故宫当中看见的珍宝。
　　8月15日下午，他又去了故宫，随身还带着书包和钳子，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先在大殿中转了转，到了下午4点多进了珍宝馆的南门。
　　考虑了一阵之后，他觉得那些大的玉器实在是太过显眼了，所以也没有偷，看到那些金板和宝石刀后，他认为这些东西拿回去之后好保存，也有机会卖钱，于是就下定了决心。
　　下午5点，他藏在了一个夹道中的公共厕所里，在里面呆了三个小时的时间，一直等到夜幕降临。
　　整个故宫鸦雀无声，武庆辉也确定了里面应该是没有人了，于是他偷偷从厕所当中出来，顺着木板爬上了墙头，跳过去就是南门了，门上有个大锁，他也打不开。
　　于是，他潜入了放置金板的房子里，用钳子将玻璃砸碎，偷出了金板，他口中的金板，就是金册。
　　随后，他又折回到北面，用钳子砸开了北头的柜子，拿出了5把刀子，想着差不多了，再多的也带不走，于是就将东西全部放在了包里。
　　最后，他将南门的一处门栓给抽了下来，这才离开了故宫。
　　紧接着他匆匆忙忙地溜回了三姐的家中，三姐问他去哪里了，还发现了他那个沉甸甸的包，武庆辉一看瞒不住了，就将全部的事情向三姐说明了。
　　三姐第一反应不是让他自首，而是觉得北京已经不安全了，让他回老家躲起来。
　　就这样，在8月17日，他给三姐留下了两块金板，并把其他的东西带回了老家，据他所说，姐夫都不知道这些事。
　　之后，他将其中的一块金板剪碎，并且到银行卖了碎片，得到了116元，后来又去潍坊市的银行卖了些碎金，这次得到了879元，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天文数字了。
　　有了钱之后，他购买了半导体收音机，还买了新的裤子和鞋子，并给远在北京的三姐一笔钱，也算是和知情人绑在一根绳上。
　　后来，武庆辉的生活渐渐回归平静，可是他天天都忐忑不安，觉得这件事肯定要被继续追查，再加上他在有了钱以后，也就不愿意劳动了。
　　为了让自己踏实起来，他决定去北京看看，然后再去西北找工作，这样距离远，就不会被发现了。
　　于是，他找来了同乡的武良玉，提出了一起去找工作，两人就扒了火车前往北京，结果还没到天津就被发现了。
　　1960年，武庆辉接到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他因为盗窃国家珍宝，还剪毁变卖，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性质非常恶劣，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而他的姐姐，也因为不检举，反而放任弟弟逃跑，分得金册，以窝藏和分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这起案件告一段落了，可引起的思考还有不少。
　　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却能在故宫盗窃到珍宝，这本身就已经说明了很多，他能偷走金册，却一直都觉得金册的价值仅仅就是金子，反而按重量卖掉了。
　　武庆辉口中的金板，正是康熙为了孝顺皇后而专门打造的纯金＂证书＂。
　　每页都长23.15厘米，重约20两，上面铸满了满、汉文字，四个角都有小金环。
　　这种皇家的金册，不仅材质为纯金，镌刻工艺也非常精湛，价值不可估量。
　　而就是这样的14页金册，居然丢了8页，重量为160两。
　　武庆辉偷走的刀，同样也是珍宝，这是顺治帝和乾隆皇帝都曾使用过的，刀把上镶嵌着宝石，刀鞘上面还包裹了黄金，用料上乘，工艺也十分先进。
　　只可惜，被武庆辉所剪烂的金册，已经没有办法再复原了，后人也再也看不见它了。
　　自此以后，故宫一直加大了安保力度，为的就是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发生，任何一件国宝失窃，对于国家文物来说都是重大的损失。
　　这也是导致故宫再5点钟就要关门清查的原因之一，当然，故宫选择的关门时间还有其他多方面的考虑，不过安全的问题，是故宫首要重视的。
　　参考
　　穆玉敏. 建国后的故宫盗宝案(上)[J]. 档案春秋
　　新中国故宫盗宝第一案[J]. 纪实
　　王志君. 揭秘新中国故宫盗宝第一案[J]. 政府法制